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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要吃这种苦，为什么从村里到镇上，怎么也走不出被群山包围的恐惧。但这一切似乎也给了我力量，让我更有意识地去读书，让我更坚信知识是有用的。很多年后，我向母亲讲起我每次搭车去学校时的无助与害怕，母亲只简单说了句：“那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供你们读书需要钱。”我在无数时刻，都有一种”幸存者”之感。但凡我在青春成长期的任何一天做了 “放弃”的决定，我的人生也一定是随波逐流的。我那些从课堂上消失的同学，他们一定也曾感到害怕。
另一次，母亲打扫到一个女孩的座位下，桌子旁边有一些纸盒，她问女孩还要不要，女孩说，可以扔了。
我上大学之后，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钱，需要父母更辛苦地工作。其中有一年，母亲跟着父亲上了韩城煤矿，成为煤矿上的一名厨师，顺便开了个小商铺。
还有一次，母亲去一间办公室收垃圾，敲门许久不开，就多敲了几次，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一条缝，里面的人探出头来，轻声说：阿姨你晚点再来哦！原来他们在里面蒸煲仔饭，锅碗瓢盆摆了一地。不用说，又有一大堆垃圾等着打扫。
那一年发生的事，在母亲的记忆里如烧过的一场大火。
母亲对几间六个女孩坐在一起办公的屋子印象深刻。不论哪次去，垃圾桶里面都是饭盒、茶叶、纸巾，堆得满仓满栋。母亲曾经很委婉地跟她们说，也许这里需要一个更大的垃圾桶。
母亲通过老板在厨房门口石墩上留下的烟头数，来判断煤价是涨还是跌。跌的时候，总是有厚厚一层烟灰。煤矿上最大的老板，工人们叫他”大老金”。大老金很高很瘦很豪爽，在下峪口有一片四合院一样的四栋三层楼房，他极少出现在矿区。大老金嫁女儿，矿上所有工人也被邀请，流水席设在他家门口的街道上，马路上铺了红地毯，挂起红灯笼，来者不拒，来客不必随礼，宴席整整设了三天。
母亲负责的两层楼相邻，但卫生状况却截然不同。 上一层楼的人爱干净，下一层则不然。每天下午三点，母亲要提着一个大垃圾袋去收垃圾，常常下一层楼的垃圾分量是上一层的两倍。有人吃完水果，果核会用纸巾包起来丢到身旁的垃圾桶，有人则将垃圾随地扔。
开采煤炭为”大老金”和包工头们带来了巨额财富，邀请工人们参与他们人生中的喜事，是一种财富炫耀，也是一种施舍。父亲所在洞口的小老板，儿子满月酒也同样邀请了矿上的工人去吃席。宴席设在豪华酒店里，还请了乐队来唱歌。工人们在暗无天日的矿洞冒着生命危险挣钱，从未也舍不得自己消费去豪华餐厅吃饭。有一个参加宴席的工人乘坐电梯从一楼到七楼，那是他第一次坐电梯，电梯到了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如何出来，迟迟不肯迈出双脚。
工作中，细枝末节的苦恼也不少。
那一年，陕西的年度煤产量为4.6亿吨，增长14.2%，平均煤价700元/吨。媒体如此形容那一年的煤炭价格：价格总水平大幅降低，中期市场价格急剧下滑，四季度以来基本保持平稳。
母亲偶尔会跟一个比自己儿子大不了多少的男生聊几句。他每天带一个包子、一个鸡蛋的早餐来上班。男生从东北考上深圳的公务员，总是很忙，有时周六还来加班。母亲问他，结婚没？有孩子没？ 了解之后，发现这孩子跟自己儿女的境况差不多，都是工作压力大，在深圳落脚很不容易。男孩告诉母亲，自己的父母也做过保洁，母亲因此更觉得亲切。
母亲最开心的时候，是老板给工人们发工资。会计拎着一大塑料袋100元的”红皮”进屋，等着工人一个个来结账。每次发钱，拆封的时候，会计都会问母亲借那把她在下峪口市场买的、平时做针线用的墨绿色手柄的剪刀，咔嚓一声，一万块钱就被剪开。母亲开玩笑说：“一剪剪几十万，一剪剪几十万，剪子发财哦！”
还有一个男生，总是肚子不舒服往厕所跑，一待就是半小时。母亲担心，他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做不出来，给急的。
领完钱，矿工们分成两拨去下峪口县城。一拨是汇款，像我父亲这样，把钱汇给在念书的孩子或留守在家的老婆：另一拨是更年轻一些的矿工，他们大多没结婚，去县城是为了玩”老虎机”（当时流行的一种赌博形式）。有矿工输掉了过年回家的路费，有矿工输到没了孩子的奶粉钱。
女领导个子高高的，很温和，她给过母亲很多东西：一大包口罩，一床小被子，几大包零食、水果。每次送出的时候，她都说，阿姨，你不要嫌弃，这些东西没坏，你拿回去。母亲还能怎么拒绝呢？她只能一个劲儿地说”谢谢”。
母亲的厨房只管小老板们的饭菜，不管工人，工人要独立搭灶。矿区的女性像我母亲这样挣工钱的很少。 她们大部分都是跟着丈夫一起，照顾丈夫。那年夏天，母亲在矿区遇到了很多怀孕的新媳妇，带孩子的年轻女人，五十多岁的妇女。男人们下井之后，她们其实没什么事可做，就围在一起聊天、扯家常、打麻将，或者上山摘花椒、看黄河。
让母亲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中年女领导，她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给孩子的班主任，说到动情的地方，几乎是哭诉。孩子青春期，太叛逆，太不听话了，沉浸在游戏世界，而她希望孩子认真上课，念一个好大学。
事实上，我的母亲也是跟随我父亲，才选择去了矿区，她没有更多的路径可选择。那些在矿区带孩子做饭，显得百无聊赖的女人们也是没有别的路可选。
这时候，厕所就成了职场的”避难所”。
在恶劣的环境中，父母为我和弟弟攒够了下一学年的学费。她想，从今往后，她再也不会去煤矿了。
母亲虽然是”自由”的，但工作时间她需要遵守规则，不能随便去别的楼层。她常能待的地方就是厕所旁边的工作间。因此，她总能碰到一些人，他们来厕所并不是真的要上厕所，而是借用这个空间处理别的事情。
这一年，是母亲整个打工史里面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年。她用”凶狠”的态度对抗来自生活的”凶恶”。
母亲在办公室的工位底下清扫出最多的垃圾就是头发。她也发现，年轻人越忙，工位下清扫出的头发就越多，有的女孩工位下常常一次能扫出一小撮。
当她跟我讲起在煤矿的经历时，还是那么地”咬牙切齿”。母亲跟我讲述这些”苦”，总是会对比现在的”甜”。她常常带着后悔的语气：“那时候还是太老实了啊！不够有算计！要知道深圳的钱这么好赚，应该早点来。”
有时候，母亲去打扫，对方头都顾不上抬，像被电脑吸了进去。有一个女孩在厕所跟母亲倾诉，她的头发经常大把掉，孩子才不到一岁。她很灵巧，很活泼，经常给母亲一些自己的零食。母亲推托，但还是被硬塞了过来。一些遗弃闲置的日用品，大家也经常送给母亲，有的当垃圾处理掉，有的当废品卖，花瓶之类的母亲就拿回家。
我来深圳工作后，在这座超级城市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中产人士。他们没有一个跟我在老家遇到的人一样——从语言和着装能一眼看出，他是农民。初入职场的我也在极力避免让人从装扮和言语上，看出来我的自卑与心虚。幸亏我在的是一个包容的职场环境，大家都不在乎你从哪里来。
母亲以前以为公务员都很清闲。在她的印象里，只有很聪明、很会经营的人才能做公务员。但这里的年轻人都好忙，忙着写稿子、汇报，步履匆匆。有时保洁员都下班了，他们还在工作。
我进入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但我的精神世界仍在少年时代。因为曾经的记者工作，我接触到一些在深圳有名望、有权威、有见解的人。相比这些影响深圳的人，我更愿意去关注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丢了孩子的父亲，罕见病患者，自杀的母亲，写诗的打工妹。 我很不喜欢有人用鄙夷的、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去讽刺和批评那些来自农村的城市”失败者”。我会在心里默默远离这种人。
时间长了，母亲熟悉了自己的活儿，也在工作的空隙窥见了各式各样的面孔。
我做了很多练习，从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童年，到能自如地回答”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 到将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坦诚地用文字讲述出来，我走了很远的路。
保洁员们的工作内容是固定的，就是保持厕所、走廊和办公室的清洁。早上拖一遍，下午拖一遍，收两次垃圾，看到脏东西要及时打扫。没有垃圾的时候，时间就属于自己，哪怕发呆也好。在政府大楼里，没有人监控她，也没有人让她必须时刻保持移动。母亲很喜欢这种”小自由”，觉得在这里被人当人看，而不是下层的农民工。
这一天，我在老屋拍了很多照片。把一些遗留在老屋抽屉，小时候用过的笔记本带到了县城。还带回了一个历经一百多年时光，奶奶的父亲编织的篮子。篮子有着辫子形的锁口、稳固的弓形提手、紧密的花纹，表面已变成深褐色，蔑条上泛着铜色光泽，用它盛水甚至都不会漏——我要把它带回深圳。
一周后，母亲变得坦然，一切跟招工传单上写的一样，这让她感到舒心。他们说话算话，不像在商场的时候，请假都请不来——这是母亲有生之年第一次获得有周末休假的工作。对于坐在家里还能照常有钱拿，她感到很不可思议，在她以往的生命经验里，都是做一天工才有一天的钱。
2021年10月4日，我们一家从商南坐汽车至十堰，再从十堰转高铁至深圳。
每天早上7点上班，晚6点下班，中午有两个小时休息时间，一个月的工资是2800元。更高楼层大概是有更高职位的领导在办公，保洁员工资相应会高一些，一个月3200元。每周末，保洁员可以休息一天半（一般是周六上半天班）。
离开县城前，母亲如第一次出发时一样，不断洗洗刷刷，收纳整理，将能送人的食物都送给亲戚们。她再次去大润发超市买了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两双，一共30块。她第一次带到深圳的那双，经历了超级商场和政府大楼的保洁工作后，鞋底已磨破了。
第一天下班，母亲回家跟我说，这次的工作比上次的”自由”，感受要好，或许也因为是公务员办公的地方，人都比较礼貌。
母亲又一次”肩扛手提”地在秋天来到这座”火热”的城市。相比第一次出发时的茫然，第二次有我陪着，她底气很足，内心更有打算。虽然丢了政府大楼的工作，但她相信自己能再找到工作。
母亲的岗位工作是给其中两层楼打扫办公室里间、走廊和厕所。两层楼，加起来有近50个房间。要收拾垃圾的时候，母亲先轻轻敲门，再进去。经常有人跟她说”谢谢”，还有人跟她说”阿姨，先不用扫了”，母亲便安静地退出去，然后带上门。
“春香这次去深圳，肯定要待几年。”告别的时候，舅舅们说。
母亲正式入职，成为政府大楼保洁队的一员。名牌上的编号为：20038。政府大楼的办公室格局还是沿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公务员的办公室是一个个小房间排列在走廊两边，有的里面六个人，有的四个，有的两个，有的只有一个，似乎是按科室职位划分。这栋大楼还是八十年代所在街道上最早建起的几栋高楼之一，站在天台上可以远眺深圳湾。送母亲入职的那天，尚未到工作人员上班时间，大楼里有一种寂静祥和的气息，阳光从玻璃幕墙透进来，洒在一道道门上，分出一道道横竖交错的栅栏。
母亲常常在深圳做梦，梦到老家。她梦见自己在一片麦田里，在一片菜地里，在绿油油的草地上，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里。这些梦都跟绿色有关，在母亲看来，梦见绿色，预示着想念亲人，或者要有亲人上门做客了。
跟商场相似的入职流程，我帮母亲很快签好了合同。
我们在深圳，大部分亲戚都在老家县城，哪会有亲人这么频繁地上门呢。每次说完自己的梦，母亲都很恍然。
2021年，正月初七，阳光很好。我带着母亲去见老姚，他站在政府大楼的门口迎接我们。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套装，上衣中间的一粒扣子摇摇欲坠，皮鞋的鞋帮和鞋底即将分离，一看就是常干体力活的人。他乐呵呵的，带着我们一路扫码，经过安保，进到地下一层。
在那事实上已经荒芜的故园里，过去没”钱”可挣，现在更如是。年轻时的父母，正是奔着能让子女走出去才背井离乡，现在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而回归田园的生活，却变成了一场虚构的幻梦。这个梦，在深圳这座抹去农村的城市，在这个连家中的阳光也要靠更多钱才能买到的城市，更是没有实现的可能。
传单上写：政府单位保洁，2800元一个月，无加班，不管吃住，法定假期正常休。
那个我曾经极力逃离，却在记忆里又一派田园牧歌的地方，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的日子，躺在麦垛上吹口哨的日子，坐在屋顶看云的日子，在古树下乘凉的口子，等待炊烟升起的日子，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那一个个瞬间绵延起来，时常抚慰和治愈在钢筋水泥里生活的我。如果有一天，我从深圳离开，回到田园，变成一无所有的人，母亲会支持我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几十年来，父母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让我们走出来，在城市的缝隙里获得一个位置。她不能容忍我轻易放弃。尤其是，母亲为了这一切吃了那么多苦头，她更不能容忍白吃苦。
母亲的新工作是在路边接了一位保洁班长的传单后找到的。班长姓姚，后来成了母亲的主管，被称作老姚。他来深圳已经二十多年了，用在深圳做保洁赚的钱帮儿子买了房，现在则是给自己赚养老钱。
故乡也并没有我的”田园”，父母不在那里，那里便只有一日比一日更加破败的房子。被父母清理过后的屋场，只需一个春天，其中的荒草便能重新收复失地。
短暂的春节假期结束了。
眼下，对母亲自己而言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份新工作。
“他们没有一个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