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铲除鳌拜到《尼布楚条约》谈判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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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帕法里是学者，他早年在希腊接受教育，精通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九种语言。他和南怀仁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他们用拉丁文长谈了很多次。南怀仁向斯帕法里透露了很多清朝内部运作的信息，以及他的理解。同时斯帕法里也给南怀仁讲了很多他对俄罗斯政局的看法。63

1669年历法案件之后，安文思和利类思也渐渐远离了朝堂，因为他们一直坚持传教士远离政治的信条。南怀仁留下来做了康熙的老师，同时在钦天监任职。尽管南怀仁多次在写给欧洲的信中流露出想要远离政治，只做一个神父的志愿，但他权衡再三，认为侍奉康熙左右对整个传教事业更有利。对于他在朝廷任职，欧洲教会还是有非议的，他解释说，能够近距离接触到皇帝对传教事业来说是天赐良机。他在信中还写道，他经常坐在康熙身边，一边喝着太监送过来的奶茶（估计是酥油茶，原文是“混有牛奶的茶”），一边手把手教康熙学习数学和几何。“他反问质疑他的人，要是他不入宫，怎么把欧洲的东西介绍给中国的皇帝？7

斯帕法里使团除了在通信语言上与清朝达成了一致，其他谈判问题都没有结果，因为清朝坚持要求俄罗斯以藩邦附属国地位与其谈判，这让斯帕法里觉得完全不可理解，当然也没有同意。清朝礼部坚持使团行跪拜叩头的礼节，斯帕法里也表示难以接受。64

传教士和佟家的主奴关系，以及汤若望在康熙登位前后的表现，为传教士获得了宫廷政治中最珍贵也是最难得到的东西-信任。这个信任是传教士后来能接触到康熙，以及后来能侍奉在康熙左右的基础。按中国传统政治的术语来说，这就是能“上达天听”。能够把想法直接说给皇帝，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了不得的特权。举一个例子，南怀仁在1673年9月直接求康熙帮忙，说他有件“很小的事”办不下来。45他在六个月前按照朝廷程序，上奏礼部，希望能批准一位在扬州的传教士到西安的一处教堂去，因为西安教堂原来的神父过世了。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南怀仁折腾了半年都没有得到答复。结果康熙一介入，礼部第三天就回复南怀仁，批准了他的请求。

康熙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早就明白西方国家交流中的平等观念。但大臣坚持既定的传统规矩，他作为皇帝也不能干预。皇帝和大臣在朝廷制度下是互相制约与平衡的关系，大臣按照皇帝制定或说认定的规章制度办事，那么皇帝就必须要尊重大臣按章行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称明朝皇帝是体制运作中的一个部件（instrument），就是这个意思。“清朝皇帝在继承明代的朝廷制度以后，也经常感到制度对他们个人权力的限制。而康熙和后来的雍正面对这种限制，想到的办法不是改革朝廷制度来加强皇权，而是绕开朝廷制度来私下办理。这是本书后面会涉及的内容。比如康熙后来接待一些外国使团，就直接绕开了礼部和理藩院这些朝廷部门，而安排他的内务府来承办，以此来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

立嗣是大事。在满汉政治传统中也都是很敏感的事。每个皇子背后都有一个派系，牵涉很广。对于利益并非密切相关的官员，参与到立嗣中其实是一场政治赌博。支持谁、推选谁就是把注下到了那位皇子身上。在顺治驾崩之际，汤若望早已是政治上的老手，他完全明白建言皇嗣选立是一场政治赌博，也明白所附带的风险，所以他推举玄烨为嗣肯定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从汤若望传教角度看，母家出自佟家的玄烨确实是对传教士最好的选择。在利类思和安文思奴籍早年转到佟家的时候，汤若望就在写给欧洲的信中说，这是二人奴籍转移的最佳选择，而且还提到自己与佟家有很好的关系。“3所以汤若望才会放手一搏把注押到了玄烨和佟家上面。汤若望建言选立玄烨应该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事，并不是什么秘密。明末清初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在给汤若望祝寿的文中就赞道：“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这一句就是在公开赞美汤若望建言选立康熙一事。“后来康熙与传教士交往甚密，并没有引起当时人的非议，因为大家都认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规律：登位的皇帝会最信任那些登位前就支持他的人。无论汤若望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注押在玄烨那里，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赌对了。

尽管清朝和俄罗斯使团没有达成什么具体协议，南怀仁还是在和斯帕法里的交流中，验证了他心中的一个想法，就是从欧洲经由俄罗斯陆路来华的路线是可能实现的。当时全球航线已经形成，但是航道主要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几国垄断。天主教传教士尽管名义上都是教皇派出的，但是每个传教士在欧洲各属于不同国家，因而欧洲各国传教士入华前，还要得到当时几个海上称霸国家的支持。像荷兰已经是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在欧洲就有分歧，加上欧洲各国的政治关系又在不停变化，对一些有志来华的传教士来说，走海路有许多麻烦。当时的海路航行风险也很大，有不少花很大精力培养出来的来华传教士因为各种原因死在了路上。顺治时代，罗马就派出过传教士探索陆地线路，传教士白乃心（Johann Grueber，1623-1680）在汤若望的经济支持下，走西宁、拉萨，翻越喜马拉雅山，通过尼泊尔加德满都到印度，开辟陆地线路。尽管白乃心最后回到了罗马，还把中国西藏、尼泊尔的故事讲给了欧洲，但是北印度有一段不让西洋人通过，他只能走海路，也就是说他没能找到一条传教士可以通行的陆地线路到中国。他最后向罗马汇报的结果是这条线路太苦，沿途各种势力盘踞，不确定性与海路不相上下。66所以南怀仁把希望放在了俄罗斯线路上。他认为如果得到俄罗斯的允准，可以很大程度上方便欧洲传教士入华，而且陆路的安全性也更好。

其次，汤若望神父为后来的传教士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年仅二十三岁的顺治皇帝在感染天花后，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在驾崩前两天，汤若望觐见了顺治皇帝，并推举了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42汤若望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玄烨已经得过天花，并恢复过来，这样可以保证其不会再感染，也就能保证皇位传续。至于这个理由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顺治的最后决定，不得而知。清朝正史以及《康熙实录》对顺治选定康熙只有一个童话般的交代。就是顺治曾问六岁的玄烨有什么志向，玄烨说要学习父皇。按正史说法，这一句话打动了顺治。清官方正史想传达的信息是，顺治其实早就有意传位于玄烨。不过熟悉满人早期历史的都知道，满人本没有提前立皇嗣的传统，正常来说，年仅二十三岁的顺治生前应该并没有仔细考虑过皇嗣的问题，很可能是在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后，驾崩前几天才开始匆忙决定皇嗣选立。

南怀仁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教皇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康熙的支持。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也认为南怀仁的想法是可行的，他派了两队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中国，一组人走的陆路，一组人走的海路。走海路一组到达了中国，这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讲到。走陆路的一组在1687年1月到达莫斯科。因为在两年前的1685年，莫斯科收到大清发来的边界谈判文件（文件有拉丁文翻译），俄罗斯对谈判条款很不满意，同时认为耶稣会传教士帮助清朝谈判，而且还帮助清朝制造大炮和俄罗斯作战，这些都是背叛西方的举动。于是俄罗斯直接把耶稣会告到了罗马，要教皇给个说法。67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没有给两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颁发通行的文件。这一组人没能继续他们的行程。他们带给康熙的信件也没送到中国，这封信现在还保存在法国。红票中提到的四位传教士中的薄贤士就是第一批探索陆路通道的法国传教士之一。虽然陆路没能走通，最后他还是从海路到达了中国。

传教士在康熙早年朝廷上的各种动作引出了一个本书开篇提到的问题：洋人传教士凭什么能接触到康熙，有什么资格在朝廷上参劾奏议？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第一章提到的传教士在八旗里的归属问题。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四川被豪格大军擒获以后，成为正蓝旗下的奴隶，后来他们的奴籍挂到了正蓝旗旗主豪格那里，豪格成为他们的主子。豪格回京被抓冤死狱中以后，二人的奴隶身份又转到了正蓝旗汉军都统佟图赖那里。佟图赖善待两位神父，把二人当成包衣奴才，让他们吃住在自己家有一年半时间。也是在这段时间，二人跟佟图赖的两个儿子佟国维、佟国纲（康熙的两个舅舅）有了很密切的关系。总结而言，以满人的政治派系来说，二人是正蓝旗佟家门下包衣奴才，而佟家又是康熙母亲的娘家。作为康熙母亲娘家外戚包衣奴才的这一特殊身份，是传教士得到康熙以及周围人信任的基础，也是他们参与到康熙朝廷纷争的基础。

当时从欧洲进入俄罗斯最关键的一个国家是波兰。1680年代的波兰国王约翰三世（King of Poland，John III）是欧洲的风云人物，他与奥地利组成的联军在1683年维也纳之战中战胜了锐不可当的土耳其军队。约翰三世也是热衷文化的君主，他的私人图书馆在当时欧洲都是很有名的。按中国说法，约翰三世是文治武功俱佳的君主。欧洲现存的很多油画中还有约翰三世的画像，都是英明神武的姿态。由于约翰三世和俄罗斯有各种协议，当时欧洲教会都把打开俄罗斯路线的希望寄托在约翰三世身上。南怀仁1685年发了一封信到德国耶稣会分部，请他们把信转交给约翰三世。在这封转交的信中，就附有康熙祝贺约翰三世取得维也纳之战胜利的贺词。贺词原件已经不存，据记录是康熙毛笔手书。约翰三世和南怀仁的通信还有一部分存世。在其中一封给南怀仁的信中，约翰三世附了一张自己的肖像画，让南怀仁转交给康熙，表示对康熙恭贺他胜利的感谢。68约翰三世对南怀仁和康熙请求开辟俄罗斯路线的建议很上心。1686年，在波兰和俄罗斯签订的一份协议中，约翰三世要求在条约中加入“教会人员可以通过莫斯科领土前往中国”的条款，但俄罗斯拒绝了这一条。俄罗斯谈判方称，条约中已有持波兰国王发放文件人员可以在俄罗斯通行的条款。也就是说，波兰国王要支持传教士到中国，通过发放文件就可以帮他们通过俄罗斯。6后来真有一批波兰耶稣会传教士报名，希望通过这个条款借道俄罗斯到中国，不过俄罗斯方面以人华线路不安全为由，把到来的波兰传教士都劝返了，归根结底，俄罗斯还是不希望打开这条通路。

因而当利类思在奏疏开篇大谈佟国器受牵连，要为佟家伸张正义，就是借此来显示他们传教士属于佟氏派系。传教士的另一份联名奏疏是请求康熙恩准让流放到广州的传教士返回他们以前传教的地方。康熙把这两份奏疏都转给了礼部处理，礼部也都批准了里面的请求。41

路易十四和约翰三世积极呼应南怀仁，希望和大清康熙皇帝建立关系，除了国家利益考量以外，还因为这两位都是热衷学术并且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的君主。约翰三世的华沙宫殿中，有专门的中国馆，还有中国的花瓶。开辟陆地线路，当时有许多学者加入讨论可行性以及可能的路线。著名的德国学者莱布尼茨就和波兰国王私人图书馆馆长有很多讨论路线的通信。其中几封信中，二人还在探讨为什么俄罗斯不让传教士借道去中国。二人猜测，俄罗斯是怕欧洲国家开辟了陆地线路后，打破俄罗斯对东北亚贸易的垄断。对当时欧洲的学者来说，东北亚以及西伯利亚很多地区都是未知区域，他们都很有兴趣了解那里的人和事。

佟国器是佟氏家族经营江南的代表人物，历任江南各省督抚。而他受1665年历狱影响，被迫回京，接受关于他和传教士关系的审讯。现存历狱档案中，还有对他的审讯记录。佟国器在江南和传教士交好，当时是天下共知的事。他为传教士修教堂，给他们的书写序言，都是公开进行的。大概是佟氏在北京的势力大，审讯佟国器的人没有为难他，接受了他的解释：佟国器说他和传教士没有什么往来，只是早年为传教士修教堂捐了二十两银子罢了。”清初的案子，人为操控空间大，众所周知的事都有操作可能。对于这一点，陈寅恪考证过柳如是贿赂南方官员帮助钱谦益摆脱谋反罪的过程。4传教士记载中说佟国器能脱罪是靠佟家的关系，尽管没有提到细节，应该也不是臆测。总之佟国器最后并没有受到处罚。

南怀仁和康熙除了写信以外，对建立陆地线路也有切实的行动。在南怀仁建议下，康熙派出当时在钦天监内给南怀仁做助手的意大利闵明我神父作为他的特使去往欧洲。作为康熙特使，闵明我神父有两个任务：一是从欧洲方向联系俄罗斯，他当时带着兵部发给俄罗斯的信函；二是看有没有可能打开陆路通道。闵明我神父1686年冬离开中国，到达罗马汇报完中国教会的情况后，就寻求罗马教廷的帮助以打开陆路通道。他还动用各种私人关系，希望能说服1682年登基的彼得大帝。他在罗马和莱布尼茨见过面，拜托莱布尼茨帮忙联系劝说和他有私交的彼得大帝。70

康熙朝早年，在南怀仁、利类思和安文思三位传教士中，南怀仁看起来似乎是中心人物，实际上三人是互相协作，作为一个团队在共同应对朝堂政治。为了验证历法的对错，朝廷组织了高官一起来观测天文。在观测那天，三位神父同时出现。安文思除了神父角色以外还是个匠人，观测所需的仪器都是他制作的。前一天，安文思还连夜赶制出一个日晷来方便观测日影。37 1669年，三人还一起上了两份奏疏，希望能为1665年的历狱翻案。上疏中，利类思名字排在最前面，其次是安文思，最后是南怀仁。这个署名顺序，其实也反映了三人在团队中的自我定位。利类思最年长，而且来华最久，理应靠前，而南怀仁年纪小而且来华晚，所以排最后。他们的第一份奏疏是鳌拜被擒一两个月之后（1669年7月或8月）递上去的。尽管这份奏疏的实际目的是要讨回1665年被没收的教堂，但在提要求之前，奏疏写了一大段文字要求恢复佟国器的名誉。38

清朝还请1686来朝的荷兰使节充当调停人，让他返回欧洲后，通过荷兰的渠道帮助清朝与俄罗斯交流，希望尽快与俄罗斯达成边界共识。荷兰带给俄罗斯的信是以大清兵部名义发出的。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