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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的门有两道——而非一道——新锁，都是雷布森牌。雷布森是没话说的好锁，而且其中一道还附加了他们新出的防盗滚筒装置。这玩意儿不像他们广告里说的那样防盗，不过也不是一盘碎猪肝，所以我还是花了一番工夫才解决它。要不是我家里有一对跟它一样的锁，时间怕要耗得更久。一道在客厅，我可以边听唱片边练习闭着眼开锁，另一道就在我家的前门上，好防范没我用功的小偷入侵。
用的是钥匙。“那婊子换了锁，”克雷格告诉我，“不过她要是换掉楼下那把锁，邻居肯定会骂死她。”这把钥匙是省了我几分钟时间，因为那锁还挺像个样。我把钥匙放进口袋，走向电梯。不过电梯里有人，梯笼正朝我降下。我可不太想看到亚门或波洛克——拉芬威尔住在一楼——然后又想到电梯里面有可能就是他，他刚上屋顶花园浇完水，这会儿正要回到楼下。也罢，我沿着走廊继续往前，走到了楼梯处，爬上两段铺了地毯的楼梯，来到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的门前。我按了两下门铃，听着里面的叮当声，又敲了几下门——完全是为了保险起见。然后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之后便移开耳朵准备开工。
我开了锁走进去，当然这回是睁着眼的。在把身后的门关上以前，我先把公寓巡视了一番。以前有那么一次，就因为我懒，结果后来才发现那公寓里有具尸体，那情形可真让我窘迫得无地自容。经验确实是好老师，因为我们真的会记住它的教训。
我走出公园——这不需要钥匙或德国回炉钢片就能办到——穿过街道，手里提着公文包，爬上十七号的台阶。楼有四层高，是希腊复兴派建筑中的代表作，建于十九世纪初。依我看，原先四层楼只住一户人家，全家的杂物和旧报纸都堆在地下室。可是由于生活水准日益下降——这话我敢说亨丽埃塔小姐也同意——现在每层都住着不同的人家。我研究了一下玄关处的四个门铃，略过标着亚门、波洛克和拉芬威尔的那几个——这三个名字合起来，倒挺像专门设计工业园区的建筑师事务所——按了标着谢尔德里克的铃，走进去。
没有死人，而且除了我以外也没有活人。我退回去把两道锁都锁上，砰的一声把公文包丢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玫瑰木鸳鸯椅上，两手滑进绷得紧紧的纯橡胶手套，然后开始行动。
七点三十分，亨丽埃塔小姐微微打起瞌睡来，慢跑的人也跑到别处去了。说得更确切些，一名留了淡金色及肩长发、穿着印花上衣和小麦色牛仔裤的女子走下了西区格拉梅西公园十七号前面的石阶，看了看手表，然后朝二十一街的转角走去。十五分钟过去了，她还没回来。除非这幢建筑里有两名符合上述描述的女人，否则她应该就是克里斯特尔·谢尔德里克——著名牙医克雷格·谢尔德里克未来的前妻。要是她已经出了她的公寓，那就轮到我进去了。
我玩的这游戏名叫寻宝。“我可真想亲眼看着你把那地方剥得只剩光秃秃的四面墙。”克雷格这么说过，而我现在就要全力以赴完成他的心愿。看来这里不只有四面墙——我走进客厅、设备齐全的餐厅、一间大卧室、一间装潢成兼做电视房的小卧室，外加一间厨房。厨房里有一面假砖墙和一面真砖墙，以及众多挂在铁钩上的铜制深锅和浅锅。厨房是我的最爱。卧室很俗气，偏偏又装饰成一副洁白无瑕的样子。小卧室到处是棱角，刻板乏味，客厅则是个大杂烩，展示了几世纪以来各种品位糟糕的典型。我就从厨房开始，在冰箱门的奶油隔板上找到了六百美元。
“怎么，对啊，”她说，“就是像狗一样。”
说起找东西，翻冰箱应该错不了。会把钱放在厨房的人可真多得吓人，而且其中很多都是把钱塞进冰箱。冷钱，我想着。不过我捞到六百靠的可不是平均数游戏。我有内线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