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彼得大帝使团和教皇新使团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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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康熙）把翻译叫到宝座附近，再把我叫过去，就开始“考试”了。他先问我是否带来跟音乐相关的新东西。我回答说我有自己创作的新曲子。然后，他又问我创作中是否用了一些新方法，问我是否使用哆、来、咪、发、唆、拉音符来谱曲。我回答说我使用了。他问我是否会在“拉”之后添加“西”（这是法国教授音乐的方式），或者说有没有不用“西”这个音符的其他方法。他说的这个其他方法指的是意大利方法，在“来”这个音中有上升突变，在“拉”中有下降突变。我回答说使用哪个方法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用意大利的方式举例讲解了其中的变化。他问我是否会用哆、来、咪、发、唆、拉音符唱曲。我说我嗓子不好，唱起来不好听。尽管如此，他还是让我试一试。他开始唱起来，我跟着他唱，他很满意。然后他问我是否知道缩短的音符，像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三十二分音符。翻译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们只好用手来比划。我其实已经明白了问题，但还是等他们解释。然后我回答说，我不仅知道这些音符，而且还知道它们的用处，知道没有它们很难写出好的曲子。他问我是否知道升音符（sharp）和降音符（flat），在这里我没有等翻译，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看着皇帝，问他是不是这些······然后我开始用升调来唱出音符。他高兴地说：“是，是，好，好，好。”47

敕谕俄罗斯使臣伊兹麦伊洛夫：

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原因使康熙能不厌其烦，耐着性子和欧洲保持联系呢？这正反映了康熙是个世故圆滑的皇帝。因为那时的康熙急需欧洲人和他们的技术。这种需求在当时是很现实的，无法以其他方式替代。耶稣会神父在康熙年轻时给他介绍了欧洲的文化技术，康熙知道的越多，对欧洲文化技术的兴趣就越浓，需求也越大。康熙在1700年以后，不止一次通知南方口岸的官员，注意发现欧洲过来的有真本事的洋人。后来，遇到有技术的西洋人，广东的官员自己就摸索出了一套方法，来鉴定这些人是否有真本事。擅长绘画的马国贤神父和擅长音律的德里格神父，都是广东官员先面试过一轮后，再奏报给康熙的。德里格神父还记录了他第一次见到康熙，康熙面试他音乐知识的场景：

尔国君主恭请朕安，愿益敦两国之睦谊，祝中国愈加繁荣昌盛，诸事成功等情之奏书，朕已收阅，贡物皆已收下，凡事皆已当面降旨。着尔恭记朕旨，转告尔君主，事竣妥为返回。特此敕谕。”1

尽管这段满文谕旨说的是让传教士小心，但这最直接地反映了康熙的真实想法。康熙知道也明白中西不调和之处有很多。从历史的角度看，康熙是一位很务实的君主，他一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坚持。作为一个国土同时横跨中亚、东亚的君主，他当然清楚各个文化有不同之处。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哪一个宗教都和儒家传统学说有冲突矛盾的地方。康熙也不会天真地以为儒家和天主教教义是相通的。所以耶稣会神父笔下那个要捍卫文化传统的君主只是他们理想中的康熙，真实的康熙是一位现实的、没有文化偏执的皇帝。

全文其实就两句话。第一句确认大使入京带来的礼物和问候都收到了。第二句可以说是一句空话，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康熙把交待的事都省略了，用了一句“凡事皆已当面降旨”带过了。这说明康熙不想朝廷部门和官员知道他和俄罗斯大臣商谈的具体内容。但同时他又需要朝廷部门出具公函，因而不得不用他们。这份文书档案的下面还有备注，是康熙要求理藩院选用特别纸张来写这两句话。从备注上看，第一次用的龙笺纸，康熙不满意，让他们换成“香笺纸”来重写。72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份文书是形式大过内容的操作。最后，理藩院尚书亲自把这份大清出具的文书在紫禁城午门前交给俄罗斯大使，送他离开，算是完整地为俄罗斯使团走完了整个程序。约翰·贝尔也特别记录了1721年2月26日这天最后送交文书的过程。他说理藩院尚书反复对俄罗斯大使讲，这又是康熙破例，以前从没出具过这样的文书。73

《易经》尽管是儒家六经之一，可以看作是哲学书，但说到底，这是一本传统占卜的经典。特别是里面的卦象卦图，这些和天主教教义是有根本冲突的。康熙很明白这一点，因此很着急，告诉北京传教士，要是你们写的这些《易经》的书落到了颜珰、刘应手中，这还怎么解释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不矛盾？所以康熙对传教士说，如果你们这样写书，“朕亦无法解释或说明”。康熙说这句话，并不是他过于小心，而是他已经有过切身体会，要论述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互通是不容易的。当年他和多罗会见的时候，多罗举出儒家主张为父报仇，而天主教不允许的例子，康熙就已经觉得不容易辩驳了。康熙明白，要是对方再把《易经》中的东西翻出来，那就更没有办法继续了。这也是康熙为什么要把北京全部传教士召集到一起，亲口警告他们的原因，而且还叮嘱他们“不可轻忽”。

教皇第二个入华使团

颜珰就是反对天主教徒继续参与中国礼仪活动的核心人物，康熙和他的会面上一章已经讲到过。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是法国耶稣会神父，他是法国国王选派，当年和白晋、张诚一起最早入华的五位法国传教士之一。康熙接见过他，也知道他。刘应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学习了中文以后，强烈反对天主教徒参与传统中国礼仪活动。他是持反对意见中很有名的一位，也是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一位。所以康熙这里特别提到了他。

1720年12月17日，也就是俄罗斯使团入京差不多一个月后，康熙得知教皇特使嘉乐（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一行离北京只有差不多七天的行程了。康熙把北京所有传教士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通气会。康熙知道艰难的谈判即将开始，他必须在嘉乐到来之前，给所有他身边的传教士统一思想，在北京这边建立统一战线。这时距离上次1706年康熙与教皇来使多罗会晤已经过去十四年了。在这十四年中，康熙私下和北京传教士多次谈到过中国礼仪的问题，他也知道这些传教士各有各的观点。他身边的德里格神父和马国贤神父就是著名的支持教皇禁约的传教士。康熙知道他们的观点，但并不妨碍他和二人的交往。前面提到过，尽管康熙知道德里格神父赞成教皇的命令，但并没有为难过他，还把他介绍给皇子。德里格和皇四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有很好的私交。

览白晋所写一文，其中引语多为繁杂。日后若有颜珰、刘应一类人物出来，则必款款皆难解释。若不从今日起有所谨慎，朕亦无法解释或说明。所有西洋人应当共同商议为妥，决不可轻忽。46

教皇特使没有来的时候，康熙对这些传教士的各持己见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深究的。因为在康熙看来，禁止中国礼仪也好，允许也好，是他们教内之事。但眼看教皇特使马上就要入京了，康熙不得不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和观点。康熙在会上，向传教士指出了三点：首先他明确表示他对中国礼仪问题的观点没有变，跟十四年前一样，认为天主教教义和儒家的礼仪是相通的，所以天主教应该允许中国传统风俗礼仪活动；其次，他要求所有传教士跟教皇特使嘉乐表态他们是遵守利玛窦规矩的；第三，如果传教士们在之后的谈判中有什么疑问和想法，要先向他报告，不允许私下发表意见。康熙临时提出这三点要求，其实正好说明康熙这些年并没有表示出很强的姿态来强调利玛窦规矩。74所以他才觉得有必要在与教皇使节会面前，特别亮明他的态度。

最能反映康熙真实想法的是他私下的谈话。康熙虽然表面上坚持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互通，不矛盾，因而天主教应该允许中国礼仪相关的活动。但私下康熙很清楚天主教教义和中国传统儒家有很多不相通之处。他表面上坚持的观点，并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不过是为了在天主教世界继续中国礼仪活动而硬着头皮坚持的。1711年6月，康熙还在翘首等待他的出访使节回复的时候，耶稣会神父白晋把他新写的《易经》注解拿给康熙过目。康熙看后很着急，下旨让他身边的奴才把所有在京的耶稣会神父叫到一起，告诉他们：

七天之后，也就是12月24日，嘉乐一行到达距离京城大约五十公里的窦店。康熙派他的奴才去见了嘉乐，询问嘉乐一行的真实目的，让他们如实禀报。嘉乐刚进入中国时，禀报说他们是来感谢康熙这么多年优容传教士的。康熙当然知道这并非事实，所以派人再去问。康熙还让他的奴才告知嘉乐，现在彼得大帝的使团就在北京，要是你一个教皇使团到了北京，遮遮掩掩连出使目的都不实说，传到俄罗斯使团那里不好听。这其实是康熙的惯用招数。康熙知道天主教的教皇这边，一般不愿意落下什么口实到东正教的俄罗斯那边。听说俄罗斯人也在京城，嘉乐也觉得隐瞒他的出使目的有点上不了台面。他本来准备把有争议的问题留到和康熙会面的时候谈，现在他在康熙奴才的催问下，交代了他出使的两个目的：一是恳请康熙允许他号令所有在华的天主教神父；二是希望康熙能够同意在华天主教徒遵守教皇对中国礼仪的禁约。75

除了封锁欧洲的消息以外，德里格还说耶稣会神父打着康熙的名义警告欧洲不要乱发消息入华。其中一封邮寄到欧洲的信，耶稣会神父是让康熙身边的奴才赵昌签字的，让欧洲不要把有关禁约的内容发到中国来。赵昌其实在欧洲的教廷那边已经小有名气，因为一直是他在替康熙打理所有跟西洋人有关的事务。当然，可以想象，康熙对德里格反映的事情应该是半信半疑的。一方面，德里格所言部分地解开了康熙长期的疑惑，为什么他的使节出发近十年，一点信息都没有发回来。另一方面，康熙也知道德里格和耶稣会神父是有矛盾的。康熙看完德里格的折子，并没有大的举动，只是吩咐把折子转给他的两个儿子看。

康熙看了嘉乐的呈报之后，首先取消了原定于27日的会见，同时命令嘉乐一行不得进入北京城。然后，康熙嘲讽地回复说两个请求他都准了，条件是嘉乐把他的神父们都带回欧洲去遵守教皇的禁约。同时，康熙补充道，要是有技术的传教士愿意留在大清继续效力，那么他们可以私下遵守教皇的各种规矩。康熙虽然没有直接挑明，但道理上是要嘉乐明白，教皇的权力仅限于传教士，这里的其他臣民还是他康熙说了算。嘉乐随后又向康熙提交了教皇让他带来的各种正式信件，以及教皇禁约的全文。27日，康熙再次回复说，他可以安排所有的在华传教士和嘉乐在北京会见，然后嘉乐可以把他们一起带回欧洲去。嘉乐看到康熙的这个回复很慌乱。因为他不远万里出使大清，到了北京城外，却迎来了最差的结果：一方面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到，同时又毁掉了天主教在华上百年来打下的基业，使所有传教士被逐出中国。76

尽管德里格的奏折中很多事的真假无法查证，但他所说的罗若德一事是有据可查的。1712年10月11日，广东巡抚满丕上了一封满文折子，转交了罗若德的信。满丕在折子中还说，他收到罗若德的信后，专门去找广州的神父们鉴定过，广州的神父说信确实是教皇发出的。45

在嘉乐新的回复中，就没有和康熙谈正事了，而是和康熙谈人情，希望康熙念在他万水千山，一路舟车劳顿的分儿上，开恩让他先休息一段时间，不要赶他离开。长途跋涉是实情，同时这也是嘉乐争取时间的策略。”康熙看到这个回奏，也没有继续逼嘉乐，而是谈了一下他对中国礼仪之争的看法。康熙指出整个争论是他们天主教内部派系之争。为了支持耶稣会神父，康熙指出教皇在处理整个教内纷争时有失公允。因为上一回的来使多罗就是传信部派出的成员，现在嘉乐又是这个会派出的，康熙反问嘉乐，教皇这样安排，“公道何在？”康熙行文看似是抱怨，实则在为耶稣会神父出头，鸣不平。78这一通抱怨是在还没有开始具体谈判礼仪问题之前，就给嘉乐扣上了不能公平处理纷争的帽子。这样，嘉乐还没有开始谈，就已经被康熙怀疑其公正性了。

但一些新出现的汉文、满文奏折，说明康熙确实如德里格、多罗所言，是有可能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接受不同意见的。1715年，德里格给康熙上过一封汉文密折，折子开头就希望康熙保密，不要把折子内容透露给他身边的奴才，因为那些奴才都是站在耶稣会神父一边的。“3德里格的折子的核心是向康熙说明为什么那么多年都没有他两个使团的消息。按德里格的说法，是耶稣会神父有意屏蔽了欧洲过来的消息。德里格在这封折子中向康熙讲了教皇禁约的大概内容，同时告诉康熙欧洲所有天主教修会都表示遵守教皇禁约，而且特别点出在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都已经明确表示了要遵守教皇禁约。德里格告诉康熙，中国地方上的耶稣会神父早就收到了罗马发来的教皇禁约，但是以纪理安为首的北京耶稣会神父阻止教皇禁约在中国流传。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在华西洋人都知道了新传来的禁约，而没人禀报给康熙的原因。为了说明耶稣会神父的霸道，德里格还提到了西洋人罗若德。44 1712年罗若德在澳门上交给广东巡抚一封教皇寄给多罗的信件，那时多罗已经去世，他就转给大清朝廷。德里格说，在澳门的耶稣会神父知道罗若德把信给广东巡抚后的当天晚上，就逼着罗若德登上了一艘离开澳门的船。

嘉乐看完康熙对争论的理解以后，开始反过来探康熙的底，希望知道康熙到底对教皇禁约中哪些条款有异议。嘉乐给康熙的回奏中，请求康熙明示到底哪些条款可行，哪些不可行。嘉乐明言，如果康熙指出不满意的条款，在他职权范围内能修改的，就按康熙说的修改。如果条款是他无权修改的，他会把康熙的意见带回欧洲，让教皇决定。同时，嘉乐提到恳请康熙理解他作为使节的角色和责任。79

流行的说法是康熙是要捍卫中国文化，要从道理上说服西方。前人有这样的看法也不奇怪，因为一直以来，北京耶稣会神父就有意要把康熙塑造成文化捍卫者的形象。他们希望这样罗马教廷可以看在康熙皇帝的权威上有所让步。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中，耶稣会神父把康熙描绘成文化捍卫者，完全吻合欧洲对东方开明皇帝的想象。他们自己心中的伟大皇帝就应该这样。3因此，耶稣会神父对康熙这样的人设塑造在欧洲很成功。康熙身边的乐师、遣史会派到中国的德里格神父（Teodorico Pedrini，1671-1746）就反复说过康熙不像耶稣会神父说的那样，他是可以接受不同意见的君主，而且完全有可能接受教皇对中国礼仪的禁约。在德里格之前，多罗根据自己和康熙的接触也说过相同的话，认为康熙是有可能接受禁约的。多罗认为，之所以康熙不能接受，是耶稣会神父从中作梗，误导康熙。多罗写过信直接点明这一点。“但是，历史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书写的。无论是多罗还是德里格，他们留下的资料、信件，在后人看来，都有很多偏见，不够客观。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文字完全没法和耶稣会神父留下的记录做比较。耶稣会神父对事件做的记录，都是丝丝入扣，各种材料互相印证，让人无从反驳。“2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基本都相信耶稣会神父们的记录的原因。

康熙毕竟是南征北战的君主。他收到嘉乐的回复后，马上很自信地让属下传话给嘉乐：“尔教王必交与尔两样表章条约，命尔到中国见景呈奏。”80康熙从嘉乐回奏的口吻中一眼看出，他那里准备了多个方案，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调整方案。这也就是康熙所谓的“见景呈奏”。康熙在嘉乐表示可以变通，也就是有谈判空间以后，就不具体参与谈判了，而是让北京传教士去和嘉乐谈细节。同时，康熙准备打感情牌，让嘉乐感受到他的善意。两天以后，也就是12月31日，他在畅春园接见了嘉乐。在这次会面中，康熙和嘉乐没有谈论有争议的问题，整个会谈气氛很融洽。1721年1月的前两周，康熙和嘉乐主要是在互赠礼物。康熙说北京天冷，送了一件貂皮袄子给嘉乐，同时他还让御膳房给嘉乐派吃喝，这是满人君主传统中把对方当贵客，表示亲近和关心的一个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