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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雨虹和小儿子要处理20大桶、体积超过100立方米的垃圾。从下午1点至凌晨2点，他们埋身于垃圾堆。凌晨2点，垃圾全部分完类后，彩虹会先回到出租房睡觉，小儿子继续留守垃圾房，等着凌晨5点另一辆垃圾车拉走”其他垃圾”后，垃圾房才关门。第二天中午，雨虹休息完，吃完中饭，便回到垃圾房，把垃圾拉到大型回收厂卖。
以往，雨虹的主要工作是把垃圾桶里的塑料、纸壳、泡沫、铁制品等可以回收的废品分出来；老张负责把废品捆绑、装车，送往回收站：他们的小儿子则负责把垃圾从垃圾分类点运到垃圾房。现在，三个人的工作，摊给两个人。雨虹把丈夫之前的工作也承担了，开起了三轮车，瘦小的身体载着高过头顶的垃圾飞驰着。
如若将这个豪宅小区比喻成一个巨人，那么垃圾房就是他的排泄口，雨虹一家是处理这些排泄物的人。黑色塑料垃圾桶超过雨虹的身高。她戴着塑胶手套和口罩，身体靠着垃圾桶边沿，麻利地从里面分拣出可以卖钱的垃圾，迅速丢进身边地板上用来分装的空盒子。这些垃圾最后都变成钱，变成一家人在深圳赖以生活的资本。
他的妻子雨虹和小儿子留了下来。
母亲每次经过垃圾房都跟雨虹打招呼，雨虹会像兔子一样从垃圾堆里快步走出来，自然地和母亲拉手。 “嫂子你个子不大，你咋这么有用呢？”母亲说。雨虹不到一米六，86斤。她把上衣撩起来给母亲看，她的腰一只手臂就可以环抱。
不久后，母亲没有再在垃圾房看见过老张。他离开深圳回老家了。
五十八岁的雨虹来深圳二十七年了，和丈夫承包豪宅小区的垃圾房也已十二年。
“老张身体坏了。”母亲叹息。
雨虹一家来自安徽淮北。
即使当前废纸只值4毛5—斤，但总比一分钱卖不出去要好。母亲又帮着他把几捆纸壳抬到木板上，摞起来，用塑料纸盖着，压住。湿冷的雨，混合着厨余垃圾的脏水，在垃圾房外的马路上淌出很远，行人跨着步子掩鼻而过。
1996年夏天，三十一岁的雨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儿子两岁。当时，雨虹和丈夫都有重型卡车驾驶证，跑运输，最常去的地方是连云港和福建。在那个灿烂的夏日，她在县城的大喇叭里听到蓬勃的男声：“深圳开发，欢迎来深圳找工作！”
废纸壳淋湿了，回收站不要，也没有额外的仓库。
雨虹的父亲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母亲是学校的语文老师，早年间从上海被下放至淮北。雨虹有七个兄弟姐妹，前五个都是女孩，她排名老二。父母将他们每一个孩子都供到了初中毕业。
老张说：“不弄不中。”
父亲说：“你们五姐妹去深圳闯一闯吧！”在当时的淮北，她们成了最早闯深圳的人。
母亲问老张：“为什么今天必须弄完？”
在父亲的帮助下，五姐妹在县城民政局开到了外出务工的介绍信，在公安局办到了有印章的边防证。
母亲给老张搭了把手，两人在公交车站的雨棚下聊了几句。原来，老张的脚因为严重的真菌感染，痛痒难忍，所以才总是站不稳。
雨虹不记得具体是哪天从淮北出发的，只记得从罗湖火车站下车的时候，站台上深圳劳务部门派来的年轻人已经在等着她们。“你们这五朵金花，真漂亮！”
但那个雨夜，因为脚痛，老张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保持平衡。他身体越超着，摇摇晃晃，木板始终无法搭上。长期熬夜令老张的脸色黑得像锅底一样，雨水在他脸上的皱纹里汇成水沟，顺着脖子流下去。
她们被领到当时的罗湖酒店做服务员，一干就是六年。2002年，罗湖酒店着火，装修需要时间，姐妹们一时间都失去了工作。
在车厢上面架上木板，就可以摞起更多的垃圾。木板下放破铜烂铁，木板上放纸壳，纸壳上还可以加塑料。小三轮车里的垃圾经常有两个老张那么高。平时，他就是这样开着三轮车，一趟趟把整理出来的可卖钱的垃圾，运往附近的竹子林废品收购点。
“深圳不是养闲人的地方”。
2022年冬天的一个雨夜，母亲买菜归来，在垃圾房门口像往常一样遇到老张。他正试图把一块木板往停在公交站旁的三轮车车厢上放。
雨虹又去了别的餐馆做服务员。中途听说保姆的工资比服务员更高，一个月可以挣600元，雨虹动了转行的心思，但一直没有机会。
老张夫妻令母亲羡慕，他们在深圳靠卖垃圾月入过万，给儿子置了业买了房。
不过，生活的转变往往发生在一瞬间。
这座垃圾房位于母亲工作的写字楼旁边豪宅小区的一层，门朝着马路打开，门口便是公交站台。豪宅小区一共有7栋居民楼，714户人家，每天的生活垃圾经居民们简单分类后，便被运往老张夫妻的垃圾房。
某天，雨虹工作的餐馆里，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刚会说话的孩子在用餐。女子不断跟站在桌边的服务员重复两个韩语单词：컵”keob”杯子”），“물”（mul，“水”）。尽管女子一遍又一遍地说，年轻的服务员还是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当整个城市沉入寂静，垃圾房正进入最后的攻坚时刻。深夜的垃圾房亮着白到刺眼的灯，哪怕垃圾房上头的小区居民楼的灯都灭了，老张夫妻俩仍还深陷垃圾山中。垃圾房在母亲买菜、去公园、散步必经的路上。有时候，母亲还会在垃圾房里碰见老张的小儿子，还有穿着黑白相间深圳校服的大孙子，埋首于垃圾整理中。
雨虹那时喜欢看韩剧，也因此熟悉了一些韩语。情急之下，她自己拿着杯子接了一杯水，递给孩子母亲。韩国女子一个劲儿地双手合十对雨虹说：“사합니다”（“谢谢你！”）
每天晚上10点，车身印有”SHENZHEN”“字样橙绿相间的巨型环卫垃圾车会准时出现在老张夫妻所在的垃圾房门口。整理好的厨余垃圾被装在绿色垃圾桶，穿着橘色环卫工服的人将它们一桶桶抬上车，运往垃圾处理厂。
不一会儿，返回餐桌的女子的丈夫知晓了事情的经过。他用中文告诉雨虹，自己在三星工作，老婆刚从韩国过来，一句中文都不会说，如果雨虹愿意，可以来他的家中做保姆，一个月11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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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生意
这是一个远远高出雨虹预期的工资。
母亲说，后者都穿得很讲究，不会像保洁员一样总是穿长袖长裤。她们都穿长裙，冬天是羊毛裙加外套，夏天是脖子上有盘扣的中式长裙。更显眼的特征是，她们的头发都是精心打理过的羊毛卷爆炸头。
雨虹当即决定去。韩国人一家姓李，房子就买在如今垃圾房所在的小区。也是从那年开始，雨虹五姐妹陆陆续续都在这个小区找到了保姆或钟点工的工作。2010年，雨虹偶然得到了承包小区垃圾房的机会，她从老家叫来丈夫，一起开启靠卖废品赚钱的日子。
来深圳做保洁后，母亲能一眼辨认出谁是她的同类，也能一眼辨认出在大街上走的深圳老年女性，哪些是手里拿着养老金，不用打工就能安享晚年的。
当我的母亲得知雨虹如何主动利用帮韩国人家办业务的机会，与管理处掌握实际权力的人交朋友，如何从对方的谈话中得知垃圾房有空缺，如何勇敢地毛遂自荐时，她感到佩服：“嫂子，胆子真大！”
母亲现在每年都交着陕西省的农村养老保险，一年300元。我的父亲已经超过六十岁，他已经开始领养老金，每个月可以领110块，一年1320块，连负担他从西安往返深圳的高铁票都不够。可以预见，母亲将来的养老金也不会高到哪里去。母亲无法想象，如果他们不趁着能干的时候攒点积蓄，儿女生活压力又那么大，等他们老了需要花钱时找谁？用母亲的话说：喊天天不灵，喊地地不应。
母亲想起年轻时，她和父亲还尚未出门务工。有一次，在县城汽车站开饭店做生意的远房孙姓表叔告诉母亲，他认识的一家面食店要转让，建议父母去城里盘下来，做一个生意人。但那也意味着，他们得放弃在农村的一切，那些庄稼、牲畜，以及熟悉的生活，离开家，去和城市正面交锋，应对那些聪明又体面的城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