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彼得大帝使团和教皇新使团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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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站在嘉乐的角度来思考当时的情况。在收到康熙威胁禁止天主教的当天，又看到了隆科多带着军队搜捕罗马耶稣会派到中国的巡视员。嘉乐当时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还有一点要注意，嘉乐本质上是个神父，他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一生除了这次出使中国，都是在教堂里做神父。当康熙用上各种政治手段，嘉乐是完全没有招架能力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第二天就把带来的通融条款全部交上去了。从康熙命令隆科多缉拿利国安的时间选择上来看，康熙当时是在打组合拳，一方面文字上施压，一方面行动上施压。当然康熙本来也只是吓唬一下嘉乐，抓捕利国安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收到嘉乐的通融条款后两天，就把利国安给放了。88

多罗离开北京不久，1706年10月17日，康熙派出葡萄牙耶稣会神父龙安国和法国耶稣会神父薄贤士代表他出使罗马。1707年1月，薄贤士在广州登船后，给北京的闵明我神父写了一封信，说他们二人已经登上了一艘坚固的大船，船上的水手对他们很好。他让闵明我神父转达康熙，让康熙放心。这是二人留给康熙的最后信息。二人选择了穿越太平洋，从美洲返回欧洲的航线。他们抵达巴西后，在8月7日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写了封信，告知二人即将返欧，并且通知会长二人将先分别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再到罗马会合。”二人在巴西，为了分散旅途中沉船的风险，分别登上了两艘不同的船去欧洲。但不幸的是，在1708年1月，两艘船都在途中遇到海难沉没了。12

1721年1月28日是这一年的春节。嘉乐在北京过了春节，还参加了很多聚会。他也见到了当时在京的俄罗斯使团。整个1721年2月，嘉乐可以说都是在节日的气氛中吃喝玩乐度过的，收取各方礼物，同时也送出各种礼物。2月11日，嘉乐还参加了康熙举行的元宵节宴席，一直吃喝到晚上。2月18日，康熙把送给教皇和葡萄牙国王的礼物，交给了嘉乐。葡萄牙国王为了中国礼仪之争的事，几次派人到罗马规劝教皇。这些康熙是知道的，所以他专门准备了赠送葡萄牙国王的礼物。3月1日，康熙给嘉乐举行了高级别的告别仪式。”这些谈判后的各个细节都显示，康熙对嘉乐的表现和谈判的结果是满意的。

教皇的两个人京使团，当事人和后来的史家都有提及，从不同角度都有记录。但是康熙等待第二个使团来华的十四年却无人关注过。康熙在这十四年中，对他派出的使节有过无数次的关心和挂念。这些关心和挂念，单独看只是一句问询，一个小举动，但把他一次次询问汇集到一起，就是十数年的坚持。本书中出现的红票，就是康熙挂念他使节众多举动中的一个。教皇派出的第二个使团是对康熙十多年等待和挂念的一个正式回复。

嘉乐离开北京后，先到达广州，最后于1721年6月登船离开。嘉乐离开以后，康熙一直到1722年12月20日去世，还在继续盼望更多西洋人的到来。嘉乐走后不久，康熙让两广官员留意物色有技术的西洋人。1721年8月，广东巡抚就上报了来华西洋船，以及船上有技术的洋人。-同时，康熙也没有忘记他派出去的使臣，最后装在棺材里运回来的艾若瑟。康熙从内务府里派人到广东，为艾若瑟修墓地。内务府为艾若瑟购买了37亩土地（超过三个足球场大小），其中10亩用来修墓地，27亩用来耕作，所得之钱用来维护墓地。从墓地购买的规模能看出康熙对艾若瑟很重视。墓地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有英国人来拜访过这个墓地，记录了当时周围的环境，并全文抄录了墓碑上的文字。从碑文上可以知道，康熙给的艾若瑟名头是“钦差”。”

十四年的等待

墓志铭记录了艾若瑟的生平，主要强调他作为钦差，排除万难，一心回到中国复命的事迹。全篇写法大概学的是《汉书·苏武传》。从墓碑上的日期来看，墓地完工于1722年12月11号，也就是康熙去世前九天。同时，墓碑上的文字也说明康熙没有再追究艾若瑟滞留欧洲的原因，而是接受了教皇的说法：艾若瑟是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及时回来。墓碑的残件现存于广州博物馆（图6.2，图6.3）。

康熙不厌其烦地和欧洲沟通，表面上好像一波三折，但内里恰恰反映出康熙对欧洲的耐心和对北京神父们的关心。本书反复提到的红票，就是康熙在这等待中发往欧洲的寻人启事。康熙和所有人并没有不同，当一个人不厌其烦地干一件事的时候，往往是有原因的。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其不厌其烦的动力。而且当我们细察康熙和教皇第二使团的交往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康熙对教皇第二使团很满意，根本就没有过禁止天主教的想法。雍正后来要禁教，并不是康熙的意思。10

小结

康熙和北京耶稣会神父大概都没有想到，他们派去欧洲的人，一去十多年都没有消息回来。一直要到1720年，才等来教皇的第二支赴华使团。从康熙1706年派葡萄牙耶稣会神父龙安国和法国耶稣会神父薄贤士去欧洲算起，康熙等了十四年。这期间康熙早年身边信任的传教士都先后去世了。除了前面提到的1707年去世的张诚神父，徐日升在1708年，安多在1709年，闵明我在1712年先后离世。被软禁在澳门的多罗也于1710年过世。

康熙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中国礼仪之争是罗马教会内部的争论，大清内部民族、宗教林立，康熙当然知道各种宗教内部的教义和规矩与传统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冲突。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道教都有教规、戒律与儒家传统准则相违背。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在教皇的思维中，信仰是一个双向选择，信徒如果愿意遵从儒家的规则，那么他可以选择不信天主教。反过来，如果他们选择了相信天主教，就应该遵守天主教的教规。这一点是教皇给康熙写的信中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教皇反问“我们听说对其他宗教的信徒你们并不要求什么，也不过问他们是否遵守中国的礼仪习俗”，潜台词就是，您何必为难我们呢？这些道理康熙其实都明白，他参与天主教内部的争论并不是要坚持什么理论，而只是为了支持耶稣会神父，因为他们是他内务府的人，相当于自己的包衣奴才。按照满人传统，主子维护奴才，是不讲道理的。

面对多罗的谕令，几个月来一直称病不出的一位老神父出面了，他就是68岁的闵明我。闵明我也是耶稣会神父，他1671年人京后做南怀仁的助手，在钦天监里当差。由于闵明我有朝廷官衔，这在天主教内部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多罗入京以后，闵明我一直避免和多罗有任何接触。1707年3月底张诚死后，徐日升和安多也都病重，闵明我作为北京神父中的元老，4月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简单来说，闵明我神父处理多罗问题的策略就是把多罗和教皇区分开来，向康熙解释多罗有问题是他个人的问题，他的观点不能代表教皇。4月27日，康熙身边的奴才赫世亨和赵昌禀报康熙，他们给闵明我带去口谕，命他写信给多罗。闵明我告诉赫世亨和赵昌，他们传教士已经多次寄信给多罗，他都不听；而且多罗还警告说要向教皇告他们的状。闵明我还讲，他们每次写信都是好言相劝，但这样多罗反而以为他们怕他。闵明我的原话是：“以和语寄信，尔似乎以为我等惧怕于尔。”闵明我汇报给康熙，说不要再理会多罗了，应该直接联系教皇，康熙表示同意，这样康熙也就在多罗这个问题上翻篇了，不再继续和多罗纠缠，只是让广东官员运作，联系澳门的葡萄牙人把多罗软禁在了澳门。

康熙最初没有想到这个礼仪问题会带来这么多麻烦。嘉乐拿出妥协的八条通融条款后，康熙借坡下驴，立刻就接受了，结束了这场漫长的争论。其实当时耶稣会神父对条款还不满意，但康熙这次没有继续听他们的了。根据马国贤神父记载，康熙对嘉乐说，他以后保证不会再介入他们宗教的内部事务了。”所幸的是，最后双方对结果都满意。1721年春节，双方都在欢乐的气氛中度过了。嘉乐离开时，康熙和嘉乐都对未来双方进一步沟通交流充满了希望。历史也确实是这样在演进。嘉乐走后一年，康熙收到了罗马新继位的教皇英诺森十三世（Innocent XIII）登基后专门发给康熙的通报。94

多罗是教皇特使，在教会内部级别又高过北京耶稣会的神父，所以他面对耶稣会神父时态度居高临下，说话也不客气。他在责骂徐日升神父的时候，法国、葡萄牙等多国神父都在场，平时说法文的多罗，直接用所有神父都能听懂的拉丁文对着徐日升神父开骂：“你，你，你，给我站起来，你有罪，没有资格坐下⋯⋯"这样的场景在耶稣会神父的《北京纪实》中被记录下来，用来反映多罗对北京传教士的傲慢。在北京，多罗唯一要给一些面子的耶稣会神父就是张诚。张诚在许多问题上也劝过多罗。多罗离开北京后，张诚也尽其所能地收拾多罗留在北京的烂摊子。颜珰觐见康熙后闯了祸，张诚拨出专款，给颜珰做路费，帮助他赶紧离开中国回欧洲。后来，一直很反感多罗使团、当时负责内务府的康熙大皇子，又发现多罗的翻译毕天祥神父在四川还有官司没解决，张诚又出面各方打理疏通。张诚在1706年12月给当时在南京的多罗写了封长信，告诉他离京后留下的各种麻烦事。也是在这封信中，张诚告诉多罗康熙将要实行领票。现在看这封长信，张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跟多罗说他留下的麻烦已经够多了，现在康熙皇帝又开始要求领票了。”潜台词是劝多罗赶紧离开中国。但张诚完全没有料到，多罗后来会公开反对传教士去康熙那里领票。这样一来，他就变成了给多罗通风报信的人。张诚受过康熙很多恩惠。康熙北出大漠，追击噶尔丹都带着张诚。张诚留下了详细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出，康熙随时都把他带在身边，他记录下了康熙接见塞外蒙古各部落的瞬间。很多接见现场，连跟出去的朝廷史官都没有机会参与。还有很多他和康熙的谈话，可以说都是朋友之间的对话。所以当多罗谕令发出来，他被划到多罗一边后，于公于私，张诚都很委屈，百口莫辩。当然，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诚的死和多罗相关。但是康熙在张诚死后，对他这个鞍前马后十几年的老熟人，没有任何表示，就足以说明问题。张诚死前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那么为什么以前的历史，大多认为教皇的两个使团是失败的呢？这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欧美历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站在欧洲人的角度，两次出使都没有达到他们要达到的结果，而是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在欧洲研究者眼中，妥协就是失败。1940年代，最早研究两次出使的学者安东尼奥·西斯托·罗索（Antonio Sisto Rosso），欧洲史料、汉文史料都看到了，也知道最后康熙和嘉乐达成了一致，可还是坚持嘉乐的第二次使团是继多罗使团后的“再次失败”，因为嘉乐没能够让教皇禁约完全在中国施行。”5这个欧洲中心论应该也是欧洲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论调。起码嘉乐回到欧洲时，教皇对结果是满意的，葡萄牙、法国等国家也都是满意的。在葡萄牙的帮助下，嘉乐还把教廷一直觉得有亏欠的多罗的遗体从澳门带回罗马安葬。嘉乐回去不久，也得到了教皇的嘉奖。所以欧洲中心论其实是后来的产物。当时，起码面对康熙，欧洲没觉得自己是中心。

最早在是否要接待多罗这个问题上，北京耶稣会神父内部是有分歧的。作为法国耶稣会神父的负责人，张诚主张接待，反对的葡萄牙神父们后来让步了。”多罗入京后，和葡萄牙神父的负责人徐日升之间有很大矛盾。按照德国耶稣会神父的记载，多罗在众多神父在场的情况下，公开羞辱了徐日升神父。说他到中国后根本不是个神父，就是个艺人（artisan），还反问徐日升：你到中国是“用手传教”的吗？徐日升神父和康熙私交很深，他也确实让康熙喜欢上了西洋音乐。后来康熙的内务府中还有西洋交响乐队，彼得大帝的俄罗斯使团1720年到访北京时还听过这支乐队的演奏。康熙组织编撰的音乐著作《律吕正义》有一卷专门讲西方音乐知识，就是徐日升神父写的。站在徐日升神父的角度，他是希望用他掌握的音乐知识来接近康熙，从而换取康熙对天主教的优容。被多罗当着众多神父的面说成艺人，他是很委屈难过的。因为在天主教语境中，“艺人”类似于中文里的“戏子”。虽然当时欧洲整体并没有歧视艺人，但是在宗教环境中，把一个神父说成艺人有很大的羞辱意味。北京传教士大多同情徐日升神父，因为他们理解徐日升神父的不得已和委屈。”

第二个原因是对历史材料的误读。因为大清一方没有接待教皇使团的官方记载。1930年代发现的原始材料是没有背景的历史档案。如果对历史脉络没有完整了解，就只能看到字面意思。比如，本章提到关于康熙威胁要禁止天主教的话，这种在谈判中说的重话、狠话，不能只看表面意思，应该具体判断。

说来也巧，这年春天，资格最老、在康熙身边已有三十四年的葡萄牙神父徐日升（1673年入京）得了头痛病，病得很厉害，他在信中说，他的头痛病好不了就是和多罗有关。3在康熙身边二十几年的安多神父（1685年入京）这个时期也病了，说自己病重到信都写不了了。4如果说这两位神父可能是装病的话，那么假不了的是53岁的张诚神父突然在3月份去世了。张诚1688年入京后就一直跟在康熙身边。无论是奔袭塞外还是南巡，康熙都把张诚带在左右。由于张诚和多罗都是法国人，多罗在京的时候，他是接待多罗的主要负责人。多罗走后，他也就成了多罗问题的责任人。张诚在去世之前并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直到头一年12月，他都还忙着处理多罗入华后的很多遗留问题。但他的死很可能与多罗有关。因为张诚死后有一点很不寻常，就是康熙没有任何表示，没有给他举行葬礼，一句慰问的话、一两银子都及给。翻看历史就很清楚，康熙对传教士很照顾，根据亲疏远近，摩熊多少都会对死去的传教士有抚恤。张诚做过康熙的老师，后来又能年跟在康熙身边。一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他都还在康熙身边。他突然去世，而康熙没有任何表示的最大可能，就是康熙这段时间正在问费张诚，他很可能是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再加上得病才去世的。

另外，康熙当时能从容应对世界各地来的使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有能力绕开整个朝廷制度。他1720年接待的彼得大帝使团和教皇使团在正史中都没有记载。为了谈判需要，康熙通过内务府把接待教皇使团的关键过程都记录下来。记录的方式类似于今天的会议摘要。康熙派传教士找到俄罗斯使团，让他们帮忙把会议记录带回了欧洲。“这份记录在民国时期整理故宫档案时由陈垣在康熙的书房懋勤殿中发现。尽管有这份记录，但是似乎大清的历代史官都没有看到过。雍正、乾隆朝编撰的各种官方史书都不知道教皇在康熙年间就派了两个使团到中国，而是一直以为教皇的第一个使团是雍正年间才入华的。”

1707年2月7日，多罗在南京发布了教皇特使谕令，公开反对康熙的领票要求，阻止在华传教士去领票。在华洋人没料到多罗会这样公然反对康熙，纷纷写信给北京的神父，希望他们从中调停，以免龙颜震怒。2

最后，有一点值得强调，尽管中国礼仪争论看似是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辩论场主要在欧洲。康熙多少给出了他的看法，算是参与到争论中，但他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扩大。所以当时大清的儒学大师和高官基本没有参与争论。“中国礼仪之争”准确来说是欧洲教廷内部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说天主教的“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完全没有影响这一说法有点绝对的话，那么说礼仪之争影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轨迹肯定就言重了。后来还有说礼仪之争引起了后来的雍正禁教，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那么到底为什么雍正登位就要禁教呢？且看下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