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贝托·埃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羊群’是一串同心圆，从离圆心最远的‘羊群’到离圆心最近的‘羊群’，都围绕着同一个圆心。麻风病患者只是象征普遍意义上的被排斥在外的人，圣方济各明白这一点。他不仅想帮助麻风病患者，如果只是那样的话，他的行动就会降格到一种微不足道的慈善行为。他另有深意。他们对你讲述过他向鸟儿传道的事情吗？”
“当我有了这副眼镜，能够再读韦南齐奥的手稿时，那也将永远是同样的手稿。但我读过那份手稿之后，我也许会更好地了解一部分真相。而也许，我们会使修道院的生活有所改善。”
“但是您刚才谈的是其他的被排斥者，并非组织异教运动的麻风病患者。”
“但是那还不够啊！”
“我看你这个本笃会的见习僧，读的东西倒挺奇怪。”威廉评论道，我满脸绯红，因为我知道一位见习僧是不该读爱情小说的。然而在梅尔克的修道院里，那些小说却在年轻的僧侣之间传阅着，我们经常在夜里点着蜡烛偷看。“不过，没有关系，”威廉接着说道，“你明白了我想说什么。那些被排斥的麻风病患者是想把人们都拖入他们的苦难之中，而你越是排斥他们，他们就变得越坏；你越是把他们看做一群想毁了你的妖孽，他们就越是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方济各修士都明白这一点，他们把生活在麻风病人中间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如果不把自己融入被社会排斥的人群中去，上帝的子民是无法改变自己的。”
“阿德索，看来我说得太多了。我不是第一次跟你谈到罗杰·培根。也许他并不比其他时代的人更聪明。但是，他那种激励自己热爱知识、满怀希望的魅力始终吸引着我。培根相信贱民的力量，理解他们的需要，接受他们精神上的创新。如果他没有想到穷人、无立足之地的人、愚钝的和没有文化的人经常使用上帝的嘴在说话，那他就不是个好的方济各修士；如果他有可能近距离地了解他们，他就会比当地修士会的人更关注小兄弟会。贱民有时比学者知道得更多，因为学者在对极其普通法则的探讨研究之中经常迷失。他们往往有个人的直觉，但这种直觉是不够的。贱民发现了一种真理，也许比教会里的导师们更真实，但他们把真理耗费在不经思索的欠审慎的行为之中了。那么该怎么做呢？向贱民传授科学吗？太容易，也太困难了。再说，传授什么科学呢？阿博内藏书馆里的科学吗？方济各会的导师们给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伟大的波拿文都拉说，智者应该用清楚的概念去解释蕴含在贱民行为里的真理……”
“是的，我还记得国王马克的一段故事，他判了美女依索尔德火刑，正要让她登上火刑架，来了一群麻风病人。他们对国王说，火刑是一种太轻的惩罚，还有一种更厉害的惩罚。那些麻风病人对国王叫喊道：把依索尔德交给我们吧，她是属于我们大家的，病痛烧灼着我们的欲望，把她交给你的麻风病患者吧！你瞧，我们的破衣烂衫都粘在了流脓的烂疮口上，她在你的身边享受着锦衣玉食和珍珠宝物，当她看到我们麻风病人住的院子，当她走进我们的陋室跟我们一起躺下时，她真的会承认她的罪孽，后悔自己没有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架上！”
“正像佩鲁贾方济各大会和乌贝尔蒂诺博学的专题论文，把贱民对守贫的向往变成神学的决议。”
“在基督徒眼里，他们是游离在羊群之外的另类人。羊群憎恨他们，他们也憎恨羊群。基督徒巴不得他们这些患麻风病的人统统都死掉。”
“是的，可你也看见了，这一切太晚了，贱民的真理变成了强权者的真理，掌握这真理对路德维希皇帝来说，比对一个生活贫穷的修士更有用。怎么近距离地体验贱民的经历，这么说吧，就是怎么保持其勤劳的美德，以及拥有为改变和改善世界而工作的能力呢？这就是培根曾经提出的问题：没有文化教养的粗鲁人所做的事，其产生的效果往往是偶然的。贱民的经验会产生野蛮和失控的结果，知识的功能是受到某种法则保护的，它们会有效地实现应该达到的目的。他认为新的自然科学应该是有学识之人的新的伟大事业，协调社会的基本需求，那是贱民所期待的，尽管这些需求是成堆的，混乱无序的，但有真实与合理的部分。只不过，在培根看来，这项宏伟事业应该由教会来领导，我认为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里，当世俗教士与当学者是一回事。如今情况不同了，有学识的人也产生在修道院和教堂之外，甚至也产生在大学之外。在这个国度里，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就没有当过僧侣，而曾是一个卖香料的商人。我说的这个佛罗伦萨人，你也许听到过人们谈论他的诗篇，可我从来没有读过，因为我不懂他的通俗拉丁语，而且他的作品，据我所了解的部分来看，大概我不会太喜欢的，因为他夸夸其谈，所论及的事情也离我们的经历太远了。不过，关于对元素和整个宇宙性质方面的理解，对于如何领导国家，我想他为我们写下了最高明的篇章。和他一样，我和我的朋友们认为，人间事务不该归教会来管，而应由人民开会来制定法律，将来也同样应该由有学识的群体提出崭新的富有人性的神学，因为神学是自然的哲学，有正面的魔力。”
“见过，有一次我见到上百个麻风病人在一起。形态怪异，皮肉溃烂发白，拄着拐杖瘸着走路，眼皮肿胀，眼球泛血，他们不是在说话或喊叫，而是像老鼠似的吱吱叫。”
“无比美好的事业，”我说道，“但是可能吗？”
“被边缘化了。农民不再是农民，他们没有了土地，或者他们的土地很少，不能养活自己。市民不再是市民，因为他们没有手艺，也不属于某个行会，他们地位卑微，是猎物。你在乡下偶尔见到过麻风病人的群体吗？”
“培根相信有可能。”
“怎么排斥在外？”
“您相信吗？”
“不错，正因如此，才使得羊群的性质难以确定。牧羊犬和牧羊人只顾相互厮杀，根本顾不上照应羊群。羊群中的一部分就被排斥在外了。”
“我也是一直相信的。但要相信其实现的可能性，就需要肯定贱民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具有个人的直觉，那是唯一可信的。但是，如果个人的直觉是唯一可信的，那么科学又怎么能通过直觉重新总结出普遍规律呢？而那种正面的魔力又怎么通过反映普遍规律变成切实可行的呢？”
“并非如此。牧羊人跟牧羊犬斗争，因为两者都想从对方手里夺得权力。”
“对啊，”我说道，“怎么能够呢？”
“对上帝子民的构成你有明确的概念。一大群羊，有善良的羊，也有邪恶的羊，被凶猛的牧羊犬即武士们看守着，或在当政者、皇帝和僭主的权力控制之下，或在牧师、世俗的教士以及神的代言人的权力控制之下。形象清晰易见。”
“这我就不知道了。在牛津大学，我曾经跟我的朋友，奥卡姆的威廉有过许多争论，现在他在阿维尼翁。他在我头脑里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因为，如果唯有个人的直觉是正确的，那么，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效果，这样的命题就变得很难成立了。同样的物体，可以是冷的也可以是热的，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可以是湿润的也可以是干燥的——在一个地方是这样，而在另一个地方就不是这样了。如果我不动一个手指就能营造出无穷无尽的新物体的话，那我怎么能够发现支配事物保持井然有序的普遍的关系呢？因为只要手指一动，就会改变手指和所有其他物体之间的地位关系。这些关系就是我的头脑用来感知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联的方式，可是怎么保证这种感知的方式是普遍的和稳定的呢？”
“这怎么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