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性劳动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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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黏性化设计”造就了众多“单王”，也成为骑手们茶余饭后的重要聊天素材。“单王”通常指一个站点或区域当月送单量最多的外卖骑手。在大部分人看来，“单王”是“拼命三郎”的代名词，大部分单王要身体素质过硬，也要“能等得起”。“单王”通常是“熬”出来的，需要超长时间和超强密度的劳作。
从2018年到2024年，我跟踪走访了北京朝阳区、东城区、大兴区和房山区周边的一些众包骑手点，发现骑手们抱怨的症结点共同指向单量和收入的减少。虽然很多骑手没有出现像虞叔所说的收入“折半”的情况，但也都在抱怨单量和收入大不如从前。这一状况在2021年尤其明显。我与调研小组采访的众包骑手，大多情绪沮丧、感到不满甚至充满抱怨。老骑手尤其如此。
刘力敦，42岁，是上海浦西一个外卖站点的佼佼者，也是远近闻名的“单王”。用站长的话来说，他是“用生命在跑单”。刘力敦的老婆在上海开了一个小吃店，每天早上五点左右，刘力敦就赶着去给老婆的小店进货。送过去之后，就开始上线跑单。刘力敦不分早晚班，因为几乎所有时间他都在岗。他从早上五六点开始一直干到深夜11点前后方才收工，一天的跑单时长超过15小时。
用虞叔的话来说，众包骑手的活儿这些年来“越来越不好干”。单子变得越来越少，而骑手则肉眼可见地越来越多。虞叔的收入，眼看着从旺季时候一天四五百变成三四百，再到如今的一二百。他的士气也如这不断下降的收入一般，越来越低。2021年6月见到虞叔，说到工资，他说“快养活不了自己了”。那个月，虞叔从早干到晚，一天不落，到手的钱刚过六千。从月入过万到工资削减近一半，众包骑手的“好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这样“僧多粥少”的状况自2020年以来变得尤为明显。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就业困难，旅游餐饮等服务行业严重受挫，诸多从事这些行当的个体工商户、小生意人也纷纷投身外卖。虽然在这期间外卖餐饮的业务范围也在扩大，但是终究敌不过蜂拥而至、想要快速增加收入的大量“过渡人群”。整个池子的人变多了，订单即便能够维持原样，也难以为继。
站里的骑手对于刘力敦的“超长待机”十分钦佩，称他为“不睡觉的机器人”。私底下，站长给刘力敦算了过去一年的收入，发现他的平均月工资在一万五以上，有一个月的收入竟然达到了两万三千多。对于外卖骑手来说，这样的收入足以让包括站长在内的很多人歆羡。平日里站长和刘力敦私交不错，经常请他在开早会的时候给骑手们“说说经验”。刘力敦最常说的两句话是：“不要想着今天单少就不跑了”，“系统不会偏向一个人，也不会针对一个人”。
虞叔五十上下，人长得魁梧，戴个眼镜，大家说他“装学问人”，他总是嘿嘿笑一下。虞叔和阿岚姐认识，两人都是附近的众包骑手。等单的时候，他喜欢一个人在街边抽烟或者在手机上打牌。可能因为抽烟，他总是咳嗽。阿岚姐一看到他在网上打牌，就骂他没有良心。“他妈的，最近这个单子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半天能等来一个就不错了。”虞叔最先沉不住气，骂起来。他一开口，旁边坐的骑手都附和，开始抱怨没有单子。我和调研小组的几位同学在一起，看到我们在听，他们来了兴致，朝着我们七嘴八舌地说开。其中一个年轻的骑手说：“从开春过来，一天不如一天。今早上到现在，我就跑了7单。以前的这个时候，还不得至少15单。还不如去南方厂里上班！”
刘力敦眼中的外卖不是一项技术活，而是一项考验耐心的重复性工作。马克思说：“分工越细，劳动就越简单。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需要投入紧张的体力或智力。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工人想要维持自己的工资总额，就得多劳动，多工作几小时或者在一小时内提供更多的产品。”确实，骑手的送单劳动几乎没有特殊技巧，简单易学和高替代性让他们几乎丧失了在订单价格和订单数量上的话语权。为了维持足够体面的薪资水平，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愿”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靠“等”和“耗时”来完成更多的订单。时间的阶层性和价值区分由此显现，我们将在第四章对时间的“差序格局”做详细的分析。平台订单单价的差异化设计更像是一套“劝服型”人力管理算法，它通过设计各种“规则条款”信息来制造“黏性陷阱”，从而实现锁定劳动者的目的。
秋季的午后，北京出现了难得的蓝天白云。阳光斜照在马路对面的餐厅墙面上，反射的光让人难以睁眼。万源路的众包骑手慢慢出现，在熙攘的街道上，他们三五成群，或说话或抽烟，倚靠着自己的电动车等单子。
哈里·布雷弗曼在探究劳动过程时提出了生产劳动下的“局部工人”这一概念。局部工人展现的是技术革新将传统的工艺生产分解为不同的工序，打破了工人对于全套工艺知识的占有和控制，从而实现对工人阶级的分割。这一论述放在外卖骑手的语境下仍然成立，只是，对于外卖骑手的控制不是体现在生产工序的变化上，而是基于用户需求对具体的劳动形态进行了区分和设计。专送、众包、乐跑骑手之间的不满与冲突体现了平台技术管理设计对于工人联合的冲击。从一定程度上讲，技术专制主义瓦解了工人的团结，巩固了平台资本的统治地位。
“游击队”VS“正规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