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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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的流动劳动也时常因为疫情管理而变得更加琐碎、间歇。病毒传染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骑手送餐的风险。疫情初期，这种风险来自个体对可能被传染的担忧，而到了疫情后期，更多的担忧则来自因为疫情管理无法正常外出送单。没有收入来源变成了最需要担心的事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很多小区或城中村执行“只出不进”的政策。为了逃离封锁，许多骑手不得不选择“睡大街”或者“住帐篷”，送外卖的劳动者失去了歇息之地，变成了真正意义上居无定所的流动劳动。同时，这样的流动劳动，也让不少骑手有了难忘的经历。一些骑手以此作为谈资，与我分享。
如果说前文我们探究的是结构性的、主流的空间如何被征用和彰显社会不同人群的权力关系，那么在这一章，我们更希望看到平台市场经济生产语境下的“空间盲点区域”。它们是一些被忽视的、不可见的“碎片空间”，往往是模糊的、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极其混乱而不安全的，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极力想要避免与其产生交集的。它们是“城中村”，是遥远的农村，是帐篷下的栖身之地，是疫情期间“蜗居”的屋子。
2022年5月，因为疫情，吴之峰所在的周口村被封。他无法正常出来跑单。他去找村大队，要求做志愿者。在后面的二十多天里，他每天跑到村口，协助村委管理人员出入、登记车辆、检测体温核酸。5月底，北京城区解封，村委为了确保安全，要求“只出不进”。吴之峰与妻子、两个孩子、丈母娘住在一起。一家人等着吃饭。他十分想出去跑单。通过做志愿者的关系，村大队给吴之峰开了“出村不返回”证明。吴之峰带了一床毛毯和几件换洗的衣物，告别家人，从六环外的周口村赶进城区，开始跑单。吴之峰每天从早晨6点干到晚上10点。下线后，他就找个户外的地方睡下。
帐篷下的家园
我是特别“扛造”的一个人。本来想着就不住帐篷了，因为带（到摩托车）上太麻烦。南四环边上有条小河，河边是个公园，那儿有个凉亭，我就在那儿睡。现在不冷，也没蚊子，睡在公园里很舒服的。好多人都知道说我是在外边住。
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家不能回”本身也构成了区隔劳动的一部分。正如蓝佩嘉在描述东南亚女佣时所强调的，她们之所以不顾家人的反对而出国工作，是因为空间上的转移使她们从家庭领域的无酬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国际空间里的有酬劳动力。对于骑手而言，空间上的跨越和分离是其获得高收入所付出的代价。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他们不得不选择流动。在此过程中，“老家”是承载其寄托和希望的港湾，对于老家未来的美好想象与建构支撑着外卖骑手在大城市的空间拓展。送单劳动是一种阶层化的空间转移劳动，它用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供给填补了城市发展中对于便利的需求。大量的劳动人口因此不得不变成“城乡两栖人”，服务于空间上同时等候的两批人——客人与家人，并不得不更加偏向于前者。
吴之峰的哥哥和妹妹都在北京城区，但是他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他的摩托车后座上一直都用蓝色的线绳捆着一个瑜伽垫。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这个瑜伽垫就是他睡觉的行当。吴之峰在外借宿并不喜欢搭帐篷，他觉得五六月份的北京天气爽朗，让人睡得香甜。用他的话说，自己“是一个‘大男人’，没什么好怕的”。可是偏偏有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给吴之峰不小的冲击，让他不得不在后续街头宿营的日子里加倍小心。下面是他的自述。
与其他骑手相比，张文友的婚姻家庭略显复杂。他经历了婚姻重组，这使他不得不更加用心地维护现有的家庭。对于很多已婚骑手来说，来大城市送外卖意味着长期的异地分居，这给婚姻和家庭带来了挑战。但即便如此，调解家庭矛盾、与妻子和儿子沟通依然是他在北京努力奋斗的动力。亲情的联结与对于家乡的空间想象让他觉得安心。等单的时候，张文友偶尔会与孩子视频。他对着屏幕笑，儿子喊他爸爸，有时候会眼泪汪汪，看得他难受。
那天晚上，我已经进入深睡眠状态，说实在的，在家里都没有睡那么舒服。我发现有人拉我的裤子，特别夸张的那种。我当时想这是不是在做梦。对，然后我感觉眼前有一张脸，热乎乎的，谁的嘴在靠近我。我睁眼一看，直接跳起来了。我直接一个锁喉，立马伸手掐住那人脖子。他个子挺高的，比我都高。我估计最多也就一秒钟的时间，不到两秒钟，我心里的善念已经出来了。（毕竟）这个是公共场合，谁都可以来，我还不知道对方是恶意还是善意。所以我心里就想不能掐得太严重了。我要掐太重死了，到时候一报警，我就有麻烦，是吧？所以就掐得比较松。
也想过把老婆孩子接来。不是时候。爸妈年纪很大了，需要她照顾。她父母年纪也大了，小儿子也很小。不方便。租金也会很贵，还不如在老家。（但）这样就是两地分居，感情会变淡。不过我俩都是离异的，我跟她说我们不要吵架。我们基本不吵架，挺好的。
那人回话也比较及时。他说我不是图你钱财的，就直接这么说。我当时手下去一摸，兜里的俩手机都在。一看手机没事，然后我说你要干什么。他给我来一句，我喜欢你。妈的太到位了，突然之间的表白。我跟你说我的头炸了，浑身嗖地一下，寒毛炸起来。觉得这辈子就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
在来到北京半年多的时间里，张文友从分不清东南西北到对北京无比熟悉。“不夸张，整个北京城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替人跑腿，送餐、送文件、送鲜花、代办事……与其他我遇到的骑手不同，张文友喜欢全城跑，因为这样接到的单子路程远、金额大。他每天六点半出门，晚上十点回家。一日三餐在跑单路上解决。他给自己定的额度是每天跑200公里。这样可以保证每天有400—500元的收入。在跑长距离的订单时，张文友会走神，会想家。他会想他的孩子，他的婚姻，还有他在西藏当兵那些年吃过的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