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未知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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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台劳动情境下,精细化的数字管理落实到具体场景中时,具有很强的指令性和归责性,留给外卖员“自我发挥”的空间较小。虽然女骑手的身体示弱、沟通、交流、耐心等是传统性别分工下的刻板标签,但是在平台劳动中,这些标签也可以成为“弱者的武器”,即女性通过发挥自我主体认知和交流的能动性,有效利用这些性别化标签来服务自己的劳动实践,从而将自己的平台劳动转变为一种“优势劳动”。
看见路边有跑单的外卖员,就问人家。下载了一个软件,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人在街上,找不到地方,一直低头看手机,搞不明白,挺丢人的。(别人看见)一个女的来回在大街上晃悠,不像那么回事。不知道等单去哪儿。导航也不会变通,面对的是一堵墙,封起来了。傍晚的时候,在那儿绕,怎么也出不来。超时很急,感觉又害臊又难。
下面是两位女骑手讲述自己在遭遇交通事故时,如何受到交警同志的“特别照顾”从而化险为夷:
孙丽丽42岁,河北承德人。认识孙丽丽是在2021年疫情期间的一次采访中。因为疫情,我们未曾谋面,一直用微信语音沟通。她说话直率,并不避讳。每次讲起自己加入外卖的经历,她都觉得“很丢人”:
出过小事。逆行取餐,餐厅在对面,必须逆行过去天桥。下雨天,我淋透了。我把他车刮了。我逆行。他让我赔他一千块。我说我没钱。他说不行,不给就报警。交警来了。交警看我一个女的,浑身湿透了,头发也湿了,就问他(小轿车司机)怎么回事。那人(小轿车司机)一直想跟我要钱,说是我的责任。交警背对着我,跟司机聊。然后背后给我打了个OK的手势,暗示我没事。他一个车,也不是什么好车,几万吧,跑“滴滴”的。
对于许多女骑手来说,走上街头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送外卖是一项流动性工作,外卖骑手穿梭于大街小巷,在诸多目的地之间游走。当外卖骑手穿上工作服,带上餐箱,跑在大街上,就像一个个流动广告牌,不断地向路人宣示和展现自己的劳动。外卖劳动既是流动性的,也是展演性的。由于大部分女骑手来自农村地区,受到“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家庭分工的影响,习惯了从事诸多“不可见”的家务劳动与照料工作,不太“抛头露面”。当不得已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时,她们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对于这些女性而言,跑外卖的过程带有鲜明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和社会情绪,即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带有自我蔑视的体验感。这样的羞耻感与我们在第三章所阐释的农民工污名化、标签化联系紧密。当然,对于女性而言,还多了一层应对乡土社会公序良俗的压力。
拐弯让直行。我是直行,但我逆行,和一个“滴滴”网约车师傅撞一块了。速度慢,没事。我俩平责。交警可怜我,威胁“滴滴”师傅,让他把驾驶证拿来,要不先给他扣六分,要不让我们自己解决。后来网约车(司机)同意协商。交警走了。网约车(司机)先降到五百,再降到两百,后来我一分钱没给他。我说自己没钱。他不信,打开我手机,看我入职才没多少天,账号才几十块钱。他也泄气了。我说我也是从农村来的。装可怜。后来就这么过去了。
走上街头
可以看到,女骑手的“示弱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对传统的父权制性别分工的顺从与忍耐。在外卖产业里,“女性身份”本身已经被概括为一个“弱者的形象”,这使女性有意无意地受到了来自他者的苛责为难或者有意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女性“示弱劳动”的图谱复杂性,它并不是单一的强弱对抗,而是糅杂了弱者同情、男权主导等诸多因素,这样的复杂性为女性创造了一定的优势,使她们的“翻盘”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