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教皇使团和康熙派出的洋钦差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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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告诉传教士领票的好处，这样可以让地方官和百姓知道他们的来历。康熙这段话是在劝传教士去领票，丝毫没有限制他们的意思。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康熙让他的奴才用《千字文》的顺序对票进行编号，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全部加起来才一百来人。也就是说，康熙的票是准备长期发下去的。85
可以想象两位广东大员接到他们在北京的子侄发来的康熙旨意后，肯定明白康熙守着现成朝廷的通信馆驿不用，而选择私下联系他们，其中所包含的深意。站在两位封疆大臣的视角，他们知道康熙这样联系他们，意味着他们需要在完成康熙的部署之外，还得把这件事情和为朝廷办的“公事”区分开来。这件事只能当成他们自己的私事来办，就像是他们家人请他们办的事一样。后来赫世亨在另外一份奏报中告诉康熙，根据北京传教士收到广州传教士的信中所说，广东巡抚已经收到北京发去的指示了，而且还带着当地官员去了教皇使节住的教堂。同时，赫世亨还在奏报最后附了一句，总督、巡抚都没有发文过来。这样相当于向康熙确认，总督、巡抚把事已经办妥了，而且他们也明白这件事的“私”事性质，没有发文到北京来。康熙看完以后，批注“知道了”。19根据传教士的记录，广东官员收到皇帝通过他们亲戚发过去的指示后，款待了教皇特使。而且广东巡抚还自己出钱，给整个使团购买了中式衣服，让他们进京路上穿。20这也从侧面看出，广东官员完全知道康熙的安排，也领会了其中的意思。
对于康熙的领票要求，北京耶稣会神父并没有认为这是在限制他们。他们也领会到这个票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这个票确认了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因为这个票是内务府发的，这就跟礼部发给其他宗教的度牒有本质区别。用耶稣会神父自己的话说，这个票其实附带了很多“特权”。86而真正让当时北京耶稣会神父烦恼的是，如何把分散各地的神父都召集到北京来领票这样具体的操作问题。
接待教皇使团，属于公开接待，不需要保密，而且地方上的接待过程需要彰显大清皇帝的面子，这就决定了皇帝和地方官的私密联系不适用这种情况。同时全部安排又要绕开朝廷，这样走朝廷的通信网络也是不恰当的。康熙在接待教皇使臣上，展示了第三种北京和地方的联系方法：宫里派人去找到各地方官在北京的亲戚，让这些亲戚通过自己家族内部的联系渠道，去通知地方官员。在外面避暑的康熙，发信给留在北京的赫世亨，让他把事情“饬交总督巡抚子弟”去办理。赫世亨后来在给康熙的信中汇报说，他在北京找到了“总督族侄郭朝宾，巡抚之子内阁中书石成峨”。报告中没说是哪里的总督和巡抚。不过，这二人的姓氏正好对上当时的两广总督郭世隆和广东巡抚石文晟。也就是说赫世亨是通过两位广东大员在北京的亲戚来联系二人的。赫世亨还告诉康熙，石成峨说他马上就去办理，但说现在沿途道路泥泞（当时是7月底8月初，正是夏天），需要多些时日。18
不过领票问题后来确实演变成了天主教在华生死存亡的一个大问题。这是因为还在南京的多罗1707年2月以教皇特使的身份发布了正式的谕令，反对在华所有传教士去领取康熙的票，同时规定了应该如何处理与中国礼仪相关的问题。87多罗的谕令是这样写的：
由于是康熙私下家庭内部接待，朝廷各部门对接待教皇使团的全部过程没有任何记载。现有几封康熙包衣奴才给康熙的满文奏报，让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康熙是如何全面绕开朝廷部门的。权力运作，任何安排都离不开通讯联系。康熙要安排一个外国使团从广州到北京，命令可以畅通传达是运作的核心。朝廷的官僚系统中，北京与地方有专门的通信驿站，可以互相联系，这是自古就有的。这之外，康熙和他在一些地方做官的包衣奴才还有私下的通信渠道。一般是由地方上包衣奴才直接派他们的家人把信送到北京，由内务府的人或是特定宫中侍卫来接收这些信件。这样一来，这些信不经过朝廷任何部门，就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了。后来雍正朝的密折制度就是在这种通信联络方式下发展出来的。这种联系具有私密性，皇帝主要用此来处理比较隐秘的事，或是需要保密的军务。
我们忠于圣座的想法，忠于最近圣座和教宗克莱孟十一世的决定。我们知道这个决定，它是经过多年认真研究，详细审议了长期以来扰乱着传教士们的争吵后作出的。
初次接见
为了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决定建议，公布和建立一个明确的法规，以便使大家将来共同遵守。我们以全权代表的权威，制订、命令、要求所有传教士执行，不管是教区司铎，还是各修会的传教士们，甚至耶稣会的传教士们都要照此回答我们所听到的和要被问到的问题。
知道耶稣会士对接待方式没有特别要求后，康熙认为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批注多罗一行不是外交使节，不算西洋来的外国使团。而且命令他们北上时穿中国样式的衣服，这样就减少了一行人是外国人的直接观感。康熙的原话是多罗一行“并非西洋王等所差进贡之人，因而着穿我此地衣服”。16这样康熙就给这个使团定了性，它不是外交使团。康熙让赫世亨在去办理接待前，最后和耶稣会神父确认了一下，整个安排他们是否满意，是否还有什么遗漏。耶稣会神父接到赫世亨的传话后，当然又是千恩万谢感恩戴德，只是最后提了一个小请求，就是在安排使团北上的行程时，尽量能给安排水路，因为欧洲人并不像满人那样能够长时间骑马。17
如果他们被问到有关中国传统教导、法律、礼仪、一般习俗，他们是否同意这些东西，或者答允不攻击它们，不在口头上或书面反对它们时，他们都必须答复如下：如果它们是和基督教法律相容的，或者可以与之合法及恰如其分地相符的，答复是可以的，否则不行。
其实康熙问这两个问题是有深意的。站在康熙角度，接待这个使团有两个方式：一是用传统接待外国使团的方式，通过朝廷安排，走既定流程；二是私下由他的内务府当作他的家庭聚会来安排。既然传教士之前提到，希望康熙接待的目的主要是给他们长脸，康熙自然想到他们是否希望要通过朝廷，在紫禁城的大殿中来接待。康熙问多罗一行人是如何穿戴，其实是想知道这些人到底穿的是宗教服装，还是外国使节的服装。
如果他们被问到在神律中是否有与中国传统的教导的不同之处，他们必须回答：有许多不同。当要求他们举例说明时，他们可以尽他们所能想到的，阐明算命，祭天、祭地、祭太阳、祭月亮，祭其他星宿和神灵等的意义。基督徒只能祭万物的创造者天主，他们从天主那里得到祸或福。
北京耶稣会神父很惊讶康熙还要询问他们的意见，除了表示受宠若惊以外，他们说如何接待都听皇上安排，皇上能够接待就已经是天恩了。同时他们也不知为何康熙要询问多罗一行的穿戴，只就他们知道的圣教巡视官去罗马以外的欧洲国家是何种穿戴做了一个笼统的回答。赫世亨在汇报了北京耶稣会神父的回答后，最后加了一句，大意说，据他观察耶稣会神父回答问题时的神色表情，他们确实在如何接待上没什么要求（“观伊等之神态，确实以诚心恳请于皇上”）。15
当他们被问到敬祭孔子和祖宗的焦点问题时，他们应该作如下回答：不行。我们不能奉献这样的祭品。我们不允许听从神律的人们祭孔和祭祖。
康熙接到赫世亨的汇报以后，在回复中提到，这些北京耶稣会神父说的跟他身边耶稣会神父龙安国等人说的有出入。具体有什么出入，康熙没有明示。康熙批注说，看在多罗确实是神父身份，就让他进京。同时康熙吩咐赫世亨进一步询问北京耶稣会神父，希望自己如何接待多罗，以及多罗一行人现在是何种穿戴。14
同样地，关于中国人习惯使用牌位以尊敬死去的祖宗，回答是：不行。
1705年7月23日，赫世亨把北京耶稣会神父召集到一起，问了他们康熙要问的问题。耶稣会神父在跪拜感恩康熙的询问以后，首先解释这个圣教巡视官来华的主要目是感谢康熙容留传教士和天主教的。第二，他们确认所有神父都赞同接见多罗。第三，他们保证已经互相协调好了彼此的关系。最后，他们解释多罗是个虔诚的修教之人，很年轻时就已经开始当神父了。13
当他们被问到“上帝”或者“天”是否是基督徒的真正的天主时，回答：不是。
康熙收到传教士的奏报后，第一直觉是这个圣教巡视官是来调节北京耶稣会神父内部矛盾的。康熙知道耶稣会神父大概按国籍分成两派，一派是法国耶稣会士，一派是葡萄牙耶稣会士。康熙多次为他们处理过内部矛盾，总体认为就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康熙和他身边的奴才说过，清官难断家务事，他根本不想管他们之间那些事。罗马现在还存有一道康熙的圣旨，里面专门说到他不能总是给耶稣会士断他们的家务事。”康熙是懂人情世故的皇帝，在他看来，耶稣会神父之间的是非曲直不可能真的理清楚。要搞明白他们之间的问题，就要翻出很多陈年往事，这样很大可能会把各种矛盾激化，从而进一步破坏耶稣会神父之间的关系。康熙认为耶稣会神父之间的矛盾根本就不值得去调解，冷处理为上。同时康熙还知道，两边耶稣会神父各有教堂，人教的天主教徒，因为人的教堂不同，也互相有矛盾。用康熙的话说：“凡人南堂之国人，则骂入西堂之人；而人西堂之人，则骂入南堂之人。”10想到这些问题，康熙认为要是圣教巡视官再把教徒之间的问题掺杂进去，麻烦就更大了。康熙写了封信给赫世亨。赫世亨是康熙身边的家奴，是内务府里负责与传教士打交道的奴才。康熙让他去找所有耶稣会神父确认，是否他们全体都同意接待多罗。”同时他要找耶稣会神父问明白：为什么天主教入华都一百多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圣教巡视官，而现在突然教廷派了个这样职位的人来。康熙想知道是不是耶稣会神父在中国做了什么错事，传到罗马去，罗马派人来处理了。简单来说，就是康熙首先想搞明白这个人到底来中国是干什么的。同时康熙把巡视官来华断是非的猜想说出来，让赫世亨转告传教士。这样对传教士也是一个警告，意思是如果你们各方都同意接待，那你们就要互相容忍，达成共识。12
当他们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想时，他们应回答：因为这些事情和对真天主的真崇拜不相容，因为这个决定是圣座作出的，而在信仰领域内，圣座是基督徒的一贯正确的导师。
耶稣会士第一次知会康熙多罗人华是在1705年6月。在接到耶稣会神父的汇报时，康熙出外打猎去了，不在北京。那时候多罗使团已经以商人名义交了该交的关税，进入了广州。也是这个原因，广东那边的官僚并没有注意这个使团，也没有向礼部通报。按照多罗的指示，耶稣会神父向康熙介绍多罗身份时，说他是圣教巡视官，是教皇派到各地检阅传教士所传教法是否合乎罗马教规的教皇钦差。康熙收到耶稣会神父的奏报后，并没有兴趣接见多罗，认为多罗是来检阅他们自己宗教的，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康熙让他在北京的奴才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了耶稣会神父。耶稣会神父跪下恳求，大意是康熙接见多罗实际是给他们所有在华传教士长“脸面”，希望康熙能够成全。说到“脸面”，康熙大概明白了，说是看在“豢养尔等多年”的分儿上，就接见一次。8
当被问到圣座决定是哪一天作出的时，他们可以说：众所周知，这个决定是1704年11月20日发出的。88
一直以来，多罗使团都被看作第一个代表罗马教廷来华的外交使团。但实际上，这是后人的误读。“康熙从头到尾都没有把多罗使团当成外交使团，也没有通过任何朝廷部门来接待他们。康熙选用的是私人家庭会见的形式来和多罗使团见面，选用这种方式是基于他和传教士的关系。因为多罗是耶稣会传教士想要康熙接待的人，而耶稣会神父又是他内务府门下之人，所以作为一家之主的康熙接待多罗就像他其他奴才的亲戚来了，他用家庭方式接待是一样的。由于是家庭会见形式，接待多罗使团前后的全部安排都是内务府包办的，整个过程没有朝廷官僚系统的任何部门参与。”
多罗谕令以这样一问一答的方式写出来，很明显就是针对康熙领票的要求。多罗同时申明教皇已经发布了禁止中国礼仪的旨令。多罗以教皇特使身份公开发出谕令，这就跟康熙领票的要求正面冲突上了。
康熙眼中的教皇使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