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教皇使团和康熙派出的洋钦差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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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在1707年南巡中，就有五位传教士告诉康熙他们私下都支持利玛窦规矩，但是无奈不得不遵守多罗特使的谕令，因而他们不能去领票。康熙为此还两次派他的儿子去和这几位传教士沟通，但五位传教士没有改变主意。康熙并没有把这五人赶出中国，只是让他们都去广州待命，等待他派出去的使节回来以后再议。

在1705年，无论是作为一家之主，还是作为一个横跨东亚中亚多文化区域的帝国皇帝，康熙都是成功的。他征战草原，留下了各种神话。他巡游江南，与各地士人谈笑风生，留下一段段佳话。-方面，康熙是个有执行力的皇帝，敢于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决定；同时，康熙也是个懂得周旋、很现实的统治者。他与俄罗斯长达十年的谈判就是例证。康熙在知道藏传佛教支持噶尔丹后，他也派人去暗中处理。5了解了康熙的基本背景，才能真正理解康熙在与教皇使团谈判中言行背后的含义。

康熙知道也理解传教士面临的二选一的窘境。在1707年3月，廉熙对着九位传教士，说让他们放心，他作为皇帝会帮他们、保护他们的，让他们在领票问题上不要有顾虑。康熙原话是这样说的：

康熙收服天下靠的不仅是战争，在文化上，他也获得了多方的认同。对于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来说，康熙发起了整理传统中国文化的大项目，修《明史》、撰《康熙字典》、编《古今图书集成》等，这些文化项目改变了许多晚明士人对满人的看法。而在蒙古人眼中，康熙也是他们文化的捍卫者，特别是康熙支持当时蒙古人信仰的藏传佛教。由于家庭缘故，康熙从小就在藏传佛教影响下长大。他的祖母孝庄就是藏传佛教信徒。孝庄派去照顾康熙的苏麻喇姑更是虔诚的信徒，一生持戒。康熙五上五台山参拜也是当时藏传佛教界的佳话。3康熙还两次重印藏文的全部《大藏经》来支持藏传佛教。后来西藏方面直接认定康熙是文殊菩萨转世，康熙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号。“同时，对于当时的欧洲传教士来说，康熙热衷欧洲的各种学问，还把各种西学书籍翻译成了满文，介绍给满人贵族子弟。所以无论是传统中国士人、蒙古的喇嘛，还是欧洲传教士，都觉得康熙是热衷他们文化的皇帝。

你们领过票的就如中国人一样，尔等放心，不要害怕领票。”

以传统中国的家庭标准来看，1705年的康熙也是很成功的。他有十五个儿子，其中九个已成年，都是能文能武、独当一面的角色。康熙1696年亲征噶尔丹之时，有六个儿子随他出征。这个时期的康熙家庭和睦，后来困扰他的皇子争位之事还未开始。应该说此时的康熙家和国强、天下归一、名震四海。就连欧洲的哲学家这时期都在读康熙的故事，莱布尼茨还提出了康熙是“开明专制”君主的典范。

在宽慰传教士的同时，康熙还让闵明我神父写信给多罗，让他赶快离开中国，不要再生是非。闵明我起草好的信件，先交给康熙过目。康熙对这封信的批改还存世。我们可以看到，康熙改了几个字眼。闵明我信中说，你的谕令把康熙惹“恼”了，康熙把“恼”字勾掉，旁边改成了“怒”字（见图5.1）。这可见康熙当时的心情。

康熙亲征剿灭噶尔丹后，声名在大漠中远播，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蒙古各部可汗的可汗。耶稣会神父在康熙三次远征中，都跟随在侧。在大漠晴朗的夜空下，耶稣会神父和康熙一起仰望星空，探讨学问。他们留下了详细的随军日记，是后世了解康熙远征最详细的资料。2

当时的北京主教伊大任（Bernardino della Chiesa，1664-1721）主张领票（第四章中票的实物图就是他的），而且他还给出了十九条理由解释为什么传教士不需要遵守多罗谕令。伊大任是独立的天主教神父，他并非隶属于耶稣会。他个人完全从宗教教义角度赞同耶稣会神父的观点，因而他的主张在当时很有说服力。同时他又是北京的主教，所以尽管多罗发了谕令，大多数在华传教士还是选择听从伊大任，申领了票。”根据现存内务府的一份名录，在1707年5月，有四十八位传教士领了票，有十三位拒绝领票后被驱逐出中国，同时还有五位传教士的票属于待定（领票名单见附录二）。这五位就是前文提到的，因为多罗谕令而没有领票，被康熙遣送到广州待命的五位传教士。

对于康熙来说，噶尔丹是大清的心腹大患。一来噶尔丹不是只会挽弓射雕的普通蒙古部落首领，他是有文化并得到西藏活佛暗中支持的可汗。噶尔丹的存在，时刻提醒着康熙当年女真金朝被灭的历史。原本被金朝压制的成吉思汗，在统一了蒙古各部后，反过来把金朝给灭了。所以康熙不能坐视噶尔丹壮大。但征讨噶尔丹有很多实际困难。朝廷上下都反对远征，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草原上的噶尔丹骑兵来去无踪，可以随时西撤。而大清要远征的话，远距离后勤补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不过康熙还是力排众议，决定征讨噶尔丹，而且还是御驾亲征。为了彻底消灭噶尔丹，康熙三次亲自出大漠远征，足见他对噶尔丹的重视。在1696年第二次远征中，大清同时派出三支大军北上，意在包围噶尔丹部队。康熙亲自指挥中路大军，与士兵同吃同住，北出一千多公里，穿越戈壁大漠，直接迎战噶尔丹主力。噶尔丹得知康熙亲征以后，迅速西撤，不过正好碰上大清左翼大军。噶尔丹仅率几十残部逃脱。第二年，噶尔丹在康熙第三次亲征中再次兵败。有传说他最后自杀。后世还留传有他生前用藏文写下的诀别诗。诗中的内容是希望他的上师能够拯救他，让他有机会转世到能听闻佛法的地方，来世有机会研习佛法。

由于康熙用内务府发放这种票是史无前例的，地方官都没见过，不能辨别其真伪，康熙让礼部通过他们的渠道通知各地方。很快，地方上的传教士也发现他们领的印票在当地是有用的。在地方官眼里，这个票是内务府发的，相当于确认了这些传教士是康熙府中之人。无论从康熙规定领票的初衷还是后来的实际操作上看，康熙要求领票其实跟今天开车需要领驾照相类似，目的是为了规范，而不是为了限制。

南方平定后，康熙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北方。除了一直和俄罗斯谈判，在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以外，康熙的主要对手是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汗（1644-1697）。噶尔丹早年在西藏学佛二十年，在学佛修行方面是有造诣的，他的上师是藏传佛教的大德。噶尔丹在他哥哥僧格汗被杀后，还俗去当可汗，开始了他的草原征战生涯。噶尔丹坐稳了可汗的位置后，趁喀尔喀蒙古内乱之时，侵吞了喀尔喀蒙古的土地，势力挑战着清朝在草原上的权威。康熙招降过噶尔丹，但遭到了拒绝。

小结

1705年，康熙五十一岁。从铲除鳌拜算起，他已经亲政三十七年。作为第二位在京的满人皇帝，康熙先是平定了持续八年的三藩之乱。之后他直接掌控了繁华的南方诸省。在平乱一年后，也就是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到1705年，他已经五次南下，其间登了泰山，拜了孔庙，还祭了大禹陵。康熙用这些象征性的行动在收服中华文人士子的心。同时在南巡中，康熙也见识了江南的富足，感受了传统中国的人文地理，对他治下的南方有了感性的认识。

民国时期，美国哈佛大学学者费正清在研究清代的外交中，提出了清朝的朝贡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总结清朝来华使团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清朝的朝贡体系》。外要清总结了清代官方历史文献中的所有来华使团，他当时已经注意到，尽管清代的官方历史对各种大大小小的入华使团都有详细记录，但教皇派到康熙朝的使团竟然在大清所有的官修史书中都未见记载。俄罗斯派往康熙朝入京的使团有三个，但其中两个也都未见任何记录。而这几个未见记录的使团在西方文献中都很有名，费正清把它们单独列入一张表格中，但他没有能给出解释，为什么官修清史会出现选择性的记录和缺失。如果是因为别的原因，比如雍正不喜欢传教士，所以把教皇派到康熙朝的两个使团的记录删去了，那为什么所有的大清官修史书中，又都记录了教皇派到雍正朝的第三个使团？俄罗斯三次派到康熙朝的使团（1676、1693、1720）也是这样，其中第一次1676年的使团在清官修史书中有记录，而后面两次就没有任何记录。如果是有什么我们后人不知道的原因，又为什么只删除后面两次，而保留第一次？

康熙和他的江山

我们知道了康熙接待多罗的各种细节以后，原因就一目了然了。没有记载并非后人的删除，而是因为康熙从一开始就把接待教皇使团当作他的家务事在操办，从头到尾都没有让朝廷部门经手。在康熙的安排下，整个过程都是他的内务府在一手操办，所以整个接待就不是外交活动了，而是他的家务事。因为是家务事，朝廷的史官自然就没有参与，也就没有留下记录。同样的原因，雍正在1725年接待教皇来使的时候，全程都交给了礼部在办理，属于朝廷接待，整个过程朝廷的史官都记录了。俄罗斯使团也是这个模式，第一次使团是礼部接待的，所以有记录，而后面两次都是康熙的内务府承办的。

康熙也不是完全不知道欧洲在争论中国的礼仪问题。他或多或少从身边耶稣会神父那里听到一些风声。1700年，耶稣会神父在准备资料解释中国礼仪问题的时候，有一份论述就呈给了康熙过目，还让康熙签名支持了他们的观点。不过，康熙并没有把这些争论放在心上，也没有关注过。当听说多罗使团入华，他也没有想到过这个使团是来处理中国礼仪问题争论的。他最初以为多罗是来调解葡萄牙耶稣会神父和法国耶稣会神父之间的内部矛盾的，因为他知道双方有很多家长里短扯不清楚的问题。直到多罗入华半年以后，在康熙给多罗饯行那天，耶稣会神父才把问题报给康熙，希望康熙出面支持他们的观点，要求多罗把他们关于中国礼仪的意见带回到教皇那里。不过耶稣会神父把问题捅到康熙那里以后，整个事件走向就改变了。康熙作为大清皇帝立马把这个问题当成他自己的事，参与到了争论中去。

康熙与耶稣会神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康熙接待教皇来使的各种安排。康熙在朝廷上是皇帝，而在他的家中，按照满人的传统，他是主子。他自然要照顾长期在他家庭圈子中的传教士。按康熙对传教士说的话，他同意接待多罗，是看在“豢养尔等多年”的分儿上。“豢养”二字在中文中是养家畜时使用的词语，特别是“豢”字，最早是用来表示喂猪（豕）的。满人主奴关系下，最早奴才和动物是一样的，主子负责奴才的吃喝，像养动物一样养奴才。在这个特殊的语境下，“豢养奴才”这样的表达才大量使用。

在1705年，首位教皇特使多罗到达北京之前，礼仪问题主要在欧洲争论。在华耶稣会士知道多罗到来以后，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在中国给多罗讲解中国礼仪，传达他们的观点。在华耶稣会士懂中文，也读了中国各种典籍，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天主教世界，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通，他们才有资格解释中国礼仪，而教皇应该接受他们的观点。认为中国礼仪中有宗教意味的主要是天主教中多明我会的传教士（耶稣会内部也有神父反对中国礼仪）。他们的说法其实也有一定道理。比如拜祭孔子，拜祭中当然有尊师重道的意思，但是很多人祭孔时也在祈求孔子保佑能考取功名等。在天主教的教义中，他们是不能允许信徒对其他偶像祈祷的。还有拜祭祖先牌位这些，其中有没有祈求保佑的成分，都是很难说清楚的事。

最后康熙决定用内务府把多罗使团当成私人关系接待，接待中吃吃喝喝，都是很典型的满人主子宴请待客之道。多罗后来慢慢明白了康熙和耶稣会神父之间的关系后，很无奈，因为无论他和康熙说什么，耶稣会神父都要按照他们的想法给康熙分析一遍。多罗在一封信中说道：“耶稣会神父在宝座的背后，为了他们的自私想法，误导着皇帝。”92

为了说服罗马教廷，耶稣会神父在1700年发了一个装着各种文件的大包裹去罗马。这里面包括他们翻译的儒家士大夫的论述，以及一篇他们写的并得到康熙认可的分析。作为旁证，他们还特意找到住在开封的犹太人，让他们写下了他们眼中的中国仪礼。不过教皇没有认同耶稣会神父的论点。为了尽快结束这个争论了半个世纪的话题，教皇签署了禁止教徒参与中国礼仪的谕令。不过，由于考虑到庞大的中国是很有前景的福音传播地，以及对于欧洲各国的国王来说中国在当时世界航海贸易中地位至关重要，教皇特地派了一个使团到中国来做沟通。

康熙对耶稣会神父的信任，从中国历史上来看都是很不寻常的。比如他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选派的人员都是听他周围耶稣会神父推荐的。其中的薄贤士没有在康熙身边当过差，康熙只是看过他写的对中国礼仪问题的论说，就决定选派他代表自己出使。薄贤士自己都有些意外，在谢恩中特别感谢康熙的信任。93康熙对待耶稣会神父的一切都是基于他和这些神父长久以来的私人关系。这和礼仪问题和天主教教义都没有多大关系。他容纳天主教也好，接见多罗也好，都是看在他周围神父的面子上的。所以只要他和这些神父的关系不变，他对天主教的态度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对于多罗来讲，他的出使在最后阶段失败了，他入华的所有目的都没有达到。但是对于耶稣会神父和康熙来说，与罗马的交流才刚刚开始。康熙派出的两个去罗马的使节带着希望出发了。

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莱孟十一世（Clement XI，1649-1721）签署了教内的禁约，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的礼仪活动。明朝末年以来，不同天主教教会，甚至不同的传教士个人，在如何界定一些中国传统的仪礼上存在着分歧。比如，中国人在家里供奉死去亲人的牌位，在牌位前面上几支香，或者在家里供奉孔子的画像，这些算不算天主教教义里不允许的偶像崇拜？中国传统的习俗跟一神论的天主教有没有冲突？如果一个中国人皈依了天主教，婚丧嫁娶中哪些中国的传统仪礼他可以参与？哪些不能？这一大堆的争议，在天主教内部一直都没有定论。这些天主教内部的争论历史上称为中国礼仪之争。在中国传教的不同教会对许多问题都各有理解，互相说服不了，只好把各自意见发回到罗马教皇那里，让教皇仲裁。简单来说，认为可以允许信徒继续参与礼仪活动的一方认为中国的这些仪礼属于世俗层面，没有宗教层面的偶像崇拜意味，所以没有必要在教徒中禁止这些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