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铲除鳌拜到《尼布楚条约》谈判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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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与宫廷政治

康熙有这种大国互动的世界格局，就是在南怀仁的帮助下逐渐形成的。其实在1680年代，清朝和俄罗斯在东北还不断有军事冲突，如比较有名的雅克萨之战。但在南怀仁的指点下，康熙明白那些冲突对中俄两方来说都不是核心利益所在，两国完全有可能达成一致。所以我们看到，在1680年代，清朝廷官方在不停说硬话，还在派军队，而康熙又同时在寻找各种渠道和俄罗斯谈判。1686年以后，康熙和彼得大帝双方都有很强意愿签订条约，这样二人好放手来干自己心中真正的大事。1686年俄罗斯加入了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组建的神圣联盟（Holy League），共同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同时俄罗斯在这一时期还在克里米亚打仗（1687、1689年）。另外俄罗斯跟瑞典还处于敌对之中。同时，清朝西北面的噶尔丹汗日趋强大，1686年开始吞并蒙古其他部落，康熙几次发出警告，噶尔丹都没有理会。康熙知道这一时期噶尔丹的许多战争都得到俄罗斯支持。对于康熙来说，跟俄罗斯签订条约，他才好放手来对付噶尔丹。清朝和俄罗斯在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就是这一时期双边关系发展的结果。而这个条约从开始谋划，到最后签订，康熙都是站在近代国家平等观念下在思考。思考的过程也接近现代国家谈判思维，考虑的是利益取舍，没有在一些虚无的礼仪称谓问题上费心思。康熙在思维方式和战略眼光上都远超其朝廷里的大臣。这一切应该说都和南怀仁的培养以及他给康熙提供的信息分不开。

1668年开始的历法之争只是康熙清除鳌拜集团众多操作中的一个小环节。尽管案件本身并没有影响到鳌拜，但这让康熙一派摸清了鳌拜一党在朝廷高层的分布。天象观测的结果是客观结果，谁对谁错一目了然。而面对这个客观结果，议政王大臣会议中各人的不同反应，就显示了其人的政治倾向。这为后面迅速清理整个鳌拜网络提供了关键讯息。35

南怀仁对康熙的价值，从他死后的恩荣上也可看出端倪。康熙赐给南怀仁“勤敏”的谥号。对于谥号，大清的规矩是必须一生勤恳，没有大的污点才能获得。而且正常情况下，只有一品大员会有谥号。不是一品的，需要皇帝钦赐。南怀仁没有做过一品大员，所以他的谥号是康熙钦赐的。对比之下，康熙早年的宠臣索额图和明珠，都因为后来这样那样的问题，没有获得谥号。能得到钦赐的谥号，在康熙一朝是很难得的恩宠。而且谥号是有品次的。表明品次的是谥号的首字。南怀仁谥号的首字是“勤”字，而当时最有名的拥有“勤”字谥号的是佟图赖，也就是康熙的外公。佟图赖是八旗正蓝旗汉军都统，带领军队从东北一路打到广西，为满人夺取天下立了大功，最后获得的谥号是“勤襄”。南怀仁最后的谥号可以和佟图赖并立于“勤”字档，在康熙一朝来说是极高的评价。最后南怀仁的墓碑上还是汉满双语并立，使用满语说明康熙把南怀仁当成自己人。南怀仁在1688年去世，中俄双方都认可1689年最后的条约能够签订，南怀仁当居首功。

时间点是了解传教士参与鳌拜案的关键。1669年历法之争的起始结束都和康熙铲除鳌拜势力的布局紧密相连。这并不是巧合。南怀仁混迹北京多年，又亲历了四年前持续了八个月的历法案，他比谁都明白历法对错不是什么学术争论，而是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在他用拉丁文写回欧洲的信中，就明确写了辅政大臣鳌拜是杨光先的靠山；33同时他还告诉欧洲，少年康熙和鳌拜各自都在暗中争权。34他的信中，还回答了一个清史中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就是康熙早年为什么不把案件送到朝廷六部处理，而是转交到议政王大臣会议。比如像1669年的历法之争，按规矩应该是礼部牵头来调查。南怀仁在信中解释，因为朝廷六部里面都是鳌拜的人，而在议政王大臣会议这边，康熙有一个他信赖的小圈子，不仅可以为康熙提供建议，还有足够的势力和鳌拜的人周旋。35从南怀仁信中提到的内部权斗信息，就可以看出他是康熙圈子内部的人。

《尼布楚条约》签订

如果说南怀仁参劾杨光先和康熙擒拿鳌拜二者发生时间接近还有可能是巧合的话，那么传教士在擒拿鳌拜以后的动作就确认了他们在康熙政治圈中的地位。在鳌拜被擒的一个月之内，利类思在1669年6月14日执笔代表在京三位传教士上书朝廷，请求为1665年的历狱平反。用利类思奏折上的话来说，就是“今权奸败露之日，正是奇冤暴白之时”。29作为修行之人，利类思的汉文奏折行文比较克制，没有明确点名鳌拜，但是当时朝堂上下也都明白其所指。利类思上书并不是要参与朝廷斗争，其主要目的很现实，就是把上次案件中被收缴去的教堂教产要回来。8月，南怀仁再次上奏朝廷，直接指明杨光先就是鳌拜党羽，要求给1665年的历狱翻案。当时朝堂上下正在追查康熙侍卫中的鳌拜党羽，整个案件处在关键时刻。1669年8月27日，作为侍卫统领之一的巴布尔善及其党羽都被定罪。30九天之后，9月5日，康亲王杰书上书康熙，代表议政王大臣会议回复南怀仁所请。首先，康亲王确认杨光先为鳌拜党羽。其次，他建议推翻1665年历狱的所有判决。对于已在1666年中风过世的汤若望，建议恢复其名誉，把收缴的属于汤若望的教堂教产归还给传教士，同时按照汤若望在世时的官品给予相应的丧葬待遇。对于那些已经被正法的官员，给予家人补偿；被流放的，调回京城；降职的，官复原职。康亲王同时建议，当年由于1665年历狱而流放广州的二十四位传教士也应一并召回京城。除了召回广州传教士这一条，康熙允准了康亲王的所有建议。3十五天后，朝廷正式恢复了汤若望的品衔，并宣告以后对汤若望的祭祀都将按其在世时的品衔进行。是年12月，康熙亲自为汤若望撰写了墓志铭，并刻在了他的墓碑上。3康亲王和康熙的这一系列举动其实就是对传教士之前参与铲除鳌拜的报答。要是传教士没有参与其中，康亲王哪有可能第一时间来帮传教士翻案。当时朝廷等待翻案的案子尚有许多，而康亲王在处理完巴布尔善九天后就帮传教士处理此案，这从哪个角度都不能不说是特别关照后的结果。

1688年1月28日，南怀仁在北京去世。六年前，利类思神父已经去世。这样，康熙朝宫中第一代传教士已全部去世。当时北京能在康熙身边经常出现的还剩下徐日升、安多两位神父。徐日升神父是葡萄牙人，在南怀仁引荐下，1673年进入宫中。他擅长音乐，把西方音乐介绍给了康熙。徐日升神父和康熙的儿子们相处融洽，后者把他当成家里人。康熙的家训里还有大皇子拿徐日升神父的大胡子开玩笑，被康熙制止的故事。”安多神父是比利时人，1685年入京，在南怀仁引荐下成为康熙的西学老师。而南怀仁在钦天监的位置则传给了闵明我神父。闵明我一直是南怀仁的助手，精通天文历算。南怀仁去世时，闵明我被派回了欧洲未返，但钦天监的位置一直给他留着。直到1694年他返回北京以后，才正式顶了南怀仁的缺。

三位神父中，南怀仁最懂天文，找问题的任务自然落在了他的身上。来找传教士的范承谟出身的范家在努尔哈赤时代就和佟家是一个派系的，属于八旗汉军的核心势力。范家和佟家互相之间多次联姻，是亲上加亲的关系。尽管康熙背后势力筹划扳倒鳌拜的过程现已不可考，但可以确知的部分是，南怀仁突然上书参劾杨光先，卷到朝廷纷争中，不是他自己的主意。站在神父的角度来看，南怀仁参劾杨光先对他自己以及传教事业都没有好处。神父到中国是来传教的，朝廷参劾，无论输赢，都是树敌的举动，对传教没有任何意义。同时，如果不是康熙亲自支持，南怀仁作为一个无官无职的人来参劾，朝廷大概率也不会受理，更不可能得到康熙的详细批复，再转到议政王大臣会议处理。另外，从南怀仁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神父，一生都在尽量避免卷入朝堂纷争之中。即使是在参劾杨光先的折子中，南怀仁都还心存愧疚，在结尾部分，写自己是“自幼学道，口不言人之长短”。28 1668年参劾杨光先是南怀仁在康熙朝廷几十年中唯一一次主动参劾他人的例子。总而言之，各种迹象都表明传教士受到了康熙背后势力的指使。

南怀仁去世后十天，也就是1688年2月7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出走海路入华的白晋、张诚、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和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五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终于抵达了北京。73尽管五人未能见到南怀仁，但是在他们六个月前到达宁波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南怀仁在清朝的影响力。按照清朝规定，西洋人入华只能从广东进入。但是从澳门到广东的入华路线多年来都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这五位法国传教士为了回避葡萄牙人，选择了从宁波进入中国。当时的浙江巡抚金鋐见五位西洋人突然来访，上书朝廷，询问应该如何处理。管理西洋人的礼部给出的回复是严格执行现有条例，不允许传教士从宁波进入，责令他们离开，同时要求巡抚严惩带他们到宁波的商人。不过六天后，礼部这一回复被康熙否定了。康熙声称这几人懂得历法，让他们来京，听候差遣。据传教士记载，浙江地方官得知康熙让他们进京后，亲自到他们的住处拜访，恭喜他们能够得到皇帝恩宠接见。由于他们是康熙钦点要接见的人，所以从浙江赴京一千多公里的路上，他们得到了沿途各处地方官员的款待和照顾。74法国传教士知道这一切都是康熙的面子，当然也清楚这一切都是南怀仁在华几十年兢兢业业深耕的结果。

根据传教士记载，在参劾前，范承谟（范文程的儿子）还有一些礼部官员私下来找过他们，把杨光先负责的钦天监编出的日历交给他们，让他们找问题。据安文思神父记载，来找他们的官员表现得很神秘。在与他们会谈前，官员要求神父安排一个秘密的没有闲杂人等的地方会谈。在交代过程中，官员们表示他们说的事情是康熙面对面口头交代的。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安文思神父已察觉到这些官员交代的事情，并不是找日历中的问题那么简单。他猜测背后有更深远的谋划，只是并不知道是什么。27

由于南怀仁的缘故，康熙对这几位新来的传教士都很信任。康熙把白晋和张诚两位神父选留在宫中。他们二人的生活起居由康熙的内务府负责打理。据白晋记载，每天早上，内务府派人和马把他们接入宫中，然后指派专人帮助他们突击学习满语。吃和住也都是内务府负责安排。75当时耶稣会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教，都是为了奉献上帝，做好了外出吃苦的心理准备。这几位法国传教士没想到，到了中国，被一路款待；到了北京，就能人宫行走，享受皇家待遇，这些都远超他们预期。

南怀仁神父是比利时人，生于1623年10月9日，十八岁时准备去南美最原始最苦的地方传教，后来耶稣会把他派到了中国。他于1658年到达澳门，后来在陕西传教，再后来被汤若望招到北京，帮助他处理钦天监内的事务。1664年历狱发生后，汤若望中风，说话吃力。南怀仁就代表汤若望出席了各种审问。这次参劾杨光先时，南怀仁没有任何官职。

康熙对法国传教士的信任优待其实是对南怀仁信任的延续。仅仅过了一年，1689年与俄罗斯进行边界谈判，康熙就把张诚派入谈判队伍中。张诚此时汉语和满语都没有学通，但康熙知道他是人才，还是派他去，还赏赐给他专门的衣服，要舅舅佟国纲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这支谈判队伍是索额图和佟国纲领衔率队。毕竟张诚来华时间太短，索额图和佟国纲都和他不熟悉，他们对如何使用张诚以及张诚的忠诚等有疑虑。后来他们想到的办法是，他们只与使团里另外一位神父-老熟人徐日升交接联系，而把张诚安排在徐日升神父手下。这样一来，要是张诚在出使之中出了什么问题，就要徐日升负责。

南怀仁的参劾发生在1668年12月，也就是擒拿鳌拜前半年，这正是康熙为擒拿鳌拜做准备的时期。当时宫中的侍卫处内，各派势力都安插了眼线，康熙不能放心使用里面的侍卫。因此康熙以练摔跤为名，组建了一队年轻人人宫，完全听命于他。这队年轻人就是最后擒拿鳌拜的队伍。这个队伍是1668年10月组建的，就在南怀仁参劾前两个月。

新来的张诚，知道俄罗斯在欧洲那边已经焦头烂额。它陷在克里米亚地区已经好几年，同时还在和瑞典以及奥斯曼帝国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控制权。了解这些信息，相当于知道了俄罗斯的底牌，知道俄罗斯有很强的意愿和清朝解决东北亚地区的边界问题。只有把东北亚问题解决了，它才能放开手脚专心处理西面的问题。76名义上索额图和佟国纲是清朝谈判代表，但其实两位神父才是谈判的实际代表。他们二人不是翻译，因为大部分谈判时间索额图和佟国纲都没有出席，是二位传教士直接去俄罗斯代表处，用拉丁文和俄罗斯代表谈判的。最后拟定的条约总共七条，主要在四个方面达成一致。条约的官方语言是拉丁文，同时有满文和俄文的版本。条约汉文版本是鸦片战争以后才翻译出来的。合约第一要处理的是边界问题。边界问题，最大的模糊地带是黑龙江以外西伯利亚地区划界问题。当时中俄双方对黑龙江以外的地区地理所知都很有限，两位神父也基本一无所知。双方谈判边界其实是在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牌。当时俄罗斯代表问清朝准备要在哪里划界。两位传教士回来问索额图和佟国纲，二人提出边界需要划到Nos山脉处。Nos山究竟是什么地方，学界现在没有定论，但肯定在乌第河（Uda river）以外很远的地方。一说是上扬斯克山脉（Verkhoyansk Range），还有说是俄罗斯领土最东北，接近阿拉斯加的部分。”这个提议让俄方感觉完全不可接受，断然拒绝。根据徐日升神父的日记记载，两位传教士回来问索额图和佟国纲是否知道Nos山脉在哪里，结果二人说不知道。78同时在清朝带出来的地图上也没有这个地方。清朝的地图最远处就在黑龙江区域。”张诚告诉两位大员，根据他看到的俄罗斯地图，按照经纬度计算，他们要的Nos山离北京有约四千公里（800里格，1里格约等于4.8公里。而北京距离哈尔滨约1200公里）。80两位大员听后，只是互相对视了一眼，立刻决定不再漫天要地了。81后来清朝提出把边界定在黑龙江以外的乌第河附近。黑龙江区域到乌第河区域不通航，大山阻隔。清朝军队其实从来没有到达过乌第河区域（起码没有任何记载）。82只是黑龙江周围的满人中流传着一些关于乌第河区域的传说，在以前的贸易中知道那边有一些珍贵的动物，传说那边还有一些神奇的大鱼。83两位大员只听过一些那边的传说，实际所知甚少，而且连乌第河区域的地图也没有。“不过好歹他们还是讲出了那边的物种，给出了满人需要去那边捕猎这个理由。在两位传教士的争取下，俄罗斯代表认为可以接受，最后双方同意乌第河区域为中间地带，双方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一区域。85应该说俄罗斯谈判一方，对那边情况也所知不多，只是他们拿来的地图上可以看到那个区域。另外清朝要的乌第河区域比之前要的Nos区域小了很多。按俄罗斯的说法，Nos山的最南面，离乌第河区域都至少还有十周的行程。86根据现代学者的计算，几天之内，清朝对领土的主张缩小了50倍。8东北端的边界谈妥以后，其他的边界双方都相对熟悉，也就没有多少争议了。

这个参劾案本身不大，但对康熙朝政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该案是康熙独立处理的第一个朝堂案例。25当时康熙十五岁，按南怀仁写回欧洲的信中所言，是“还没长大的孩子”。26该案发生前两年，在1667年8月25日，朝廷给康熙举办过一个成年仪式，程序上已经确认康熙可以亲政了。但朝政还是由辅政大臣在处理。1669年这起参劾案为康熙亲政试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向满朝文武展示他已经能乾纲独断，处理朝政了。该案妙处有二：一是涉及的天文观测结果完全可以预测，这样不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故；二是天文观测的结果是客观的，也就不会产生无休止的朝廷争论，这样一来事件容易把控。最后尽管该案没把鳌拜一党牵连进去，但康熙得以让满朝文武见识了自己的执政能力。

条约第二部分是解决了人口归属问题，先前清朝和俄罗斯在东北的冲突，很多都是由于一些部族因为各种原因不满清廷的统治，跑到俄罗斯那边去了。之前很多次谈判。清朝都有一个叛逃重要人物名单交给俄罗斯，要求俄罗斯把上面的人交还回来，但俄罗斯拒绝配合。东北亚地广人稀，人就是重要资源。从国家利益上来说，俄罗斯是欢迎人口迁徙到它那一侧去的，所以它一直拒绝清朝的要求。这次双方在选人问题上达成一致，约定条约签订前的选人，双方就互相不追究了；以后的逃人，双方需要互相遣送。如果有超过十五人的团体潜透越境，双方需要互相知会。在清朝八旗中，还有一个小团体是由俄罗斯人组成的，这些俄罗斯人是以前战争中的战俘，这个条约也意味着这些人不用再送回俄罗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