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嬉皮士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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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微笑着，我们也报以微笑。母亲笑得真诚而迷人，因为我们俩的到来，店里似乎变得明亮起来。

这幅画打动我的地方是它的真实性。每一处细节都像照片一样精确，但画中的场景却如梦似幻。我喜欢画中女人的样子：铅笔裙、纽扣衬衣，在纷飞的纸片中泰然自若、端庄高贵。

母亲沿着货架慢慢地走着，每个颜料管都摸一遍，那些颜料，哪怕是不喜欢的或买不起的，也要逐个看一看。绿松石色、胭脂红色、烧赭石色、藤黄色……一管管颜料被细绳吊在货架上，崭新的颜料瓶光滑如镜。“颜色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因为原料不同。”母亲对我解释道。画笔是由尼龙或动物毛制成的，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用途，都很贵。画笔的笔尖都套着塑料套，新笔的笔尖都用胶固定住了，很硬，使用时需要用水泡软泡散。母亲每次画完画，都会把笔洗干净，再将笔毛拈成尖状，这样一来，笔尖干了之后就能保持形状。

画这幅画时，母亲坐在桌前，用的是一支自动铅笔和一块橡皮，还有她的手掌根，在画的过程里母亲时不时地会吹掉纸上的墨粉和橡皮屑。我喜欢铅笔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喜欢听母亲画画时平缓而悠长的呼吸。她是带着好奇心在作画，而不是自视为画的主宰，似乎她并非落笔之人。

当天，母亲买了一管煅棕土色的颜料，她在收银台前把账一次结清了。她没拿包装袋，而是将颜料握在手心里，一路走到汽车前。

“我喜欢她的头发，”我说，“我喜欢她的裙子。”我怎么看都看不够画中的女人，我想变成她那样，或者让妈妈变成她那样。

接着我们又去了毕兹咖啡屋拐角处的书店。书店的主人坐在桌子后面跟母亲说话，我能看出来，这个人很有智慧。他上了年纪，留着胡子，眼睫毛很长，就像邋遢状态的耶稣。我想吸引他的注意力。

母亲的作品集里都是她的画作，每一张都包裹着塑料纸，把它称为“作品集”会显得很有档次。我喜欢一页页地翻看里面的画，享受那种沉甸甸的感觉。在一幅铅笔画中，一个女人坐在窗边的办公桌前，一阵风吹过，她的头发像扇子一样绽放，桌上的白纸飘飘扬扬，仿佛纷飞的白蛾。

“我爸爸是史蒂夫·乔布斯。”我对他说道。我本不应该告诉外人这件事。母亲看着我，呆住了。还好，我们俩是店里仅有的顾客。

她想当个好妈妈，同时希望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每次搬家，她总会带着两本大册子：一本是我出生以来的影集，另一本是她称为作品集的画册。影集是我很希望她扔掉的，因为里面有我光屁股的照片，而那本作品集，我却非常担心她会弄丢。

“哦？”那个人答道，把眼镜推到额头上。

莲蓬头下，她抱着我，我依偎在她怀里，哪次都分不清我俩究竟谁先洗谁后洗。

“是的。”我说道。我的话犹如树叶上闪亮的水滴，成功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还有，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女孩儿。”

我跟母亲一起淋浴，溅到墙上的水珠又沿着墙流下来，水珠就像动物一样，或缓或疾，蜿蜒而下，留下一道道水痕。淋浴间封闭而阴暗，铺着瓷砖，挂着帘子。母亲打开热水阀时，我们俩会一起大喊“毛孔开啦”；打开冷水阀时，我们就喊“毛孔关啦”。母亲跟我解释说，毛孔是我们皮肤上的小孔，它们热胀冷缩。

埃伦一家

“那是树根，不是树干。”母亲解释道，“它们的劲儿很大，能把水泥顶开。”

一天下午，母亲来接我放学。她对我说：“咱们去埃伦（Ellen）家游泳。”

家门口的大街两侧，胡椒树低垂枝丫，粉红色的果实抬手可得，放在手里一捏，就“啪”的一声裂开了。胡椒树叶的形状跟动画片里的鱼骨头一样，在风中轻轻摇曳。鸽子咕咕地叫着，像跑调的木管乐器。树干旁的人行道上，地面偶有隆起和裂缝。

我一听，喜忧参半：喜的是能去游泳了，忧的是——埃伦家是天体主义，游泳时都是裸体的。

和母亲相依为命

“我非得去吗？”我问道。

“我会是你认识的人里最重要的那一个。”他接着说道。

“我得多跟成年人聚聚，不能老守着你。”母亲答道。其实她也不是真喜欢埃伦一家，但她的朋友里没有人办聚会，而埃伦一家是实打实向我们发出邀请的。

“说得好像他是达斯·维德<a id="jzyy_1_26" href="#jz_1_26">⁽⁴⁾</a>似的。”母亲后来给我讲《星球大战》时，又提到了这件事。

在前往埃伦家的路上，汽车收音机里说着臭氧层损坏的事，说臭氧层破了，变得越来越薄。我一边听着，一边想象：在天空的最高处有层被撕裂的薄纱，没有它的保护，我们都会被太阳晒死。

“我是你爸爸。”他说道。

埃伦家的房子很大，是木瓦结构，老式的帕洛阿尔托住宅风格，占地很大，树也很大。房子内部很宽阔，棕黑色调，角落里放着箱子，窗玻璃很脏，窗台积尘。泳池是呈蓝绿色的长方形，位于大院子里，四周一圈高高的黑色围栏——我松了口气，这样街上的人就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了。泳池四周，光屁股的大人有的坐在不太协调的椅子上，有的坐在泳池的混凝土边缘，放眼望去，白花花一片。他们说着话，偶尔把手脚探入池水里。女人下水时，动作很慢；她们先是摊开手探入水面，然后僵直地进入深水区。

我那时才3岁，哪里知道这些。

“你穿泳衣吗？”我问母亲。

“你知道我是谁吗？”他把挡在眼前的头发撩到一边，问我。

“不打算穿。”

当时，我和母亲租住在门罗公园（Menlo Park）橡树林大道（Oak Grove Avenue）的一栋房子里，在法庭结案之后苹果公司上市之前，父亲来家里看过我一次。我其实不记得那次来访了，但那是我在俄勒冈出生之后第二次见到他。

“求你了，穿上吧。”

这起诉讼案在父亲律师的催促下，于1980年12月8日正式结案。母亲起先很纳闷：为什么打官司拖了好几个月，结案却如此积极？四天后，苹果公司正式上市，一夜之间，父亲的身家超过2亿美元。

“丽莎，你怎么跟你外祖母似的，要是那样，我就是唯一一个穿泳衣的大人了，多怪啊。”

这起案子的编号是239948，原告是圣马特奥，被告是我父亲，案卷现以微缩胶片的形式保存在联邦高等法院。在判决书上，父亲用小写字母签名，这是他后来的签名里较少使用的一种版本。母亲的签名紧凑而扭曲，她一共签了两次名字，一次在签字线下面，一次在线上。其实她还签了第三次，但刚一落笔就画掉了，如果签上的话，会位于所有签名的最上方。

“就算为了我，你也穿上吧。”我说道。看到她的身体穿着衣服，我心里会有安全感。

于是法庭要求给我做DNA测试。这是一种新的测试方式，取的是血液而非口腔黏膜细胞。母亲说，护士在我的胳膊上找不到血管，就拿着针管乱扎一气，我大哭不止。父亲当时也在场，因为法庭要求我们同时到医院做检测。在候诊室里等待结果时，父亲和母亲都对彼此保持了克制。结果出来了：我和父亲的血缘相关概率高达94.4%，是截至当时医院所能检测出的最高值，我被证明是父亲的亲生女儿。法庭判决父亲偿还6000美元的福利金，并要求每月支付385美元的子女抚养费（后来，他涨到了每月500美元），还要为我支付医疗保险，直到我年满18岁。

“好吧，”她答应了，“为了你，我穿。真是老古董一个。”

1980年，我2岁时，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San Mateo County）的地方检察官为子女抚养费一事起诉了父亲。检方想让他支付子女抚养费，并偿还地方政府拨付给我们的救济金。这起诉讼是由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代表我母亲发起的。父亲却否认他是我的生父，在宣誓做证时说自己不育，并指称我的父亲另有其人。随后法庭调取了父亲指认的那个男人的牙科及医疗记录，发现并不匹配。他的律师辩解说：“在1977年8月至1978年1月，原告与某一位或某几位男性发生关系，被告对这些人的信息一无所知，但是原告都知道。”

嬉皮士任由灰尘积在角落，家具旧了也不换新的。他们说话时，两个辅音之间的那个元音会拉长下垂，仿佛晾衣绳上的湿被单一样，比如：“Heyy there”。他们宣扬自由主义，但不是正常的自由主义，而是随性而为、自甘堕落。我坚信，要是我们跟嬉皮士混在一起，那么，无论是怎样的解脱感、未来的光明与快乐（我在别人身上看到过），最终都会消失，会被吞噬，会深陷泥潭。母亲跟嬉皮士套近乎，是因为她很孤独。有人交往陪伴，总比孑然一身要好。有时候她渴望离我远一点儿，变得更自由一些。但嬉皮士令我却步，每当她要与他们厮混，我就会变成保守的老古董，变成母亲的护卫和看守。

我1岁时，母亲在大学剧院（Varsity Theatre）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大学剧院位于帕洛阿尔托，是一家艺术剧院，同时也是一家餐馆。她还在附近的市中心幼儿园为我找到了价格便宜、服务优质的日托。

但我们认识的绝大多数嬉皮士都是无害的，甚至是倒霉的。有时候，我会问母亲关于某个嬉皮士的事。几年前，她跟那个人交往了两个月。他明确地跟她说，如果想继续交往下去，就得弃养我。嬉皮士之间的相似之处有目共睹——拉长下垂的元音、颜色单调的衣服、呆滞无神的双眼、没有正式工作……通过提及这个人，我希望能让她明白：她看人的眼光很差。

“可周围没有别人，”她答道，“我能怎么办——敲盆子、敲碗吗？”

其实我们谈的并不是嬉皮士，而是我小时候她对我的来去的举棋不定。直到现在，我仍能感到她对逃离的渴望——离开我，离开与我相依为命的生活。而我则想要让她感到羞愧和忏悔。

“小时候，你应该多让我在嘈杂的环境里睡觉。”我说道。

“他很差劲。”我说道，“你那个嬉皮士男友，我恨他。”

后来我责怪她，说她使我变得难以在有动静的房间里入睡。

“‘恨’这个词太严重了，丽莎。我觉得你不是恨他。”母亲顿了顿，继续说道，“但我听说，在跟我分手之后，他还跟一个养狗的女人交往过。她很爱自己的狗，他却对她说，要想继续交往，就得把狗扔掉。你能相信吗？他总会找到对方最珍重的东西，然后要求对方为了他而将其抛弃。”

“你哭，我也跟着你哭。那时我太年轻了，不知该如何是好，看到你伤心，我也一起难过。”谈起那些年的经历，母亲如此说道。这些似乎都不是很好的事情，杂糅在一起，发生在我们身上。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幼年的经历使我变得更能体谅他人，有时候甚至能和对方感同身受。父亲的缺席使得母亲的种种选择显得更加荒唐欠妥，犹如黑色幕布前上演的一出荒诞剧。

但我还是恨他。

一直到我两岁之前，母亲都靠帮人打扫房子、在餐馆当服务员来添补家用。父亲一点儿忙都不帮，外祖父和姨妈也只能略尽微薄之力。有名牧师的妻子在教堂里开了个日托中心，母亲在里面找到了一份帮人看孩子的工作。还有几个月，我们住在一栋提供给考虑领养小孩的女性的房屋里，这个住处还是母亲在一个公告牌上看到的。

艾达·埃伦（Ada Ellen）身材削瘦，精灵古怪，声音尖细愉悦，蜂蜜色的皮肤，绿色的眼睛，留着长长的金色鬈发。她只有五岁，比我小两岁，但老成很多，或许是她在家里接受教育的缘故吧。当天，我们俩都穿着泳衣。

在母亲怀孕期间，父亲正忙于研发一款新电脑，后来这款电脑被命名为“丽莎”（Lisa）。它是“麦金塔”（Macintosh）电脑的前身，是第一款主打大众市场的个人电脑，配有像大块奶酪一样大的鼠标，有内置软件和标有LisaCalc和LisaWrite标签的软盘。但由于价格昂贵，“丽莎”成了一款失败的商业产品。父亲又转去组建新的团队，用Mac系列取代并颠覆了它。后来“丽莎”电脑停产，三千台余货在犹他州洛根市的垃圾填埋场被付之一炬。

我们俩跳进泳池玩了一会儿，然后爬出来，走进屋里，在黄褐色的洗衣机旁拿毛巾擦干身子。这里离大人们很远。

几周之后，母亲带着我住进了她姐姐凯西（Kathy）的家里，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个叫爱德怀特（Idyllwild）的小镇上。母亲仍然靠着救济金生活，父亲既不来探望我们，也不肯出子女抚养费。我们在姨妈的家里住了五个月后搬走了，从此开始了不断搬家的生活。

“嘘……”艾达示意我不要出声，接着从毛巾里拿出一包水果味口香糖。我很奇怪她是怎么搞到的，因为我们俩的父母都不准我们吃口香糖。

在我的出生证上，母亲把他们俩的姓氏都写上了，但我随她的姓：布伦南。母亲在出生证四周的空白处画了一圈空心的星星。

我们俩从裸体的大人们身旁溜过，蹑手蹑脚地越过石块和有尖刺的草地，来到院子中央的灌木丛，藏在后面。我疾步而行，在一丛丛尖草和石块之间寻找平坦的泥土地面落脚。这片灌木叶子不多，凑合能把我们俩挡住。我们把银色包装纸剥开，一片接一片地嚼着口香糖，把这些表面上沾着一层粉的口香糖当成了糖果。一片片牙齿颜色的口香糖在我们嘴里鼓鼓囊囊。

“因为他本来就是你父亲。”母亲答道。

“你们俩在那边干什么？”母亲朝我们喊道。

“可是他不承认是我的父亲，你又为什么要让他帮忙取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