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彼得大帝使团和教皇新使团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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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认为康熙的参与不同寻常，他完全可以简单粗暴地处理这个问题，但他没有。那为什么康熙会耐着性子参与到这场耗时耗力的争论中去呢？
可惜的是北京传教士并不能和嘉乐在礼仪问题上达成共识。北京传教士内部其实都没有共识。传信部派到中国的德里格和马国贤神父认为教皇禁约可以在中国施行，嘉乐不需要做任何修改。但北京耶稣会神父不同意教皇禁约，认为在华没法执行。让康熙没有想到的是，他选择作壁上观和不干涉被有些北京传教士认为是默许了教皇禁约。德里格和马国贤在私下竟然恭贺嘉乐，说他完成了教皇的任务。康熙发现北京传教士内部都无法统一意见后，在1月17日通知嘉乐，让嘉乐不要听任何一方观点了，以后以他说的为准。81而且康熙发现，传教士作为翻译各怀私心，把自己的意思加到了翻译中。康熙告诉嘉乐说：
简单来讲，康熙完全可以把所有中国礼仪相关的争论都当成无稽之谈，那么这样我们也就不会在这里（开这个会）了。或者，他就坚持他自己的想法，无论想法是什么，他都可以坚持。他有权力这样做。他完全可以把一些传教士赶出中国。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参与、争论、劝解，有时候还要发火。他真的很投入地在参与。38
尔前日在朕前亲见，众西洋人言语参差不成规矩。朕之旨意，通事之人不能尽传于尔。尔回奏之言，又加私意上奏，言语不同，事体不能明白。82
约翰·贝尔解释说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是天主教内部的耶稣会和多明我会两边的争论。他作为基督教新教徒都没有兴趣了解，因而很惊讶康熙会有兴趣掺和进去。西方研究康熙的权威、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在1990年代一次关于“中国礼仪之争”问题的研讨会上，也对康熙参与到争论里面表示很疑惑。史景迁这样评价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嘉乐再次呈上教皇禁约的全文，希望康熙直接指出哪些条款是可以在中国施行的，哪些是不可以的。嘉乐再次强调，他能做主的，就按康熙的意思改；不能改的，他把意思带回教皇那里，再行定夺。康熙当然明白这是嘉乐在探他的底线。如果康熙给出了逐条批复，那么嘉乐就知道到底具体应该怎么修改了。康熙没有逐条批注，只是在禁约后用红色御笔写了一段批注，全面地否定了禁约。（图6.1）
从任何角度来审视，一个异教的皇帝有兴趣参与到天主教内部的纷争中去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37
该批注的最后一句，最有名，后来的学者引用很多。康熙写道：
康熙皇帝文韬武略，南征北战，是世界历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君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康熙都完全可以按照他的想法决定传教士、天主教以及礼仪等众多问题。他完全有权力这样做，根本不需要和欧洲任何一方啰唆。但在与罗马的沟通上，康熙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耐心。就连到京的俄罗斯使团也看出了这个问题，很惊讶为什么康熙大帝会有耐心跟天主教争辩这些理论问题。俄罗斯彼得大帝派使团1720年11月9日入京，比教皇使团早二十五天。两个使团到北京后都互相知道，康熙还一起接见过双方使团。双方也都用北京的传教士在做翻译，两边使团成员私下也有往来。俄罗斯的随团医生约翰·贝尔（John Bell）是苏格兰人，在他的旅行游记中就记录了康熙参与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而且还评价道：
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康熙的耐心
后来的史家以这句话作为铁证，认为康熙有意禁止天主教。但看过康熙前前后后数十年不厌其烦的各种安排，都会知道，这句话是谈判中的常规技巧。康熙深知他作为皇帝的权力在哪里，也知道教皇那边的软肋。还没有见到嘉乐时，康熙已经威胁过嘉乐一轮，告诉他，你如果要坚持禁约就把传教士都带回去。现在威胁的话直接变成了禁止天主教。康熙的措辞也很有意思，禁止的理由是：“免得多事”。
对于康熙来说，红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艾若瑟被允许回大清，同时教皇又派了第二个使团亲自来解释。不幸的是，艾若瑟病逝在回大清的船上。他的汉人弟子樊守义守着他的棺材一起抵达广州。广东巡抚向康熙报告了樊守义的回归。康熙看完报告很疑惑，命令巡抚详查樊守义，因为康熙怀疑艾若瑟是在路上被害死的。但是，巡抚严查以后，并没有发现艾若瑟之死有可疑之处。康熙还是不相信，后来见到教皇的使节，还当面发火说道：“中国所使之人，一字不回，都暗害杀死。”36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在1月18日这天让他的奴才把禁约批文递给嘉乐的同时，还附了一道御旨，上面写着以后就用文字方式沟通，不要再见面。同时，康熙再次提到俄罗斯使团，表示如果不能达成共识，他会像上次一样再印红票，把各种道理印出来，让俄罗斯人带到欧洲去。如果康熙真如其批文所说，想要禁教，“免得多事”，他就没有必要再附上这样一道御旨，威胁要印刷红票，通过俄罗斯把道理讲到欧洲去。这完全不是怕“多事”该有的样子。康熙为什么要这样？原因很简单，因为康熙先前已经断定嘉乐来的时候有备选方案，对他来说，最好的结果是直接看到嘉乐的底牌，到底教皇能够让步多少，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再来和嘉乐谈。康熙对禁约的批注以及附带的御旨只有这一个目的。
红票传到欧洲以后，确实给教皇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艾若瑟回到欧洲，各国的教会内部早有耳闻。红票让欧洲知道原来艾若瑟是康熙皇帝的使节。这让教皇在道德层面很难堪。当时18世纪的欧洲已经很开明，拦着别国的使节不让回去是不可接受的。教皇在1717年收到红票后，赶紧召见了艾若瑟，让他回去复命，并让他用身体原因为借口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回去。34艾若瑟走后，教皇迅速筹备了第二个赴华使团。教皇准备了一封长信让使团带给康熙。这封长信除了官方问候文字，还用了很多笔墨向康熙解释四位使节的遭遇。35
嘉乐在葡萄牙里斯本等待去中国船的时候，教皇确实派人给嘉乐送去了备选方案。83这一点康熙应该事先不知道，不过他还是猜到了。
康熙红票中玩的这个计策，他早年就用过。在与噶尔丹汗交战时期，康熙从一个俘虏那里得知达赖喇嘛早已圆寂多年，统治西藏的桑杰嘉措却一直对大清隐瞒这个消息。康熙当时不愿意跟西藏方面把关系闹僵，这样很难收场。康熙在他的使节离开北京前，秘密跟使节交代，去了西藏不要质问达赖去世的消息，只需要坚持和达赖会面，看桑杰嘉措怎么说。33康熙红票就是这样，把四个人的名字都写出来，要教皇给一个交代。红票的内容是康熙用满语口述的，汉语是他身边的奴才翻译的。文字没有经过康熙的内阁大学士润色，完全是口语，而且细读还不通顺。这也说明康熙一直坚持他跟罗马的联系是他的私事，不把朝廷里面的人牵涉进来。
不出康熙所料，嘉乐收到康熙的批注和谕旨以后，很焦虑。第二天，他呈上了禁约的解说方案，写道“嘉乐来时，教王还付于臣条约解说一张”，请康熙过目。嘉乐给出的解说，就是对礼仪问题中一些活动给出了通融，总共有八条。84八条如下：
康熙红票的内容没有讲道理，也没有表明他任何观点，只是简单陈述一个事实，就是我派了人出去，但都没回来。康熙发出这封信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派出去的四个人中有三个已经去世了。四个人的名字一起点出来，就是要教皇给个说法。
第一，中国基督徒在家中被允许使用上面仅仅刻着亡者名字的牌位，在这个牌位旁边必须附有一个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的恰切说明。立这块灵牌必须没有任何迷信的暗示，必须避免一切恶表。
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自西洋来的众人。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又有乱来之信，因此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什么书信，总信不得。因此，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第二，不是迷信的，也不会被怀疑为迷信的礼敬亡者的民间礼仪，可以得到准许。
红票的全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