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选择”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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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的负面形象伴随着他们的劳动过程而产生，“闯红灯”“逆行”“车速快”“粗鲁”“嗓门大”“不耐烦”成为他们随身背负的“标签”。在实际的劳动场景中，外卖员可能遭受来自媒体、顾客、路人、保安、物业机构等主体的质疑和不信任。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诺教徒时提出了“污名化”的概念，他认为污名化是一群人将低劣、下等强加于另一群人并加以维持的过程，是不同人群间权力关系不对等的表现。“污名化”所呈现的过程是一种群体性行为，不具污名的一方将负面的、消极的“标签”不断与被污名化的一方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创建被污名化一方的刻板印象。对于外卖骑手的某些刻板印象虽然并非毫无根据，但是这些建构往往忽视了他们是被“困在系统里”需要赶时间的人。这些质疑、不信任给外卖员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很大困扰。

努力与成功

对于大多数外卖员来说，虽然“跑外卖”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但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他们不得不面对社会和媒体对于“外卖劳动”的污名化。大部分外卖员由农民工群体构成，因此，围绕“跑外卖”所展开的社会话语依旧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农民工群体的污名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间，媒体对于农民工群体有过诸多负面的报道。这些报道的议程和框架形塑了社会对于劳动者普遍“看第一眼”的现实，而外卖员的污名化过程同样如此。

骑手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许久。正如本书在导论中所言，外卖骑手来自五湖四海，通过数字化的组织方式被临时集结在一起。他们怀揣不同的想法，有着各自的目的。他们中大部分是农民工，但也有不少是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五花八门”的人，包括有着辉煌创业史的商人、创业失败的青年、体验生活的大姐、想赚外快的宝妈、为儿子攒钱买房的中年大叔等。虽然对生活有着不同的期许，但都希望通过“跑外卖”多些收入和积累，完成这样或者那样的人生目标。

一位骑手说：“跑外卖和进工厂没啥两样，只不过前者把工厂搬到了大街上。”这一比喻十分有趣。如果要给外卖劳动在空间上下一个定义，它确实是把工厂的流水线劳动通过数字化技术放置在了更大的城市空间中。其间，外卖骑手要经历等单、接单、取餐、送餐、完成订单等一系列任务。同工厂的流水线劳动一样，跑外卖也存在时间限制和诸多重复劳动。学者闻效仪将外卖劳动归结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业态”。此话不假，无论是从劳动方式还是劳动的组织形态来看，外卖产业同工厂劳动一样，通过使用大量劳动力、进行大量体力消耗来完成工作任务。换句话说，“跑外卖”虽然披着数字经济的外衣，但在某些场景下，仍未能跳出工厂劳动的流水线逻辑。也是因此，“跑外卖”非但没有获得广泛的劳动认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工厂劳动的污名化。

遇见曾凡胜的时候，他还在开网约车。2020年8月，我在学校上完课打车回家，坐上了曾凡胜的车。那是一辆北汽牌银色电动汽车，标准化的外观和内饰让人一眼便知是平台方的租赁车。曾凡胜三十岁出头，戴着眼镜，平头，四方脸，乍看上去很严肃。聊天的时候，曾凡胜主动提起他是从“滴滴”平台租的车，一个月 4500元。5月疫情放开的时候，他从老家来到北京开网约车。

多数骑手对跑外卖这件事既爱又恨。他们在这个行业里拿到了其他工作无法与之相比的收入，却在旁人面前羞于承认自己是个外卖骑手。很多骑手选择对家人和朋友隐瞒自己跑外卖的工作。伴随着这份工作而来的污名化与合法化矛盾纠缠着多数骑手，他们不得不经常进行自我协商。

2019年10月，曾凡胜和爱人投资30万在辽宁抚顺开了一家餐馆。房租20万，厨子和服务员5万，食材货物5万。筹备了两个月，12月刚开业，疫情来了，餐馆一直无法正常营业。眼看着自己和妻子这些年辛苦积攒的本金打了水漂，曾凡胜心里煎熬，日夜睡不着。挨到了5月，夫妻两人决定面对现实，转租了店面，关了门来北京打工。网约车干了四五个月，曾凡胜发现“养车”成本太高，攒不下钱。听人说跑外卖挣钱多，就换了工作来跑外卖。

“凭本事吃饭，不丢人”

外卖真的能挣钱，一点也不少挣。只要你努力。一单一单都是钱呐。……要是你全职干这个活，得坚持。不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行的。那些这样的，都是兼职干。说白了，谁进这一行，也不是说闲着没事干了，都是想多挣几个。每天干一会儿就没人了，行吗？挣不到钱的。是没人管你了，但是你要生活，吃穿住……想挣钱，就是得天天干才行。

我把视频发给小蔡并询问他的看法，他看了之后觉得这样的提案又好气又好笑，回复了一句：“这人肯定没在工厂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