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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乔·里德
股票经纪人/唱片骑师
夜店门童
斯马蒂
我有时候会想，我只不过是把人们在网上做的事情搬到线下来做而已。我在街上做着人们关着门在室内做的事情。我不希望回看自己的生命时，觉得那只是一段空洞无聊的时间，只有性，而没有爱。那有点悲哀。过了30岁还这样漫交，就不怎么酷了。我今年28岁。
午后，我们坐在埃塞克斯西部边缘巴克赫斯特山的咖世家咖啡店里，我跟斯马蒂已经聊了好几个小时，却几乎没问过一个问题，他一直滔滔不绝。在旁边一桌坐着的两位母亲已停止谈话，正一边用脚轻轻推着、摇着婴儿车里熟睡的孩子，一边听我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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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金融城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向美国靠拢，它的工作制度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改变，工作人员不再吃午餐了，他们午餐时间在办公桌前工作。这是一种三明治文化。伦敦式的生活，也就是吃一顿正式的午餐、喝点小酒，已经过时了。这种改变扼杀了这座城市原本的个性、文化和结构，我对此不再存有幻想。
那个房间很脏，床垫的宽度基本上等于房间的宽度，房间特别小。我说：“请稍等。”我往回走，试了试门锁，幸好门没有锁上。我不知道如果房门被锁上，会发生什么。我打开门，飞快地沿着走廊跑出去，直接跑到员工楼梯，没有用公共楼梯。员工楼梯很窄，只能容一人通过。我双手扶着两边的楼梯扶手，用最快速度把自己往下送，不知不觉就冲到地下室。于是我又往上爬，这时候，我听到楼梯间的脚步声。我走到一楼，迅速离开那栋大楼。我满耳都是街上的车辆声。然后，我收到一条短信：“你还好吗？怎么了？”总之在那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去梅菲尔。
我仍然追求新的时尚。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所有西装都有不同颜色的衬里，我才不跟金融城普通的股票经纪人一样呢。我连那种佩斯利花纹的衬里都有。剪裁也各不相同。口袋也不只是开一条口子，而是加了口袋盖。就在这儿。高翻领。布制纽扣。纽扣的用布和西服是同一款。翻领是打开的，我是说我在别人这么设计西服之前好久，就已经这么设计我的西服了。西裤是越往下裁得越细，有时候会做短一点，裤脚在鞋跟以上的5厘米处，这样就可以露出我的袜子。那个时候，还没人这么做呢。
两周过去后，我又想去散散步，走着走着我听到有人叫我：“丹尼尔！”我转过身，正是那个男仆。他刚从巴黎回来，对工作感到有些消沉。他看起来很累，很低落。我们聊了一会儿，交换了电话号码。我就想，我为什么不干脆跟他上床呢？我发信息给他说：要不要来一炮？他说，那你到梅菲尔这个酒店来吧。他让我去晨光套房，551号房间。我来到梅菲尔这个宏大而令人震撼的酒店，穿着整套西装，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走进去，到处问人晨光套房怎么走。我身穿着巴尔卡牌黑色布洛克式<a id="ch4-back" href="#ch4"><sup>(4)</sup></a>便鞋，非常绅士地穿过走廊，看到一排排房间，我从一个侧门闪进去，直接上五楼，来到551号。我敲了门，他打开门，身穿一件白色毛巾浴袍。我走进去说：“不错啊，床呢？”我看了看那个类似床的东西，那是一张黑色橡胶床垫，上面放着一套用滑石粉涂抹过的束缚套装。
阿玛尼西装确实是金融城大部分男孩的首选。但我穿的是定制西装。我有保险行业的工作背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都是量身定做西服。
我就这样坐在他身边，通过倾谈知道他是威尔士人。他问我是不是在附近工作，我说是的；之后我们随意聊了一会儿。他说他给梅菲尔一户有钱的爱尔兰人家做贴身男仆，伺候那家人。他说那家人非常有钱，他跟他们一起去法国旅行过，他们还收藏很多艺术品，家里有罗伯特·亚当斯<a id="ch3-back" href="#ch3"><sup>(3)</sup></a>设计的家具。这时候我跟他说，我能给你找点乐子吗？他说行啊，去哪里呢？我说，就在这里吧……他说，不，不，这里太暴露了。我说，好吧，我想在开放空间做。他说，要不你来我平时玩的会所吧。我说行。于是我们一起走到梅菲尔的这家会所。不知怎么的，我们最后去了停车场，因为他认识在停车场工作的人。我们就在楼梯间完了事。那是我第一次在楼梯间做这事。我说了再见。他说，别去跟陌生人说话。我就离开了。
他们一般穿三件套，戴一块有表链的怀表。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戴圆顶礼帽的人也不多。圆顶硬礼帽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流行，现在你很难找到戴圆顶礼帽的人了。有时在蓓尔美尔街和圣詹姆斯公园附近，你会看到戴这种帽子的人从私人酒吧里出来，但确实很少见了。
我以前经常穿深蓝和海军蓝相间的条纹西装，带手帕。一天晚上，天下过雨，我带着伞，不知道为什么，我最后去了梅菲尔。我当时应该只是想去散散步吧。那个时间回家太早，天刚下完雨，天气又很清爽。我来到路边的一个小角落，准备过马路；突然有一个人过来抓住我说，你是迷路了吗？我说，没有啊，我没事，谢谢你，然后我点点头，继续往前走。然后他也就转弯走了。这时我转念一想，不，我要跟着这个人。我跟着他走出梅菲尔，一直走到海德公园。他走进公园，然后在一条长凳的边沿坐下。我继续往前走，心里却想着，好吧，他坐下了，那我也转回去吧。于是我往回走，直接往长椅走去，一屁股坐在他身边。我看到他带了一份《爱尔兰时报》，在用钢笔写一张生日贺卡。他着装正式，鞋子上带有流苏，身上穿着灰色条纹衣服。
我再讲个例子吧。现在戴方框眼镜的人这么多，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它其实是20世纪60年代的款式。我从十四年前就开始戴这种眼镜，那会儿没人戴这种。大家那会儿都戴阿玛尼的小圆框眼镜。我戴的是用全民保配的黑色的眼镜，大框，很是出彩。就有点像，啊，迈克尔·凯恩<a id="ch5-back" href="#ch5"><sup>(5)</sup></a>那样，就像他在《伊普克雷斯档案》和《偷天换日》里那样。他是我的偶像，因为他有魅力，他身上有伦敦东区、伦敦东南部那种粗野的考克尼的魅力，且聪明过人，拥有街头智慧，尖锐，十足的伦敦风格。他对我而言就代表着伦敦。迈克尔·凯恩绝对就是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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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伦敦西区的那段时间也做唱片骑师，推广夜店的业务越做越大。我只想在西区最大的夜店办派对。我有非常稳定的入场量，大概500到600人。我当时有个当演员的好友，他早年出演过电视剧《东区人》。他很帅，我们俩凑到一起真是完美的组合。我有那种“我可以为英格兰代言”的风格，还有我的风趣以及对音乐的热爱，加上他的帅气，真是完美极了。他有很多女粉丝。我也有很多女粉丝，因为她们喜欢我的音乐。那些天的晚上，我们会让夜店里塞满人。他演完戏，就来和我一起在交易所工作。他也做期货，我们有一个场地，用来卖这些夜店门票。在夜店开门前，就能卖出500张门票。这样利润就来了。就算票价是10到15英镑一张，在卖现场票之前，我们就能赚到5,000到6,000英镑。因为我们有市场，一栋大厦里有3,500人，大家都想去参加派对。我们正是利用了这个优势。我记得我们的第一个夜晚，那个夜店叫“橘子梦”，我们最初用塑料信用卡来发出派对邀请：我想你也知道信用卡是用来干什么的，记住，我们可都是股票经纪人呀。我们都处在一个交易的环境里，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人在那里做毒品交易。很多人吸可卡因。我们用信用卡邀请别人参加我们的派对，这些信用卡就作为门票卖出去。没有纸质票，你收到的只是一张信用卡，上面用金色字写着“橘子梦”。我们在制卡上可没省钱。
皮卡迪利广场有一间小屋，现在已关闭。那里曾有一个公共厕所，如今不复存在。大概是五年前被关的吧。那里太简陋、太黑了。哦，对了，衬裙巷市场也有一个公共厕所。我朋友说他有一次去那里，老二都差点被人剪了，所以我还是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