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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回答可以总结为两个字：养老。
启动资金需要4万块，他们的积蓄只有270块。不敢贷款，怕还不起，村里只有开药方的赤脚医生王医生家是万元户，但借钱也借不到。迫于现实，他们丧失了勇气，失去了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可以跨越阶层、变得富有的机会。
我问过很多像母亲一般年纪来自农村的保洁员一个相同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来做保洁？
看到雨虹，母亲回想起当初的选择：“也不后悔，如果当时去了县城，就没时间陪你俩了，你俩可能书就读不出来。都是命吧！”
两个人哈哈大笑。
在疫情尚未发生以前，雨虹通常是在晚上雇主家里不需要人干活时，来垃圾房给丈夫帮忙。疫情发生后，韩国人一家搬去了香港。因为隔离政策，三年里，雇主一家从2020年初到香港后，便再也没有回深圳，最后干脆陆续卖掉了在深圳的房产，定居香港。
母亲迟疑了一下：“我有啊！”接着说，“我做一天，一天退休工资，做一天，一天退休工资。”
疫情期间，深港不通关，雨虹没法去香港韩国雇主家继续做保姆，也没有回过老家淮北。如若不是我和母亲主动走进垃圾房，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整天被垃圾围困的女人，竟然可以说一口流利的韩语，写一手漂亮的韩国字。母亲更是感到惊奇，开玩笑说：“嫂子，你教我学学韩语！”
绿枝阿姨问母亲；“你有退休工资吧？”
二十年前，当雨虹来到位于香蜜湖的这处小区时，附近十字交叉路口两侧还不是如今令普通人可望不可及的高端楼盘，而是墓地。墓地附近是很小的一座土山，山被铲平，盖上了房子。这令母亲感到震惊：“房子盖在墓地上，人还住得挺好，买房照样买！不愧是深圳！”
环卫工只能独立工作，如果巡逻的督管看到两个环卫工在一起聊天，便会拍照，投诉，然后罚款。如果聊天的是路人，环卫工还可以用问路这样的话术圆过去。 这让我想到，小学的课堂上因为交头接耳而被体罚的经历。
韩国男主人给雨虹买来双语教材，她一边学韩语的同时，女主人也渐渐学了一点中文。中间有三年，雨虹还跟着女主人一起去深圳大学上语言学校，在女主人学习的过程中，她也跟着重新温习了知识。在做保姆的二十年里，雨虹跟着雇主一家去过无数次香港，还去过两次韩国，其中一次去了雇主的老家釜山。“是个普通的三线城市。”雨虹评价道。令她印象深刻的还是首尔。
跟母亲在写字楼工作面临的监管一样，绿枝阿姨也时刻被”监视”。一直有督管骑摩托车在路上巡逻，遇上没打扫干净的地方，电话就会打到绿枝阿姨的手机上。
雇主在首尔的家并不大，“不算太穷，也不算太富，算是上等户吧”。雨虹觉得首尔很干净，比深圳还干净。
这是一个无解的困境，错失的时间永远不再回来。
免税店里的化妆品很便宜，在香港卖几块钱的一张面膜，在首尔只需要4毛钱，深圳上千块的”雪花秀”，在首尔只需要几百。虽然雨虹的韩国菜手艺赢得雇主的称赞，但在首尔，天天吃泡菜还是让她苦不堪言，“韩国人连汉堡里也是加泡菜”。
阿姨说：“现在在外面，不知道亲谁。”
雨虹从来没跟老家的人提起她去过韩国。雨虹说，说了没什么意思，无论你去了哪里，你还是个打工的，既然还是个打工的，就没什么好说的。她一开始也没跟老家的人说过自己在深圳做的是”垃圾”生意，做的年数多了后才说起。“这是下等人做的活儿，没什么好说的。”
母亲问：“孩子不亲妈妈亲谁？”
雨虹去韩国雇主家里时，雇主家的大女儿才两岁。
阿姨说：“小孩不亲，小时候跟着在深圳生活了几年，上小学就送回老家了，现在不听话。”
如今，大女儿已经在首尔大学读完了博士，雇主家的二女儿也已从香港大学毕业，小儿子即将参加高考。可以预见，孩子们都将会走上一条精英之路。后两个孩子从出生起，便由雨虹带着。她不仅是保姆，也是孩子们的中文住家教师。她给孩子们读了无数个睡前童话故事，最小的孩子最喜欢听《卖火柴的小女孩》。雨虹和雇主一家处成了家人，“像是我自己又养了三个孩子，尤其最小的那个，跟我特亲特亲”。有一次，女主人带着小儿子回韩国，第一天坐飞机去，第二天就回了深圳。孩子哭闹着要跟雨虹在一起，四岁了还管雨虹叫”어머니”（“妈妈”）。女主人并不生气，孩子叫什么都好。二十年里，雨虹的工资从当初的1100块涨到了1万多。
绿枝阿姨也是从早上6点开始上班，上到下午6点。 但她一般都会争取加班，再从晚上7点上到10点，每小时15块的加班费。这样，阿姨每个月才能挣到6000块。 阿姨有一个儿子在成都念大学，每个月都需要生活费。
疫情期间，雨虹虽然没能帮助雇主照顾家庭，但雇主把深圳几处房产的钥匙都留给了她。遇上有人上门看房的，都是雨虹去现场协调，雇主的房子都是在雨虹的见证下卖掉的。雇主一家在深圳房地产勃发时期多处置业，这些标价上千万人民币的房子，卖出的资本所得令雨虹无法想象。也因为这些房子，雇主一家实现了财务自由。
因为打扫的区域靠近公园，经常有人在这条马路上遛狗。“有人会用纸巾把狗屎包起来扔进垃圾桶，有人会直接丢进绿化带，还有人会直接让狗拉在路边，”绿枝阿姨说，“我很讨厌那些喂狗的，最讨厌的就是狗屎，处理不完的狗屎。”
雨虹没有在深圳买房，挣到的钱都拿来养留在老家的三个孩子。孩子大了，存的钱则用来给两个儿子在淮北买房、买车、娶媳妇。她用在深圳的奋斗，换来了在淮北相对殷实的家境。雨虹并不是没有想过在深圳买房，但”胆子太小，没敢贷款”。虽然雨虹夫妇在深圳靠着”垃圾”让儿孙辈在县城拥有了足够体面的生活，但说起自己的垃圾分拣工作，她仍旧觉得是”没什么前途的人才会干的工作”，不值得大肆宣扬。这跟母亲对待她的保洁工作态度一样：“娘没什么用了，才只能做保洁。”
绿枝阿姨以前不会骑电动车，共享单车在深圳出现后，她才去学了骑车。会骑电动车让她的环卫工作变得稍稍轻松了一些。阿姨在电动车的车身上绑了一个边角有破损的红色圆锥体路障。晴天，她把用来遮大雨的车篷收进去，被别人遗弃的路障此时成了一个完美的收纳工具。下小雨的时候，阿姨有一把可以像帽子一样固定在头顶的花伞，10块钱就可以买到。戴上这顶伞，再披上雨衣，就不会淋湿了。我常常在雨夜，看到头顶花伞的环卫工在马路边移动，雨衣随风舞动，像有翅膀的精灵。
如今，雨虹的三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大儿子在不远处的另一小区承包垃圾房，做着跟母亲一样的生意。
对面的公园刚刚搞完一场相亲活动，被拆卸下来的纸板和空水瓶堆积在靠近公园那条马路的垃圾桶边。绿枝阿姨骑着电动车，把垃圾装进巨大的黑色塑料袋，一趟趟往对面马路的垃圾站点送。
十三岁的大孙子已经留在深圳念小学。小儿子跟着雨虹。女儿则嫁到了南京，做4S店生意。
代替咏秋岗位的阿姨来自泸州，名叫绿枝，四十八岁，但在深圳做环卫工已经快二十年了。年轻的绿枝被在工厂打工的丈夫带到深圳，一开始就是做环卫工，起初工资只有400块。时间过去了，丈夫没有再进工厂，如今在建筑工地上做工，干一天活儿，有一天钱，住在工地。绿枝阿姨和咏秋阿姨一样，住在竹子林的群租房里。
母亲以前以为雨虹很可怜，在闲聊中得知她的经历后，母亲佩服得五体投地。“嫂子你也太厉害了，挣到钱了。太有用了。”母亲叹息一番，不忘感叹自己还是来深圳太晚。
母亲感到失落，她希望咏秋阿姨平安健康，也感叹在深圳，和一个人失去联系很容易，大家都是萍水相逢的打工人。
1996年雨虹来深圳时，她的三个孩子全部丢给了爷爷奶奶照顾，她只有过年时才回去看看。孩子们不爱读书，雨虹自觉“错过了他们的成长期，尤其是小儿子，说起来是有些亏欠的。”但雨虹很豁达——不是作父母的不供孩子读书，而是孩子不愿意读，那就没办法。说起雇主家学业优异的三个小孩，雨虹说，主要还是孩子们自己爱读书，家里有一整面书墙，孩子们放学回家写完作业都是在读书，有时候喊吃饭都说要先把一本书读完。
我给咏秋发去微信，没有得到回复。
到今天的景况，雨虹已经很欣慰了。自己的孩子现在踏踏实实，愿意跟着做这份垃圾回收工作，把自己的小家庭日子过好，也不错。
母亲忍不住上前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咏秋出事了，没再做了，但她还在深圳。
母亲跟雨虹说话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正来来回回从小区楼栋底层的垃圾分类点运送垃圾桶过来，忙碌又敏捷。母亲问他，年轻小伙子为什么愿意干如此辛苦的工作？他说，有钱赚就行。
认识咏秋后，母亲会在买菜或去公园散步途中会遇到正在打扫马路的咏秋。遇见了，就会说几句话。但有一天，咏秋阿姨也跟小菊阿姨一样，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出现在马路上。原来属于咏秋打扫的区域，又换了一个瘦瘦小小的阿姨。
其实在跟着父母进入垃圾行业以前，雨虹的小儿子也辗转于各地打了不少工，还跟着姐姐一起在南京做过生意。来深圳时，他已经结婚生子。现在，七岁的孩子跟着妻子留在老家，只有寒暑假才会来深圳住住。“孩子喜欢老家，在老家舒服，老家啥活儿也不用干。”
阿姨对母亲说：“大姐，我也想你了，我身体养好了，找机会还会再来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