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彼得大帝使团和教皇新使团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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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孔子的民间性礼拜是准许的，也准许用牌位敬拜他，牌位上必须没有迷信的刻字，并且需要伴随着对天主教信仰的声明。同样，在修订过的牌位前准许点燃蜡烛、焚香和供设食品。

康熙让内务府印刷的红票，是一封让往来的西洋船只带回欧洲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上有汉文、满文、拉丁文三种文字。由于印刷的墨色为朱砂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红票交给广东官员，让他们分发给所有“有头面”的西洋人，让他们带回欧洲。同时，康熙也把红票交给俄罗斯的往来官商，让他们也帮忙传递给欧洲。

第四，允许在葬礼上使用蜡烛和香，但需张贴必要的声明。

1715年3月19日，教皇重申了1704年他签署的关于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礼仪活动的谕令。教皇知道他的谕令发出去了十年，相关的争论还在持续。他进一步确认之前的决定，希望这样能够平息争端。31一位英国船长在1716年8月来华贸易的时候，把教皇关于中国礼仪的决定全文带到了中国。32康熙从北京耶稣会神父那里看到了该决定的翻译。康熙很气愤，认为他派出去的人都没回来，而且他已经等了近十年，不能就这样接受一份随便抄来的教皇决定。于是康熙决定主动出击，既然等不回他的使节，他就昭告天下。本书所写的红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第五，在修订好的牌位面前，以及棺木面前允许叩拜和匍伏敬拜。

康熙发给欧洲的公开信

第六，桌子上可以准备美味珍肴、水果、肉和其他按风俗习惯供给的食品，在灵柩前面或周围可以放置修订过的牌位。也必须作必要的声明，没有任何迷信的色彩。所有这些都是向亡者表示孝爱和尊敬。

1712年以后，现存的奏折中开始有不少沿海官员上报西洋人和物的折子。以前都不知道为什么沿海官员这时期突然开始定期报告西洋来船和物了，这都是因为康熙挂念他派出去的使节的缘故。29特别要注意的是1708至1712这几年，是康熙人生中比较艰难的几年。这一时期正是康熙被太子废立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1708年康熙废太子，1709年又复立太子，1712年再废太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康熙在百忙之中，被家庭内部问题搞得心烦意乱之际，还惦记着他派去欧洲的神父们。这些汇报西洋人事的奏折为后人提供了很多有用信息。比如著名的宫廷画师，后来一直活跃到乾隆中期的耶稣会士郎世宁，他的入华消息最早就是广东巡抚1715年汇报给康熙的。30

第七，可以准许在中国新年和其他节期向着修订过的牌位叩头。

康熙收到这些消息后，也算一块石头落地，好歹终于有使节到了罗马。这之后，康熙开始等待使节回归了。两年前，也就是1710年，广州巡抚范时崇奏报过，他从澳门人那里听说，康熙派出的龙安国和薄贤士已经沉船身亡。范还请旨康熙应该如何处理当时软禁在广州的几位神父。那几位神父是康熙交给范时崇，让他等龙安国和薄贤士回到中国以后再发落的。康熙告诉他，什么都不要变，继续照看那几位神父，等待他派出去的第二个使团回归。27不过，康熙对两位神父去世的信息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死讯当时也无法证实真假。康熙交代沿海官员继续查证。后来1718年另一位巡抚上的折子中提到他从西洋人那里得到信息，龙安国和薄贤士二位神父确实已死亡，验证了范时崇的报告。28

第八，在修订过的牌位前可以燃烛和焚香。在墓前也可以供设食品，只要采取上面提到过的预防措施即可。85

1712年8月，康熙终于等到了消息。距离使节离开北京已经六年。葡萄牙人苏霖神父（José de Suarez，1656-1736）上奏康熙，他从欧洲朋友的来信中得知艾若瑟见到了教皇，人现在还在罗马。同时苏霖神父还解释说，这是他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这封信所在的葡萄牙大船在人华途中耽搁了。苏霖专门解释这个细节，是因为不久前康熙才派人问过北京传教士。尽管苏霖解释了，康熙还是不相信，认为这些神父有意隐瞒。24好在两天后，康熙收到一封沿海官员的奏报，奏报中也提到了苏霖神父说到的大船，也说这条船延误了。25这样康熙才相信了传教士的话。10月1日，苏霖神父再次上报，他又收到一封信，也提到艾若瑟已经到了罗马。信中还说，葡萄牙国王接见过艾若瑟，而且还派遣了使臣去罗马，劝说教皇不要听信多罗的话。금

康熙收到这八条通融条款以后，很满意。这变相同意了中国天主教徒参与很多之前被禁止参与的传统活动，要求是参与者自己发一个声明。尽管康熙还是让嘉乐把他关于中国礼仪的评论带回给教皇，但他马上全盘接受了通融条款。康熙早就看出天主教这个内部争议是扯不清楚的，同时也看出这八条通融条款确实做出了很大让步，教皇已经给足了他面子。他借着这个通融条款下了台阶，结束了这场争论，应该说对各方面都是最好的结果。

1710年3月，康熙通知两广总督，让他关注所有将要来华的西洋船只，一有消息，迅速奏闻。20 8月，两广总督禀报多罗去世。21康熙在回两广总督的折子上，让他继续关注西洋来船，有信件和消息都迅速奏报。22 1711年夏天，康熙还是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于是又几次派人去问北京传教士，仍然未果。23

尽管在嘉乐拿出通融条款之前，康熙在谈判中的文字，以及给教皇禁约下的批注，处处透着他的威严和愤怒。但有意思的是，他收到嘉乐通融条款三天后，态度又变得和蔼可亲，气全都消了。他把所有北京传教士和嘉乐召集到一起，对嘉乐说：

等了两年什么也没等到，康熙在1709年春决定增加信息收集的渠道。在4月份，也就是西洋船到来之前，他通过朝廷的官方渠道，下旨给江西、福建的巡抚，以及两广总督，让他们留意西洋过来的包裹和信件，有新的发现立刻上奏。下给这几位封疆大吏的谕旨都是中文写的，内容基本也是一样，分别发给了他们。”这几位封疆大吏收到谕旨的时候，应该都比较惊讶，不知道为什么康熙会突然让他们关注西洋来信来物，而且谕旨又没有明示到底要关注西洋来的什么，几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奏。几位封疆大吏不知是否私下联系过，但他们的反应都是一样，猜康熙所谓的西洋物品是西洋红酒，于是都到自己管辖地区去找西洋人要洋酒，然后又把洋酒派人送到北京进献给康熙。18到这年8月的时候，康熙还是什么消息都没有。他又派人去问北京传教士，但他们也没有收到任何信息。19

今节（春节）近，尔于明岁再定回去日期。今事体具已明白；朕之旨意，尔亦全晓。尔系使臣，辩论道理之时，朕必直言无隐。尔既不复争辩，朕仍前优待。朕原视中外为一家，不分彼此。尔可少息一二日，京城内天主堂，随尔便居住，以副朕怀柔至意。86

艾若瑟一行在欧洲的行踪，康熙并不知道。不过康熙没有忘记他派出去的两个使团。在1708年8月的时候，康熙派人去问北京的神父们，怎么这么久他们都没有到康熙处报告和请安。正常情况下，7、8月份是西洋帆船乘着季风到来的时节，所以康熙这时候专门派人去问询。闵明我汇报说，他确实早就准备给皇帝请安了，但他在等消息，希望有了使团确实的消息以后，一并向康熙奏闻。闵明我还补充说，现在正是西洋船来华的时节，就算他不能收到两个使团的来信，也会多多少少从其他渠道得到一些关于两个使团的信息。15闵明我的回答说明康熙一直在期盼消息，而且这种期盼给了闵明我很大压力，以至于他都在回避向康熙请安了。一个月以后，1708年9月23日，闵明我不得不上报康熙，被他派出去测量长城、绘制地图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汇报完这件事后，闵明我在末尾提到他还是没有收到两个使团的消息。16

康熙是在1721年1月21日向嘉乐说的这段话。从中可以看出，康熙已经完全不生气了，除了让嘉乐随便在京城教堂居住以外，还特别解释了为什么此前他的态度强硬，因为那是“辩论道理”，必须“直言无隐”。康熙大概觉得他之前话说得太重，把嘉乐给吓着了，所以有必要解释一下。87

艾若瑟一行于1708年9月抵达葡萄牙里斯本，葡萄牙国王接见了他们。1709年2月艾若瑟抵达罗马，并见到了教皇。教皇没有同意艾若瑟关于中国礼仪的意见，坚持他之前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礼仪活动的决定。同时，教皇让艾若瑟留在欧洲，不要返回中国。14

还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在给嘉乐禁约批注，威胁要禁教的那一天，康照还命令隆科多去抓捕惜销潜人北京的利国安前之视官，主要责任是来督促北京耶稣会神父遵守教皇禁约的。他偷销语入北京，游说北京的耶稣会神父。康熙其实早就知道他的行踪，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在他决定亲自出面和嘉乐谈判时，就下令把利国安抓起来。隆科多当天在北京一座教堂的墓地抓到了利国安。廉熙让隆科多把利国安带到嘉乐面前，当着嘉乐的面审问他为什么偷偷摸摸藏在墓地里面。

在两位神父离开北京后的第二年秋天，也就是1707年的秋天，康熙就开始打听二人的消息了。根据现存的满文奏折，康熙派他身边的奴才去问了闵明我，闵明我回答他什么信息都没有收到。13因为1707年春天多罗宣布了谕令，又发生了许多事，加上还没有收到前次使节的消息，康熙决定再派两位使节去罗马，更完整地传达他的意思。这次康熙派出的是耶稣会艾若瑟和陆若瑟二位神父出使。二人于1707年10月27日离开北京去往澳门，他们在1708年1月14日登上了一艘葡萄牙的船，从印度洋线路前往欧洲。这次行程中艾若瑟还带上了他的中国弟子樊守义。樊守义在欧洲待了数十年，后来回到中国，一直到乾隆中期去世。身后留下了《身见录》，记载了他的欧洲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