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嬉皮士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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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幼儿园时，我中途转到了帕洛阿尔托的一家公立幼儿园。在此之前，我在另一所幼儿园上学，但是母亲觉得那个班里的男生太多了，于是就给我办了转学。转到新学校的第一天，一位助教把我带到教学楼一侧，用拍立得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又将其贴在宣传栏里，跟其他孩子的照片排在一起，并在照片下面写上我的名字。拍照时，我双手抱头，愚蠢地以为那样会好看一点儿，而别的孩子都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蓝色背景前。照片的颜色很浅，一看就是临时凑合的。我觉得它不仅反映了我“后来者”的身份，还显得我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不存在的，毕竟我都已经被光线照虚了。

“或者我干脆把它填平算了。”父亲说。当天晚上，我梦见池塘里的虫子和小动物们像龙一样从水里飞起，直上云霄，只留下蓝绿色的水面和粼粼白光。

我的老师帕特（Pat），个子很高，身材丰满。她声音悦耳，喜欢穿长及脚踝的牛仔裙，短袜配便鞋，T恤衫裹住巨大的胸部，戴一副拉丝眼镜。课间休息时，我们在教室后面一个立体方格木架上玩。在两个木板平台之间，挂着一张绳网，孩子们称其为“驼峰坑”。我所理解的“驼峰”，应该是中间有凹陷的两块隆起物才对。我讨厌这个“驼峰坑”，因为我刚来学校时就掉进去过一次，当我费力地向外爬时，别的孩子只是在一旁高喊“快爬！快爬！”

“看上去你得好好清理一下池子了，史蒂夫。”母亲说道。

这所幼儿园很重视培养孩子们的阅读能力，但那时我还不识字。帕特的教学理念以奖励为基础——孩子们每读完一本书，就能得到一个泰迪熊。

我们转身向房子走去，来到一个大池塘边上，池塘位于一片草地中央，草地久未打理，杂草长得又高又乱。池塘表面，有一层密密麻麻的死虫子：黑蜘蛛、盲蛛；还有一只折翅的蜻蜓，几乎看不到下面；还有一只死青蛙，白肚皮朝上浮在水面；还有很多枯叶，池水因此变得稠乎乎的，浑浊不堪，像一池墨汁似的。

我背下了一本书，打算从助教那里骗来一个泰迪熊。

“两百年。”我的胳膊只能环抱住树干最细的部分。

“我准备好了。”我说道。大家都坐在地板上，背靠读书角的书架。我把书翻开，放在腿上，“读”了起来。凭着记忆，也借着每页插图的辅助，我将每一页上的内容背诵出来。我“读”了两页，却见助教拉长了脸，紧紧地抿着嘴唇。

“树龄多大了？”母亲问道。

“你的书翻错页了，”她说道，“还漏了个字。”

他是在开玩笑吗？那时的我完全听不出来父亲说这句话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求求你了，给我一个小熊吧。”我说道。

他指着草坪另一端的三棵大栎树，对母亲说：“我买这栋房子，就是为了它们。”

“不行。”她回答道。

父亲发“s”这个音时，很像把燃烧的火柴丢入水中的声音。他走路时身子前倾，仿佛是在登山，他的膝盖似乎总是伸不直。他黑色的头发耷拉在面前，总是轻轻甩头以免被其挡住视线。被黑亮的头发一衬，他的脸显得很帅气。跟他走在一起，沐浴着明亮的阳光，闻着土壤和树木的味道，感受着空旷的院落，真是令人着迷又兴奋。有一次，我发现他正在瞟我，那是一双褐色的眼睛，目光锐利、平静而冷淡。

同学丹妮拉（Daniela）已经得到二十二个小熊了，我问她能不能分给我一个。

外面在私人车道上看到的，其实是房子较窄的一面，对着草坪的那一面才大，白色的巨大拱门，艳红色的三角梅犹如波浪一般。“这房子跟屎一样，”父亲对母亲说道，“建得跟屎一样，我打算推倒重建。我是为了这里的树才买的。”我大吃一惊，但他俩却若无其事地继续向前走。买这样一栋豪宅，真正在意的却是院子里的树？在我下次过来之前，他会不会已经把房子拆了？

“你要读完一本书才能得到一个小熊。”她回道。

我看到一个室内电梯，就来回坐着玩，最后父亲说：“行了，别玩了。”

我开始觉得自己又笨又羞耻，我认为想要改变这些已经太晚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觉得自己跟同龄的女孩儿不一样，任何善良纯洁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并对我心生厌恶。有三点可以证明：一是宣传栏里的照片；二是我还不识字；三是我过分谨慎忸怩，然而别的女孩儿并不是这样。我按捺不住内心的狂躁，我的体内好像生了虫子，要么是我得了某种怪病，要么是我偷拿生曲奇饼时沾上了生鸡蛋或面粉里的寄生虫。我自己能感觉到，别人肯定也能看出来，所以每次经过镜子时，我都会心中一震，因为镜中的我并不像我自己想象的那样令人反感和讨厌。

他的新房子里没有家具，只有几个洞穴般的房间。在一个潮湿的大房间里，在地面凸起的平台上，我和母亲发现了一台教堂管风琴，风琴下面是一排木质脚踏板。另外两个房间里，花格墙上是满满的数百根金属管。这些管子粗细不一，有的很粗，我都能钻进去；有的则很细，比我的尾指指甲还细，每根管子都竖立在特制的木头底座里。

在自由阅读时间，我和莎伦（Shannon）偷偷地从教室后面溜出来，穿过立体方格木架，来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这里位于两排茂密的灌木丛中间，就在小学部的教室旁边，脚下铺着碎石子。莎伦长着浅金色的头发，眉毛和睫毛是白色的，她也不识字。她穿着牛仔裤，裤腿拧了，所以跟腿缝对不上。我们俩朝教室窗户扔石子，然后扭在一起，在石子上面打滚。

那天，父亲开着保时捷来接我们。

帕特告诉我们班里要转来一个新生，是个男孩儿。

我们从大浩湖搬回来的第二天，父亲就请我们去参观他的新房子。我已经好久没见过他了，在此之后，又是很久未能谋面。所以，后来回想起那天时，当天的记忆——古怪的房子、陌生的父亲——都很不真实，仿佛从未发生过一般。

“咱们用水喷他。”我向莎伦提议道。

作为回应，父亲给母亲寄来一张500美元的支票。母亲用这笔钱搬回了湾区，在门洛帕克与人合租了一栋房子，房子位于艾维大道（Avy Avenue），合租的人是个养蜂的嬉皮士。

“好，”她答道，“就用饮水池里的水。”

“她就是你的孩子！”母亲在照片的背面写道。父亲当时留着大胡子，戴眼镜，鼻子很大。

我预感这事一定会很好玩，甚至觉得那个新生也会觉得很有趣。

读到这篇文章之后，母亲深受打击，她行动迟缓、面无表情，做晚饭时厨房里也不开灯，只凭橱子下面的一盏暗光灯照明。但是几天后她就恢复如常，重新变得幽默起来。她给父亲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光着身子坐在屋里的椅子上，脸上戴着配有大鼻子和大胡子的搞怪眼镜。

新生来报到的那天，我们俩等在饮水池旁边。他来了，穿着短裤，黑发，挺有自信的样子，我原以为他是那种弱不禁风的男生。

就是在那段时间，关于父亲的一些说辞流传出来。1983年1月的《时代周刊》上，刊登了父亲及“年度计算机”的文章。当时我只有4岁，文章中，父亲暗示母亲与多名男子发生过关系，并且母亲还说过谎。文章中还提到了我，他说“美国28%的男人都可能是她的父亲”——或许是他篡改了DNA测试的结果吧。

我们俩嘴里含满了水，在路口堵住了他，就在大树底下。“嗨。”莎伦张着嘴、仰着头，向他打了个招呼。我瞅了她一眼，差点笑出来，她的脖子哆嗦着，嘴里漏出的水顺着下巴流下来。太好玩了，比我之前干过的任何事都好玩，能想出这样的恶作剧，我真聪明。

我和母亲在大浩湖生活了近两年，直到她跟那个攀岩爱好者分手并且搬回湾区生活。

小男生看着我们，莫名其妙。

“再看这个，”说着，母亲翻开另一本杂志，“这是你爸爸。”这张脸我认识。父亲当时很帅，他一头黑发，嘴唇红润，笑容很有魅力。那个攀岩爱好者留给我的印象很模糊，而我父亲却很深刻。虽说前者照顾过我，但只给我留下了微弱的印象，我很惭愧，同时也为这份惭愧而自责，毕竟他才是童年时陪伴过我的人。

“呃，呃，呃……”我和莎伦齐声数着一、二、三，代表“三”的第三个“呃”一出口，我们就一齐把水喷了出来。他惊呆了，他的父母原是跟在后面的，见状急忙冲上前来，蹲下身来安慰他。我和莎伦大功告成，我志得意满。

这段对话发生在我们从大浩湖（Lake Tahoe）搬回来之后。当初我们俩开着绿色的大众去大浩湖，与母亲的男朋友住在一起。他曾是一位著名的攀岩爱好者，像岩壁上的纽瑞耶夫<a id="jzyy_1_30" href="#jz_1_30">⁽⁹⁾</a>一样，后来他肌腱受伤，手术又不成功，右手无名指废了，从此告别攀岩。他开了一家户外用品生产公司，母亲为他公司生产的靴罩等运动装备画图，同时在一家餐馆兼职当服务员。后来，在他们分手后，他转行去推销吸尘器，并重拾基督教信仰，但是当时的攀岩杂志里仍会时不时地刊登他的事迹。有一天，在一家杂货店里，母亲指着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个挂在悬崖上的攀岩者——对我说道：“这个人就是他，他曾是世界级的攀岩爱好者。”在巍峨巨峰的背景中，他就像块小石头一样难以辨识。他经常带我穿过斯凯兰迪亚公园（Skylandia Park）的雪松林到海边去玩，我无法确信封面上的那个人就是他。

老师把我们俩分开，通知两个母亲到校。

“你看这个，”母亲指着一片橡皮大小的白纸说道，“这好比是我们有的钱。再看那个，”说着，她指了指一大卷白色的牛皮纸，“那就是他有的钱。”

回家时，母亲唠叨了一路。

“他有多少钱？”几年之后，我问母亲。

“那个男生心里会怎么想？你觉得他是什么感受？”

据琳达姨妈回忆，她走进屋里，看见我母亲正坐在沙发床上，手拿电话哭诉：“史蒂夫，我们需要钱，请给我们寄点儿钱吧。”当时我只有3岁，还很小，只见我一把夺过母亲手里的电话，对着话筒说：“她只是要些钱，听懂了吗？”接着就把电话挂断了。

“难过。”我答道。刚喷完水，我就明白过来了——对他而言，这不是个玩笑，不像我预想的那样。这只是我和莎伦的恶作剧，而在水喷到他身上的那一刻，玩笑就过火了。

就在那段时间，琳达姨妈（Linda）——母亲的妹妹——来看我们。琳达姨妈在超级剪（Supercuts）连锁理发店工作，正攒钱打算买一套公寓。当时我们母女俩身无分文，琳达姨妈说她开了一个小时的车过来，给了我母亲20美元，让她用来买食物和尿布。母亲用这份钱买了食物、尿布，还买了一束雏菊和一小包带图案的手工纸。钱一到我们手里就花得极快，像着了火一样，瞬间就没了。我们要么是仅有一点儿余钱，要么是钱不够花。母亲既不会攒钱也不会挣钱，可是她偏偏又爱美。

“真丢人，我都替那个男生难过。”母亲继续说道，车开得很快，“还有那个帕特老师。她到底怎么想的？搞什么小熊奖励，什么玩意儿。”

当时，美国由里根总统执政，里根诋毁社会上的单亲母亲及福利母亲<a id="jzyy_4_29" href="#jz_4_29">⁽⁸⁾</a>，将她们称作“手里拿着政府的救济宣传册却开着凯迪拉克豪车的福利皇后”。母亲一谈到里根就说他是个白痴和骗子，说他坏透了，他还规定学校午餐里的番茄酱就算一道蔬菜。

买颜料

母亲喜欢边开车边唱歌。琼妮·米切尔<a id="jzyy_1_29" href="#jz_1_29">⁽⁵⁾</a>的《蓝》（<i>Blue</i>）、《泰迪熊的野餐》（<i>The Teddy Bears’ Picnic</i>）、《魂断奈何桥》（<i>Tom Dooley</i>），她都唱过，唱什么歌随她的心情而定。我记得有一首歌唱的是请求上帝赐给她一辆汽车和一台电视机。高兴时，她唱<i>Rocky Raccoon</i><a id="jzyy_2_29" href="#jz_2_29">⁽⁶⁾</a>，歌里有一段音调忽高忽低，却没有歌词，就像爵士乐里的衬词唱法一样，每当听到这里，我都会因为感到尴尬而大笑起来。当时我以为那首歌是她瞎编的，因为它太古怪了，不像一首正经的歌曲，几年之后，当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披头士<a id="jzyy_3_29" href="#jz_3_29">⁽⁷⁾</a>在唱这首歌时，很是吃惊。

第二年，我又转校了。这次去的是旧金山半岛地区的华尔道夫学校（Waldorf School）。这是个新学校，刚建成一年时间。开学前的那个夏天，一年级新生的家长们聚在一起，为教室粉刷墙壁、选择木料和泥沙，为课桌椅刷漆。每学期的学费是600美元（给我们家打了折），母亲算了算，要是家里不买家具的话，应该能付得起。尽管如此，每次交学费时，我们都得拖一段时间。母亲每次都联系父亲，问他是否可以寄点钱来，父亲一共给过两次。

母亲记下了车主的名字和电话。后来，外祖父带她去了他公司的贷款部门，共同签署了一份贷款协议。后来说起这件事时，母亲对我当晚拉她出门的行为大加赞赏，似乎我立了大功一样。

一天，母亲带着我从强宁大道的公寓出发，去了洛斯阿尔托斯。母亲要在那里给人打扫房子。这本是她的朋友桑德拉（Sandra）的活儿，但她搬走了，就把活儿让给了我母亲。桑德拉喜欢我们母女俩，她曾经收藏了一张报纸，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说的是一对母女冬天驾车出门，车撞上了路边的雪堆，母亲昏迷过去，3岁的女儿步行两英里求助。桑德拉告诉我母亲：“丽莎也会这样做的。”

“丽莎，你觉得这辆车怎么样？我们正好需要一辆。”

房子的女主人教我如何用蛋黄酱清理无花果树叶上的灰尘，我按她说的做，将树叶擦成光洁的深绿色。母亲干完了活儿，那位女士付了钱，我们就先去银行把钱存起来，又去了几条街外的大学美术用品商店。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想出去散步，但那天母亲心情不好，不愿出门。我求着她，缠着她，最后她才同意和我一起出门。在路上，我们看到一辆叶绿色的大众掀背轿车，车上贴着一张告示，写着“车主转让，700美元”。母亲绕着车转了一圈，还透过车窗看了看里面的情况。

“您好，我是这里的会员。”母亲对柜台后的人说道。艺术家们可以加入这里的会员，享受折扣。“前几天我给你们写了张支票，可能被银行拒付了。”她如此说道。她经常会说支票被拒付，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这个理由很好听。“我想再给你们重开一张，但我想先买一些绘画颜料。”

我们没有车，所以每次出门时，母亲就骑自行车载着我，把我放在后座的儿童椅里，我们在树荫下的人行道上骑行。有一次，迎面而来另一个骑车的人，母亲朝一侧转车把，没想到对方也是，结果双方就撞车了。我们俩摔倒在人行道上，手和膝盖都擦破了。然后，我们俩坐在旁边的草坪上缓了一下，母亲啜泣着，弯曲着膝盖，将短裤卷起，一个膝盖擦破了皮，流着血。那个骑车的男人想帮忙来着，却无从下手。母亲哭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她伤心的原因绝非仅仅是撞车摔伤。

“当然可以，”那个人答道，“买完东西再过来一起结算就好。”

“这只是一幅插画而已，算不上艺术品。”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多画一些，她不屑地回答道。（她的意思是，这幅画只是一件商业作品，不如她其他的正式画作那样精美，但是我看不出这二者的区别。）她接了一个项目，为一本名为《巨商》的书绘制插画，这幅画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