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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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清皇帝会派洋人做自己的“钦差”出访？这些传教士和康熙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能得到康熙的信任？这些都是本书要探索的问题。红票的拉丁文下面，还有十六位来自欧洲各国的在京传教士，为康熙发出的红票签名，确认红票内容的真实性。

红票受到关注，也是近二十年来的事。长期以来，红票里面提到的“事情明白之后”是什么事情，康熙为什么发这张红票到欧洲，都是个谜。因为大清所有官修史书都没有提到过这张红票，与之相关的事件也完全没有记录。2011年牛津大学图书馆中国古籍部主管大卫·海里威（David Helliwell）在网上分享了一段他与红票的故事。海里威说，早在1970年代，他就在牛津一座书库中看到过一张红票，当时是卷起来和一个木板绑在一起的。上面只是简单有个库存编号，也就表示前任馆员们都不知道这张红票的历史，不知道应该把它归到哪里去。当时海里威打开看后也没有头绪，又把它原封不动放回了原位。一直到1992年，他去参观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中西印刷文物展的时候，展出的一张红票让他回想起十几年前在牛津书库里见过的那张。展出中，关于红票的简单历史脉络已经被法国国家图书馆馆员整理了出来。海里威回去后，很快就找到了牛津书库中的那张红票。当他再次把卷起来的红票打开，给红票做相应的索引介绍的时候，发现红票背面有很浅的铅笔印记“EDouce”。海里威说这表示红票是古籍收藏家法朗士·戴希（Francis Douce，1757-1834）捐给牛津的，也就是说这张红票在牛津书库里放了一百多年，一直没人知道其来历背景。海里威把他发现这张红票的经历写出来发到网上，很快收到世界各地发来的消息，告诉他还有哪些地方也藏有红票。经过统计，现在世界各地有18张红票，它们是：

这些签名的传教士和康熙又是什么关系？康熙和传教士关系密切并不是什么秘闻，当年传教士在寄回欧洲的信中经常炫耀他们和康熙的关系，以至于有些欧洲人燃起了一丝希望：康熙有没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罗马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皇帝）？

这是一封印刷品，按理说价值不大。但拍卖前，拍卖行给出的估价是70万到80万元。拍卖行估到这个价位，显然是做过功课的。在拍品介绍的底部，提到红票只在欧美十来所图书馆有馆藏，在中国内地（大陆）与香港、台湾地区尚未发现过该票，在华语地区是第一次出现。

从中国的政治史角度看，康熙和传教士的关系也很特殊。大部分传教士都没有官衔，却能往来于宫中，侍奉在康熙左右。紫禁城按功能分为内廷和外廷。大臣上朝议事，处理公务都在外廷；内廷算是皇帝的私人领域，是皇帝生活起居与日常办公的地方。让当时朝臣都羡慕的是，传教士被康熙允许出入内廷。尽管有几个传教士在朝廷也有过官衔，负责天象观测这种技术活儿，但按理他们都是不能出入内廷的。出入紫禁城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不要说日常出现在皇帝身边。以前的研究者大多都认为，传教士能在康熙左右，是因为康熙对西学感兴趣，传教士对他有用处。这种说法颠倒了先后关系。兴趣源自接触，康熙对西方学问的兴趣，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古往今来，能长时间接触到皇帝，先决条件都是信任。所以先后顺序应该是，康熙先有了对传教士的信任，才会有和他们的接触，从而他们才有机会教康熙西方的学术和技术。只有康熙学习了这些知识以后，他才能对西学有兴趣，也才能理解传教士那些学问的用处所在。

文字的内容很直白，就是康熙向欧洲陈述一个事实，说他在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和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派了两组人到西洋去，现在人都没有回来。除了一些各方面不知真假传回来的消息，他派出去的人并没有正式文书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