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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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传教士入华，一直受到各领域理论研究学者的青睐，很大原因是这段历史中的材料足够丰富，同时又足够单纯。丰富是因为尽管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交流早就开始了，但论深度、广度以及可用到的中西材料，明末清初都是之前时段难以企及的。而单纯是因为鸦片战争以后，尽管有更多的历史材料，但这以后历史有太多的政治军事经济因素掺杂其中。建构理论的人都偏好背景简单的时间段，这样可以减少理论中的变量。因而谈论现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在牵涉到中西对比的时候，往往都会回溯到这段历史。但讲理论，谈趋势，往往要牺牲的就是个体的多样性。比如跟杨光先（1597-1669）同时代的薛凤祚（1600-1680）就很少被提及。薛凤祚出身书香门第，年轻时学习陆王心学。中年后跟传教士学习了西方数学。他是最早学习对数、三角函数的中国人。薛凤祚在康熙时期以及后来的乾隆年间，都被公认为一代大才，学贯中西，受时人追捧。他把对数和三角函数中的几何知识运用到治水中，用来计算河道和河流速度，写下了《两河清汇》（两河指黄河和京杭运河）一书，是兼具中西方知识的治水名著。包括这本书在内，他有三本书被收入了《四库全书》。清代人写的书能被收入《四库全书》中，就是乾隆时期一流学者群体对该书价值的肯定。《四库全书》的编辑在《两河清汇》的书前提要中写道，薛凤祚的学问是跟着西洋人学的，在当时被称为青州之学。青州是山东益都县，是薛凤祚的家乡。学问能以家乡来命名，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极高的认可。可惜的是，薛凤祚在现当代书写的清代历史中极少被提及。除了专门的数学史论文和书籍，他的名字很少出现。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他身上没有中西冲突，有的只是中西汇通。

早年制定政策的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欧洲教廷内部发生了巨变。从1750年代开始，耶稣会在欧洲受到排挤打压，各国相继取消了耶稣会。1773年教皇宣布解散了耶稣会。（直到1956年，罗马教廷才又恢复了耶稣会的地位。现任教皇方济各就是耶稣会神父。）所以1760年代以后，留守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基本没有了欧洲的支持。在乾隆日渐对西方感兴趣的时候，耶稣会没有能力再派人到中国来。乾隆发现来北京效力的西洋人越来越少，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文明冲突理论本来就是基于西方历史发展出来的，在中国找材料吃力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冲突了上千年，互相都不能接受对方。文明冲突理论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后来的学者，非要把信奉“君子和而不同”的儒家文明也加入到这个理论中，就出现了各种削足适履的事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入侵中国，这时候看起来仿佛有很多冲突，但这些都是具体利益冲突，而非文明的冲突。英国在跟清朝打两次鸦片战争的同时，还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俄国、伊朗、新西兰等众多国家作战。英国打的这些殖民主义战争的核心是经济利益，这和后来与清朝有相似文化背景的日本人侵中国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当然历史就是历史，结果就是传教士没有等来基督教解禁的那一天。但有这样的结果，不等于必然是这样的结果。长期以来，写史的人都希望妙笔生花，把一个个故事讲得逻辑井然，头头是道，同时还希望自己能发前人之未发，概括出事件背后的大势。在历史中总结规律的想法源自于18-19世纪的西方史家和哲学家，他们受到西方科学革命的影响，希望像研究自然界的物理现象一样，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找历史规律主导了现当代历史研究，同时也支配了现当代的历史书写。这一影响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史家热衷于讲抽象的“大”历史，而忽视了历史中的个人和那些有血有肉的细节，以及个体生命轨迹中展现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就是华语世界的一流史家如陈寅恪，他那部拒绝历史规律、深挖历史细节的《柳如是别传》，在出版半个世纪后，依然不被重视，甚至有评论为陈寅恪惋惜，认为这部书浪费了他晚年的时间和心血。但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历史并不抽象，它就是由一个一个鲜活的个体共同演绎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应该重视历史中的个人，以及接受个人命运及其带有的偶然性和不可测部分都可能会影响到历史。

为什么说是在找材料？因为这些学者面对传教士这段历史，都只对冲突、矛盾的部分有兴趣，只看符合他们理论的那一面历史。纵观清初历史，哪一个与传教士有关联的汉人得到现当代学者最多的关注？是杨光先。为什么这个在清初士林都排不上号的末流人物，到了谢和耐等现当代学者那里，变成了热点，还把他当成时代的代表？就是因为他写下了反传教士、反基督教的论著，为各种冲突理论提供了大量弹药。反过来说，也是因为当时没有真正的名流反基督教，没有“更好”的素材，才让杨光先在后世“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比如前面提到的带了7000本欧洲书籍在明朝万历年间再次进入中国的金尼阁神父。回到中国后，他渐渐开始后悔在教皇面前赞同利玛窦把天主教的神（deus，英文译为god)翻译成中文“上帝”这个词。随着他对中文研究的深入，他认为这个基督教里最关键的词翻译得不对，铸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最后他在1628年一天的清晨四点和神父们一起做完祷告回到房间后，上吊自杀了。自杀在天主教神父中是极其罕见的，而且对于教会来说是丑闻。当时的罗马教会内部都是用密信外加密码交流此事。15之前金尼阁神父为买书到中国一事，在欧洲云游募捐筹款，这让他在欧洲很有名气。现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还藏有一副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在金尼阁到安特卫普（Antwerp，比利时城市）募捐时，为金尼阁画的身穿中国儒家衣服的全身像（见图8.2）。金尼阁神父出人意料地自杀身亡，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损失就是他要进行的西学翻译事业戛然而止了。我们其实谁也不知道，玄奘要是在路上遇到强盗，没能把佛经带回长安，没把印度的佛经翻译出来会怎样影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过二人个体生命中的偶然性，肯定或多或少都影响了某段历史的演进。

20世纪初开始，最早对禁教的解释是中国文化排外。这个说法确实找到了不少国人排外的例子作为证据支撑。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以后，排外理论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冲突理论。二者的区别是“排外”带有贬义，认为是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排斥；而文化冲突把中西文化放在同样的高度，认为冲突的根源是二者不匹配。就像离婚中说性格不合，双方没有高低之分，谁都没有过错，只是不合而已。这个理论最有名的论著是法国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这本书最早的1982年法文版，标题是Chine et christian-isme：action et réaction。后面的小标题 action et réaction 是西方世界流行的谚语，来自牛顿力学第三定律，中文直接翻译出来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句谚语用在谢和耐书里的意思是，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在中国施加了一个作用力后中国产生了反作用力。在牛顿定律配搭下，这句谚语还有一层隐含意思，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等的，但同时方向又相反。也许是这个副标题太隐晦，三年后，198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英文版中，把小标题改成了“A Conflict of Cultures”，这样就直白地把“文化冲突”的意思表示了出来。这本书用到了很多中文的材料，同时又把中西文化对等研读，国内早在1989年就有第一个中译本问世。这本书在国内一直受到重视和推崇，先后有多个译本，深深影响了国内对这段历史的看法。表面上看，这本书对于之前的排外理论是一个进步，但是根子上二者并没有区别，都是预设基督教被禁是文化上的问题。谢和耐想找寻到底基督教哪里在中国水土不服，在这个问题指引下，谢和耐找出了很多当时文人写出的反基督教言论，然后分析这些言论文化上的根源，从而得出结论：中西文化的不兼容是清初传教失败的原因。该书的最后一章把不兼容上升到了语言层面，说中西文化的不兼容是中西语言结构上的差异导致的。西方研究中，认为语言是交流和文化的载体，语言表达结构决定了人的思维方式。因而谢和耐讲到的语言结构不兼容是超越文化层面的更深层次的不兼容。谢和耐讲的文化上、语言结构上的问题，本质上并不是历史问题，只是他把这些问题放进了这段历史中，来取用素材。所以从历史取材这个角度上讲，谢和耐和持排外理论的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不同，都是在预知基督教被禁这个结果后，跑到历史中找自己需要的材料，来论证自己要论证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