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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胜利会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不论输赢，我都是同一个人。这就是我必须要赢的原因？就为了封住悠悠众口？就为了让一帮根本就不了解我的体育评论员和记者满意？这就是这个协议的条款？
他又说了一遍。一字一句地又说了一遍。
我向佩里求助。在一个周末，我飞回了东部去拜访他，他正在乔治敦学习经济。我们到外面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在当地他最喜欢的餐厅——“坟墓”喝了很多啤酒。他一如既往地重新整理了我的痛苦，使之更为清晰，并更有逻辑。如果我是个还击者，他就是重述者。首先，他将这个问题界定为我和世界之间的一场谈判；然后，他明晰了这场谈判的内容。他同意，成为关注的焦点、每天被评头论足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一切仅仅是暂时的，这种折磨是有时间限制的。他说从我开始赢得大满贯的那一刻起，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他真的这么做了。
很明显，有很多球迷喜欢我。我有几麻袋球迷们的来信，有的信里面还夹着女人的裸体照片，背面潦草地写着她们的电话号码。但是每天我仍因我的外表、我的行为和一些子虚乌有的原因而饱受非议。我接受了这个离经叛道的恶棍角色，接受它并使之更加丰满。我觉得这个角色俨然已经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因此我必须好好扮演。可是不久以后，我的形象被固定了，我必须永远当这个坏人的角色，在每一场比赛和每一项赛事中。
我谢谢他，并问起了他自己的生活。他对我说，他很讨厌他现在做的事情，他不能容忍当一个牧师，不想再为人们的灵魂负责了。他说做牧师时间总是被占得满满的，都没有时间读书和思考了（我心里暗自揣测，他是不是在暗指我也是占用他空闲时间的一员）。而且，他还会受到死亡威胁的困扰。常常有妓女和毒贩来到他的教堂忏悔，于是那些拉皮条的人和吸毒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也就是那些以此为生的人就会怨恨他。
但是却没有人能帮我在与媒体的战斗中做好准备，因为这实际上并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屠杀。每天报纸或杂志上都有抨击阿加西的长篇大论——球员的爆料，体育评论员的苛评。恶意中伤的文字，却挂着评论的招牌。我是一个傻瓜、一个小丑、一个骗子、一个侥幸成功的人；我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世界排名，全仰仗网络和青少年们串通好的阴谋；我根本就不配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因为我没有赢得过大满贯冠军头衔。
“那如果不做牧师的话，你想做什么？”
在半决赛的时候，我再一次输给了伦德尔。我成功地将他带进了第四盘，但是他太强大了。我想要耗费他的体力，结果搞得自己筋疲力尽。尽管经过雷尼和帕特的魔鬼训练，我仍然无法和伦德尔相匹敌。我暗自发誓：当我回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一定要继续寻找，寻找那个可以让我做足战斗准备的人。
“事实上，我会写歌，我是一个作曲家，我想以音乐为生。”
他的回答是：“我很喜欢和那些都能当我孩子的小家伙们比赛，可能他就是其中之一吧，我当年确实在拉斯维加斯度过了不少时光。”
他说，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名字叫《当上帝奔跑的时候》，这首歌曾在基督教唱片流行排行榜上引起过巨大轰动。他还唱了一小段给我听。他的嗓子很好，那首歌也很动听。
比赛后，我向记者透露了我的赛前预测，然后他们又转述给了康纳斯。
我对他说，如果他确定那就是他想要的，并且为之努力奋斗，他就会成功。
我的怒气和肾上腺素一起往上涌，在最后一局以6:1击败了康纳斯，粉碎了这个传奇。
当我开始像一个富有感染力的演讲者那样讲话时，我就知道自己已经累了。我看了看手表，凌晨3点钟。“哇噢，”我边说边伸了个懒腰，“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够在我父母家门口停车吗？我家就在拐角的地方。我真的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再开车了。你开着我的车回家吧，然后方便的时候给我开回来就好。”
现在全场沸腾了，观众们都站起来为他欢呼。
“我不想开你的车。”
我打得游刃有余，明显占了上风。一个坐在观众席后排的男人喊道：“加油，吉米，他就是个废物，而你是个传奇！”声音在半空回响了很久，比飞机起飞的轰鸣声还要响亮。然后，全场两万多名观众一起哄笑了起来。康纳斯会心一笑，朝观众点头致意，并且将一个网球作为纪念品击给了那个喊话的观众。
“为什么啊？很酷的车啊，速度像风一样。”
跟斯特拉顿山相反，这里的观众是站在康纳斯那边的。在这里，我被描述成一个“坏家伙”；我是个莽撞无礼的初生牛犊，竟然敢跟资历深厚的前辈叫板。观众们希望康纳斯能够克服困难、获得成功，而我就是阻挡他们梦想成真的绊脚石。每一次观众为他欢呼的时候，我都在想，他们是否能想到这个家伙在更衣室会是那样一副样子？他们知不知道这个家伙的同伴们都是怎么评价他的？他们能否想象得到当别人向他友好地打招呼时，他是怎样反应的？
“我知道，不过如果我不小心弄坏了怎么办？”
“就因为那样，”我跟佩里说，“我一定要在三盘以内将他打败，他不会赢过九局比赛！”
“如果你不小心弄坏了车，只要你没事，我会一笑置之的。我才不在意一辆车子呢。”
这跟我从其他运动员口中听到的有关他的一切很相符。“混蛋”，他们这样称他，“无礼、颐指气使、自大狂”。但是，我原以为他会对我有所不同，我以为鉴于我们是老相识，他会对我表现出一些关爱。
“你希望我开多长时间呢？我的意思是说，我应该什么时候把车还回来？”
我就这样被冷冰冰地回绝了。
“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
“不记得了。”他又说了一遍，然后躺在一条长凳上，将白色的长毛巾盖在腿上，闭上了眼睛。
他第二天就把车开了回来。
“哦，事实上，我们后来也见过很多次。我7岁的时候，常常拿球拍给你。你每次去我们那儿的时候，我父亲都会给你的球拍穿线，然后我会到长街上你最喜欢的餐厅把它们送给你？”
“开着这样一辆车去教堂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他一边说着，一边将车钥匙抛给了我，“安德烈，我是葬礼的司祭，你总不能开着一辆白色的克尔维特去参加葬礼吧。”
“不记得了。”他说。
我邀请 J.P.来慕尼黑看戴维斯杯赛。我很期待戴维斯杯，因为这次比赛不仅关乎我自己，还关系到整个国家。我想象着我终于能够在一个团队中与队友并肩作战了，尽管并非完全如此。因此，我希望这次比赛能成为一个好的转折点，希望此次比赛能够顺利，并且希望我的新朋友能同我分享这次经历。
美网公开赛，我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对手是吉米·康纳斯。比赛开始前，在更衣室里，我友好地走到他身边对他讲：“我们曾经见过，记得吗？在拉斯维加斯，那时我4岁，你们在恺撒皇宫酒店度假，我们打过几下球？”
比赛一开始，我发现我的对手是贝克尔，他在西德人心中占据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赛场上，球迷们叫声震天，1.2万名德国人为他的每一次挥拍呐喊助威，同时为我的每一次挥拍喝倒彩。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正处于一种怎么打怎么顺的绝佳状态，什么球都不会打丢。而且，几个月前，我就已暗暗下定决心，绝不会再输给贝克尔。现在，我正在顺利地将我的承诺付诸实践。我以大比分2:0领先。尽管全场只有 J.P.、菲利和尼克三个人为我欢呼，我却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似乎预示着美好的一天。
夏末的时候，我飞往纽约参加了在新泽西州举行的一项小型赛事，也就是1988年美网公开赛的热身赛。我进入了决赛，最后和塔兰戈对决。我击败了他，一个甜美的胜利，因为直到今日，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中仍能浮现出8岁时塔兰戈欺骗我的画面。那是我第一次在赛事中输球，没齿难忘。在这场比赛中，每打出一记直接得分球，我都在想：妈的，杰夫，去你妈的。
然而，之后我的注意力开始分散，我的自信心开始动摇。我丢掉了一盘，然后以为已经到了换边的时候，便垂头丧气地朝着我的座位走去。
几天后，在斯特拉顿山，观众们却毫不吝啬地展示了对我的友好。我为他们在场上拼搏，为感谢他们让我摆脱了在阿根廷不愉快的记忆而竭尽全力。因为这些人们、这漫山遍野的翠绿、这佛蒙特州的空气，我赢得了这项赛事。一觉醒来，我发觉自己已经是世界第四了，但是我却也已经筋疲力尽，连庆祝的精力都没有了。在帕特的魔鬼训练、戴维斯杯和颠簸劳累的旅途的共同损耗下，我每天都要睡12个小时。
突然间，几个德国的工作人员急切地朝我喊着些什么。他们在叫我回到赛场。
第二天报纸上全是关于我的负面新闻。我并没有为自己辩护，相反，我表现得很好斗。我说，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但事实却是，当时我只是感到冷，脑袋一片空白，根本没有想那么多。我当时只是愚蠢，并不是狂妄自大，然而我的名誉却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这局比赛还没打完呢！”
7月，我来到了阿根廷，作为美国代表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选手参加了戴维斯杯赛。我在和阿根廷选手马丁·贾蒂对决时表现得很出色，观众们不情愿地对我表示了敬意。我连续赢了两盘。第三盘一开始，我就先发制人，以4:0领先。现在轮到贾蒂发球。阿根廷正值严冬季节，气温肯定只有30华氏度（约零下一摄氏度），我被冻得弯腰弓背的。贾蒂一发失误，二发却击出了一记弧度很大、几乎不可还击的球。我伸出手抓住了那个球，全场顿时骚动起来，观众们认为我是在他们同胞面前炫耀自己，是不尊重他的表现。观众的嘘声持续了几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