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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外面不再嘈杂，游客们仿佛都走远了。我只注意到伍里奇和他那温柔的眼睛。他喝光了咖啡，用餐巾擦嘴。
“你得试着习惯。”他一边说，一边关上了我身后的门。
“我们得到了指纹，一个不完整的指纹。”他说。或许看到自己手指上的纹路，他才想到了这件事。
第一通电话是下午4点打来的。当时，我已经看了几小时糟糕的电视节目，又读了一会儿往期《大都会》杂志的问答专栏。布里约快速从床上爬起来，向两个技术人员打了个响指，其中一位已经去拽耳机。他用手指比画着数到三，示意我接起手机。
他把报纸拿过来，浏览了关于谋杀事件的报道。他的手指沿着每一段文字边缘移动，很快便被油墨染黑了。读完文章后，他看着自己变黑的手指，先是用拇指蹭了蹭，然后又用纸巾擦了擦。
“是查理·帕克吗？”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也没有，只是偶尔见面。我们约会过几次，前几天我还去了她家，看看是不是一切都好。天哪，真是太糟糕了。”
“请问你是？”
“你们经常见面吗？”
“我是雷切尔·乌尔夫。”
“不太好。”他说，“我只睡了三小时，每隔二十分钟还会醒一次。我总会想起弗洛伦斯朝自己嘴里开枪的样子。”
我看向联邦探员们摇了摇头。他们显然松了口气。我用手遮住话筒：“喂，你们要遵守最小化原则，对吧？”有人按了一下录音机，将它关上了。布里约重新躺在干净的床单上，手指扣在脑后，闭上了眼睛。
他鼓起了双颊，深呼一口气，轻轻地将头从一侧摆到另一侧，就像汽车后座上的点头狗装饰一般。灰色从他的鬓角蔓延至所有的头发，皱纹从他的眼角和嘴角生出，就像精美瓷器上的裂痕。
雷切尔似乎感觉到电话对面发生了什么。
“你还好吗？”我终于开口问道。
“你方便说话吗？”
苏珊和詹妮弗死去后，他陪我去警察局接受审问，在外面等了四小时。第一天晚上，我在医院大厅里哭了一夜。我既不想回家，也不想和沃尔特·科尔待在一起，不仅因为他参与了调查，也因为我当时不想看到他的家人。于是，我去了伍里奇那间狭窄但整洁的公寓，墙上摆放着很多诗集，诗人有马维尔、沃恩、理查德·克拉肖、赫伯特、琼森，以及罗利。有时他会引用罗利的《虔诚信徒的朝圣》。他把自己的床让给了我。葬礼那天，他冒着雨站在我身后，任由雨水落在他身上，像眼泪一般顺着帽檐流下来。
“有人和我在一起。我能不能一会儿再打回去？”
我还记得他来参加詹妮弗的三岁生日派对时，头上戴着用硬纸板做的小丑帽子，手里拿着本杰瑞的樱桃加西亚冰激凌。他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被三四岁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包围着，显得有些尴尬。但是当他帮孩子们吹好气球，或者在他们耳朵后面变出硬币时，却又显得格外高兴。他模仿农场里的动物，教孩子们怎样用鼻子顶住汤匙。离开的时候，他的眼中充满了悲伤。我想他大概想起了他女儿从前的生日派对，那时他还没有失去她。
她把家里的号码告诉我，又说自己晚上7点30分才会回家，我可以到时候再打。我谢过她，挂掉了电话。
但伍里奇和我有了更多交集。我们偶尔会遇到，也一起喝过一两次酒，然后我回家，他回到特里贝克空荡荡的公寓中。他给过我尼克斯队比赛的门票，来我家吃过晚餐，也送过詹妮弗一只巨大的玩具大象作为生日礼物。当我一杯接一杯地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时，他只是在一边看着，既不评判也不打扰。
“女朋友？”布里约问。
没有人知道是谁杀了她。听闻女友死去的消息，汤米·洛根似乎非常震惊，甚至顾不上担心他的妻子会发现。或许由于珍妮·奥尔巴克的死，汤米决定对生意伙伴更加慷慨，但一切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年之后，汤米·洛根也死了，他的喉咙被割断，尸体被丢在皇后区的波顿桥下。
“是我的医生。我有低耐受综合征。她希望经过几年的治疗，我就能忍受别人无聊的好奇心了。”
他说得对，珍妮·奥尔巴克的公寓充满了怀旧气息，就像是一个穿着喇叭裤、留着山羊胡的家伙。不过这对珍妮·奥尔巴克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