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女人”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其他关于性、性别的问题与其背后的语言现象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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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特别关注女人的性别是一件坏事，即便是在男性性别不会受到同样的特殊关注的语境下。因为在一些人看来，女性在科学、医学和政治领域取得成功仍然比较困难，所以强调她们的性别有助于让女性在这些领域更受关注。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激励手段。

更令人着迷的是，社会性别并不是落在光谱内的唯一身份，生理性别/身体上的“男性”与“女性”也存在着文化差异。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种名叫5-ARD的罕见遗传性间性状况的出现率非常之高。具有5-ARD的婴儿出生时有可见的女性生殖器，但在青春期，他们的身体从脸到下体开始变得男性化，到成年时，他们看起来就是毛发旺盛、胸围宽大的男人。在多米尼加文化里，具有5-ARD的人被称为“guevedoces”，字面意思是“12岁的阴茎”。他们会被当作女孩抚养，但青春期一过，他们余生都被认为是男人，而且常常会起一个新的、男性化的名字。在多米尼加人看来，“guevedoces”不过是身体和思维突然变成“男孩”的“女孩”罢了。

将女人的性别贴在她们的成就之前，对此最严厉的批评可能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罗宾·拉科夫（Robin Lakoff）。拉科夫常常被认为是性别和语言研究的奠基人，她在1975年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名为《语言与女性地位》（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这本书引发了关于语言在创造性别刻板印象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激烈辩论。拉科夫曾经告诉《纽约时报》，称呼“女科学家”“女校长”“女总统”“女医生”是在暗示女人做这些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正常的”。这些性别限定词代表着女人拥有受人尊敬的职业只是例外，而这种潜在信息很可能渗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过程。拉科夫还说：“每次我们说‘女总统’，都是在强化只有男人才能担任三军统帅、成为美国的象征——毕竟美国的绰号是山姆大叔，而不是萨曼莎阿姨——这一观点。而这会导致人们更难想象总统是一位女性的情形，也因此更不会投票支持女性竞选总统。”

在一万英里之外的巴布亚新几内亚，5-ARD的数量也明显很多。但与“guevedoces”不同的是，这些人并不是先被认为是女孩，然后是男孩；相反，在青春期前后，他们会被视为第三种完全不同的性别。他们被称作“turnim- man”，并被人们认可为他们的终身性别身份。也就是说，尽管这些人和多米尼加的“guevedoces”有着相同的身体——相同的XY染色体，相同的难以界定的生殖器——但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出于不同的文化认知，为他们赋予了不同的称谓。

一些人认为，如果我们想实现性别平等，那么应该尽可能避免公开使用“woman”这个词，因为在同一语境下，只明确指出女人的性别而不指出男人的性别，那就是性别歧视。你可能听到过一两个成就卓越的女性告诉面试官：“我不希望我的头衔前面有‘女’。人们只需要知道我做的事情和我的头衔，不需要加前缀。”1996年，电视导演格洛丽亚·穆齐奥（Gloria Muzio）说：“被认为是一名好导演，而不是一名好的‘女’导演，对我来说一直至关重要。但不幸的是，我不时因为身为女性而被单独挑出来。”

在英语中，我们不断想出新的名称来描述性别光谱中的不同部分。我们正身处这样的文化时刻：齐曼所说的“自我定义”正驱动并影响着我们看待性别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方式。多亏了互联网、个人品牌和其他关于个人主义的现代观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谁，而且可以在一生中不断调整这些定义。我们毕竟不是环节动物，也不是类人猿；我们是有着复杂思想和经历、不断演化着的人类。我们身份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不能用死板僵化的术语来定义，包括社会性别。不论你的身体、言行习惯、穿衣风格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女人，那么你就是自我认同为“女人”的人。“这实际上抛弃了传统偏见，即女人把自己看作女人，因为她们小时候都喜欢玩洋娃娃；男人把自己看作男人，因为他们都喜欢体育运动。”齐曼说。这些外在特质不再是能定义我们性别的要素。“与此相反，”他说，“你的性别认同只与非常个人化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我是谁’的直觉感受紧密相关。”

在大学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布里尔的补告开头有问题，它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这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到头来，“woman”这个词真正代表的是什么？换句话说，当讲英语的人给某人贴上“女人”的标签时，我们想让听者脑海中形成的是什么样的形象？一个女人是否应该由特定的性别角色来定义，例如忠诚的妻子、养育孩子的厨师？“女性特质”是否按外貌分成了不同类别，例如长发的、化妆的、穿裙子的？是具有生育功能的身体和外阴使布里尔被曼尼托巴大学工程系拒之门外的吗？或者，我们说“female”时，指的就是具有生育功能的身体和外阴吗？另外，如果一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成就的人恰好是女人，比如伊冯娜·布里尔，当我们对她们的称呼加上了明确的性别标识时——“女科学家”而不是“科学家”——为什么有些人会感到被冒犯，而有些不会？也许“woman”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来说已经产生了不同的含义。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它呢？

如果“woman”“female”“man”“male”这些词没有明确的定义，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们呢？恐怕没有什么所有人都能遵循的简单规则，在任一不同情形下，谈话的语境和意图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就有自己的语言偏好。比如说，如果有人想称呼我为“woman writer”（女作家）或者“female writer”（女性作家），我很无所谓，反正我总是写很多与女人紧密相关的内容。但是有些词就让我十分厌恶，绝对无法接受。我不喜欢别人叫我“ma’am”（女士，夫人）”，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黄脸婆——在我们的文化中，黄脸婆不是一个女人应有的样子——我也讨厌被人叫“miss”（小姐），听起来有点小瞧人的意思。男人可太幸运了，不管他们年龄多大、结没结婚，都只会被叫作“sir”（先生）而已。

《纽约时报》的补告充斥着性别歧视，并因此受到了惩罚。各种媒体上都是铺天盖地的谴责声，批评补告只强调布里尔被赋予的刻板印象式的女性形象（做饭、养孩子），却漠视她在星际探索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声誉。《纽约时报》顶不住压力，匆忙删掉了“拿手好菜”那句话。那个星期，书评家爱德华·钱皮恩（Edward Champion）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说，《纽约时报》关于圣雄甘地的补告上绝不会写“（他的）拿手菜是菜肉馅儿煎蛋饼，亲自熨烫衬衫，花了八年时间看完了‘哈迪兄弟’‘系列”。

几年前，我也对讲英语的人如何使用“you guys”产生了兴趣。“guys”既轻松又友好，经常被用来称呼任何性别的一群人，而且还解决了英语中没有第二人称复数代词的语法问题。很多人真诚地相信“guys”已然变成了中性词。但是学者认为，“guys”是又一个男性化的类指，只是用起来比较舒服而已。“you gals”（姐妹们）这种叫法绝对不会赢得同等的喜爱，而且就连积极避免使用含有性别偏见的词语的人们，也还是用“guys”称呼别人，仿佛这个词就不带性别倾向似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guys”只被用在男人身上，当它演化为将女人也包含在内的称呼时，众多社会语言学家惊掉了下巴。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史蒂文·J.克兰西（Steven J. Clancy）曾评论过这种用法：“在‘政治正确’导向的语言改革压力下，我们正亲眼看见一个新的类指名词朝着与我们的期待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也就是我不用“you guys”，而是选择“y’all”作为第二人称复数代词的原因，正如我 50多页之前提到的那样。

伊冯娜·布里尔几十年来启动了一项又一项向月球和火星发射航天器的任务。2011年，奥巴马总统授予她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但是该死的，那则补告竟然觉得炖牛肉更重要，而且说她当了八年全职妈妈养育孩子——这不是真的，那时她仍然在兼职工作。然而在《纽约时报》眼中，她对宇宙探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算什么，那些传统女性气质的外显标志更能定义她是谁，而且——就像补告第二段开头的“但是”暗示的那样——这二者是完全矛盾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