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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时节，母亲还会制作酵母，用来蒸老面馒头，馒头带着点酸，又甜甜的，十分有嚼劲。酵母是母亲第一次在深圳蒸馒头时，用发酵过后的面团混合着玉米粉制成的。粉团揉成一个个小饼，放在天台上晒干，便是酵母头。此后每次蒸馒头就掐一点酵母头，那是母亲的秘方。
母亲对这些”处长”们印象都不错，跟她脑子里刻板的、威严的形象很不一样。
在这个没有明显四季的超级城市，母亲总感到在不休不止地过夏天。她有些微胖，夏天让她难熬。在超级商场时，空调温度开得太低，她受不了骤然变化的温差，冷热交替，让她像一包速冻饺子突然跌进了火炉里，又像烧红的铁块坠入冰窖里。政府大楼里的温度适宜，但她无法长时间在办公室停留。母亲可停留的工具房里只有风扇，她几乎要和那台摇头风扇长成连体婴儿了。一旦走在马路上，灼热的空气和阳光让她无处可藏，有时候还会遇到突然而至的暴雨，短暂得像是一个用尽巧思的玩笑，丢下便立即炸场。节奏快得令母亲还来不及撑开伞，便淋了雨。
母亲也有遇到烟瘾和茶瘾都很大的”处长”。有一位看起来快退休的”处长”，一个人一间办公室。他的电脑总是停在系统碧草蓝天的界面。有时候母亲打扫到他那里，两人还唠唠嗑。“处长”有一个大烟斗，桌上和地板上总是有烟叶碎末和烟灰。他也爱喝茶，垃圾桶里总是堆满茶叶，茶锈斑斑。他笑着告诉母亲，自己快退休了，也没有太高的学问，年轻的时候运气好，就进到现在的单位，待了一辈子。他看起来不忙，经常有人找他签字。
在深圳，夏天从把落地风扇从床底拖出来清洗扇叶的那一天开始，洁白的扇叶吹出第一缕凉风，让拥挤的家变得凉爽。休息日，母亲会一早起床，在厨房叮叮当当，反复搓洗面团，制作凉皮。用黄瓜丝、胡萝卜丝、辣椒油、醋和酱油做调料。一个夏天，我省掉很多点凉皮外卖的钱。
“处长”安慰母亲，不要着急，在深圳连公务员都买不起，别说打工人了，慢慢来吧！母亲心里松了一口气，好像得到了一些安慰。
没有空调和风扇，但母亲记忆里山中的夏天却是凉爽的。
有一天，母亲斗胆问”处长”，深圳的房子为什么这么贵？跟黄金一样贵。母亲说，自己的儿子谈了广东的女朋友，却买不起房，焦虑得很。
山里的夏季，有着太阳照在成熟植物上让人晕眩的 气味。是麦子收获的季节，母亲带着我在田里收麦，双手拂过麦穗，穿身而过，麦芒划伤皮肤。麦捆在收割后的土地上堆成垛，一群群麻雀”叽叽喳喳”捡拾遗漏的麦粒。麻色的野鸡也来凑热闹。麦田坡边有一棵杏树，母亲就像信使一样，告诉我们，杏子快熟了，颜色已经变黄了……某一个周末，她就会在一次农忙归来，给我们带回黄澄澄的杏子。母亲用黄色麦秆给我做口哨，编织手环和戒指，用大树叶和藤条给我制作遮阳的凉帽。 我脚下是金色的田野，远山上有一阵阵蝉鸣。
还有一位”处长”，是个广东人，总有很多人去他那里谈事。“处长”有五十多岁，很瘦，面相和善，笑嘻嘻。母亲说，他就是当官的面相。往往，母亲去他那里打扫的时候，垃圾桶几乎没有垃圾，地板也干干净净，有时候早上去打扫，会撞见”处长”自己在擦桌子、书架和沙发。母亲能做的就是把他的垃圾桶洗得更干净。
夏天，也是河水疯涨的季节，家门口的小河总是哗啦啦唱起歌。母亲在河边的石板上浣洗衣服，塑料刷子刷过衣服的声音清脆悦耳。洗衣服时的母亲表情生动，动作麻利，像是与水在嬉戏。我的工作便是接过母亲洗好的衣服，晾在河边的灌木丛上。哪怕后来搬进县城，夏天母亲也总约着姑姑去找本地人才知晓的溪水潭洗衣裳。而在深圳，没有河流供母亲洗衣服，看着公园里雨后涨满水的池塘，母亲很快乐，她大胆想象：“要是能在这里洗衣服多好！”
第二天下午，母亲打扫到”处长”屋里的时候，看到”处长”女儿也在，她拿出了核桃。“处长” 一开始拒绝，母亲说只是想着孩子可能爱吃。“处长”接过核桃，说，那我就拿着吧，谢谢阿姨的心意。即使这样，母亲仍然觉得还是亏欠了 “处长”，无亲无故收了别人100块钱红包——她的道德观念就是这样，不能亏欠别人。
秋天。母亲便是在一年前的秋天第一次来深圳的。
有一天，母亲下班回家后对我说，想把家里的云南薄皮核桃送一瓶给朋友。我很好奇，母亲居然在政府大楼交到了朋友。她告诉了我，“处长”女儿最近在大楼里写作业，想要把早前那份人情还回去——核桃小孩子可能爱吃。
她还会再一次来。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经常看到”处长”的女儿下午会来办公室写作业。
我们正站在故乡的秋天里。屋旁一百多岁的核桃树叶子已经落了，屋后的白杨也只留下笔直的白色树干，叶子落在了屋顶上，父亲花了好几天清理。母亲好奇那架常在童年时摘给我吃的”野葡萄”还在不在？坟园里的”八月炸”（一种野果）熟没熟？正屋白墙上还留有母亲”晒柿饼”留下的钉子。秋天里，一串串柿饼挂在白墙上，有特别的美感。再冷一些，柿饼上会长满霜，像是落满了雪花一样。白花花的柿饼，在阳光下，母亲看得很喜悦，很满足。厨房边的平顶上常常都晒有黄豆、油菜籽、花生……红薯丰收的时候，母亲会把红薯蒸熟，去皮，切成条状，晒成红薯干。有无数次，我感到孤独的时候，就爬着木梯上平顶，躺下来，把双手当枕头，看云。天上的云不断变幻，飘散，年少的我应该在脑海里幻想了不少故事。
“谢谢你的红包。”打大半辈子工，母亲从没遇到这种事。“真是好人。”母亲心里想，怀着感激和歉疚收下了红包。在她心里，欠了 “处长”很大一个人情。
深圳的秋天，没有果实。连行道树上结的芒果都是不能吃的。但母亲会在超市里买很多黄豆和绿豆种子。
“处长”非要给，母亲无法拒绝。他可能把母亲当成养老没保障来深圳拼命的苦命人了。虽然事实确实如此。
她在我那不到一平米的简易厨房里，把黄豆绿豆装进用矿泉水瓶制作的底部用针头扎了孔的器具里，把底部用豆子填满，盖上透气的湿毛巾。新鲜的豆子在毛巾下泡发，长出嫩芽。有很多次，她出门前忘记给豆子们浇水，便嘱咐晚出门的我，一定记得。在母亲的呵护下，豆芽茁壮成长。整个秋天，我家的餐桌上都是最新鲜的豆芽，充满香气。
“处长，我不要，这是我们的职责。我没有什么能给你。”
回乡那天的午餐是在有着大理石桌面的方桌上吃的。冰凉的被切割成方方正正的石板背后有一个关于”财富梦”的故事。
“阿姨，你挺辛苦的，我给你一个红包。”
年轻时的母亲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和小我三岁的弟弟身上。村支书曾问母亲：“春香，你大字不识几个，你家娃儿咋那么会上学呢？”母亲说：“我就是不识字才让娃儿上学呢！”父母将我们一路从小学供到大学，从乡村走向县城，再到省城，最后在深圳谋得工作。这一切，都有一种我们替他们实现了理想的错觉。
“我今天有点事，也来加个班。加一两个小时就走。”说完，“处长”转身回了办公室，不一会儿，他拿了个红包递给母亲。
母亲紧紧抓住每一次可以挣钱的机会。那是在2000年前后，村里的人像是集体发了一场意症，人人都做着一个跟暴富有关的梦。母亲在那时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工”。
“处长，你今天咋也来加班？”
事情缘于村里很有威望的医生在自家田地里发现了一块特别的石头。那块石头有着晶莹剔透的质地，摸起来光滑冰凉。懂行的人告诉他，是大理石，并且可能有一整片矿源。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引来了一个河南的老板，他带来探测仪，用科学方法证明了整座山都埋藏着大理石矿。
“阿姨，今天星期六，你咋来打扫卫生？”
传言说，负责开采矿产的老板背了一麻袋人民币去县政府财务局。不久后，一批批河南人住进村子。那时，经济浪潮的海风远没有吹到内陆的陕西山区，青壮劳力基本都在家务农。“世外桃源”般的农耕生活就这样忽然被打破。每个人都觉得，携带着财富而来的老板也会为自己带来财富。村中的男女老少都加入到修路、筑房、开采的工程建设中。我的父亲母亲也在工地上，父亲一天挣20块，母亲一天挣15块。
4月的一天，星期六，“处长” 一个人在加班。母亲正在打扫走廊，“处长”看到了。
“那像是一段回到大集体的日子。”
后来母亲常去打扫，彼此就熟悉了。他很爱干净，垃圾桶里只有一些差错稿子的废纸。每次母亲去打扫的时候，“处长”总说，阿姨，我这里不用打扫。每次有新公务员入职，都是这位”处长”带着，一个个办公室介绍，让新人适应环境。
财富梦破碎得比想象中要快很多。矿产开采了一年多时间，矿质变差，大理石滞销，机器的轰隆声停了，河南人消失了。留下的机器被当废铁卖掉，切割好的大理石被村民抬回家。现在回到故乡，依然可以看到”财富梦”遗留下的痕迹：坍塌一半的土墙，遗留在山坡边
其中一个”处长”看起来还很年轻，瘦瘦的，云南人。母亲正月去上班的第二天，“处长”就给了她一个20块的红包，这也是母亲第一次领到广东的”利是”。
的钢管、储水桶和彩钢瓦，还有那堆积在已经荒弃的田地里的劣质大理石。最重要的印记是，一到下雨天，故乡的河道里，常常是泥水混合着碎石一起向前。矿产开采带来的”泥石流”危害经过了十几年的自然修复，仍然顽留。
她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处长”（这并不代表真实的职位，母亲统统称呼他们为”处长”）。
这场春秋大梦，留下的是一个被抛弃的村庄。这一系列由一块矿石引发的变故，总让我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描述的故乡”马孔多”。香蕉公司进驻”马孔多”，一切都开始改变了，但最终，一切又回到原点。如同”马孔多”，我故乡的人们的生活被这些确切发生的事实深深改变，只是如今，人们只能在对往昔的缅怀中漂泊。日子照常要过。暴富梦破碎，村里人也开始各谋出路，外出打工的人开始逐年增多。他们去伐木、去金矿、去煤矿、去钒矿……
母亲通过办公室门上的标志牌确定里面人的职位。
母亲第一次短暂而又付出沉重体力的”打工”经历，像是一个漫长的隐喻。在此后二十多年外出务工生涯里，他们的挣钱之路总是被各种不可抗力中断。他们无法做长期规划，总是临时决定，被动选择，没有告别就突然出发，突然归家。来深圳务工，是他们第一次抱着把”家”丢在身后的出发。
拖完后，她对这位男生说，帅哥（也是她来深圳后才学会的叫法），后面再有地板脏的时候，你直接来找我就行了，我不在楼道，就在工作间，几步就到了。她尽力保持笑容。
一开始，父亲跟着同村的乡民外出务工，母亲留在家里。这也是”算计”的一部分。
母亲不能理解，这种举手之劳为什么需要惊动一位保洁员的上级。她有些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拿着拖把，将地板拖了。
我能明显感觉到，困在农村里，被沉重农活包围的母亲，过得并不快乐。她参与了女儿的成长，又没完全参与。
但是，越是害怕，越是会发生。一天，母亲突然又接到了管理处的电话，说有一位男士打电话来说自己座位底下弄脏了，需要打扫。母亲接到电话后去查看，原来是下雨天，他脚上沾的泥巴零零散散落在了地板上，其实是很小几块，用纸巾擦一下即可，但他却打了电话给管理处。
她被沉重的农活缠得喘不过气，农忙季节，她一个人要处理田里大片的小麦、土豆、玉米，收上千斤农作物回家。而当时的我，只觉得母亲强悍又无理。记得有一次，我在卧室的窗户前，解一道怎么也解不出来的数学题，但身边没有任何人能帮我，我不断地擦眼泪。她看到后，第一句话是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题做不出来有啥好哭的。”
如果自己做得不好，她希望对方可以直接找到她，她就在几步路之外的工作间，有需要，她马上就可以去收拾干净，而不是大费周折打电话到自己的领导那里。
我念到初中后，她便断断续续外出务工。把家里的牲畜和农田托付给亲戚。她像个男人一样，干活动静很大，用很大的搪瓷碗吃饭，穿得不修边幅，有时候还很粗鲁。但她似乎全然不在乎。每个星期天离家去学校的时候，她总是问，生活费够不够？不够的话再给一点。 每当我表现出对学业不用心的状态，她总是能敏感察觉，要我多努力。
母亲最怕的就是她所服务的对象打电话到管理处，就像外卖员怕差评一样。
青春期的我怀着羞耻和愧疚面对强悍的母亲。当我身处那些家庭条件比我好的同学之间，当我看到别的同学穿名牌运动鞋、漂亮的新衣服时，我拒绝母亲给我的校服打补丁。尤其是他们的母亲是那么优雅和体面，而我的母亲与她们截然相反，但我又拿着她辛苦挣来的钱在念书。
母亲又跟女孩解释了一遍，自己不会乱拿别人的东西。此后，母亲每次去女孩所在的办公室打扫，都能感觉到女孩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弄得母亲反而有点过意不去。
初三，我转学到更远处的镇上，我的同龄人总是上学上着上着就消失不见。那些能结伴跟我去学校的人越来越少。我在路上遇到在河边玩水的女同学，她很冷静地告诉我，下周她就不来了。她们有的被提前招生去了职业学校，有的跟着家长去打工，有的谈起了恋爱、离校出走。
过了一会儿，母亲想想还是感觉自己被冤枉了。她对这种怀疑很在意，又走到女孩所在的办公室，倚在门框上，轻声问她：美女（这个称呼是母亲来深圳后学会的），快递找到了没？女孩说，是自己大意了，掺杂到桌上一堆东西里去了。
因为交通不便，没有公共汽车，我常被托付给来村里做生意的顺路货车司机。顺路去镇上的乡民大部分是男性，我要忍受他们在车上和其他村的男性一起说黄段子。在天色暗下来之前，我在内心祈祷，车快点开，快点开。每次抵达校门口，我几乎都是跳着下车，仿佛凌迟前突获缓刑的得救感。还有一次，母亲徒步五十公里把我送到了学校，在我的宿舍借住了一晚，第二天又走回去。
母亲把纸盒拿出来放在电梯口，先到下面那层打扫，准备返回后再一起收。但不一会儿，母亲接到管理处电话，问她打扫卫生时有没有拿女孩的快递。母亲有点懵，她确实没拿，但也只能跟女孩解释，自己只拿了桌子旁的纸盒，并且是跟她确认过了。女孩也没再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