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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阿加西先生，回来！”
我看着帕特，有种想要朝他吐唾沫的冲动。
贝克尔咯咯地笑了起来，观众们边吼边哈哈大笑。
当我停止大笑的时候，那个印第安人说了些什么，大概的意思就是我肯定是被祥云笼罩着的，因为这是他妈的响尾蛇山，他每天能从山上抓12条蛇，而且今天早上他打算再抓12条。我没有踩到一条粗粗壮壮、伺机而动的蛇简直就是个奇迹。
我走回球场，感觉眼皮不停地在跳，仿佛又一次回到了波利泰尼网球学校，在众多的孩子面前被尼克羞辱的时刻。被媒体嘲笑已经让我很心烦了，我真的不能再忍受当众被人嘲笑。我输掉了这局比赛，进而又输掉了整场比赛。
“这边有训练吗？”
冲完澡，我就钻进了停在体育场外面的汽车里。我没有看 J.P.，直接转向尼克和菲利，跟他们说：“谁要是敢第一个跟我提网球，我就炒了谁。”
“响尾蛇？！这座山上有响尾蛇吗？”
我独自一人坐在慕尼黑酒店房间的阳台上，俯视着整座城市，脑子里一片空白，于是我开始烧东西：纸、衣服、鞋子……多年以来，这一直是我自己减压的一种方式。我并不是有意这么做的，只是源于内心的一股冲动，我不能控制。
“来抓些响尾蛇。”
正当我燃起一堆小小的篝火时，J.P.出现了。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将旅馆的一套文具扔进了篝火里，然后是餐巾。我又把旅馆的客房送餐菜单扔了进去。我们一起静静地烧着东西，谁都没有说话。火苗渐渐熄灭，他问我：“想不想出去走走？”
“我们在训练，你呢？”
我们在慕尼黑城区的啤酒花园慢慢走着，放眼望去尽是欢笑、喧闹的人群。人们用容量为1升的大酒杯喝着啤酒，载歌载舞，尽情欢笑。这样的笑声让我战栗不已。我们走上了一座雄伟的石头桥，在铺着鹅卵石的凹凸不平的人行道上缓缓地走着，下面是湍急的河流。走到桥中间时，我们停了下来。周围没有一个人，那些尘世的喧嚣与欢笑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四周一片寂静，唯有匆匆而过的流水声。我盯着河水，问他：“如果是我不够优秀怎么办？如果今天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发挥好，而是我的最高水平了怎么办？每当我输了的时候，我总是会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假如怎样怎样，我一定会赢；假如我有足够的信心，假如我赢了那一局，假如我得了多少多少分。但如果我已经发挥出最佳水平了，我尽力了，仍然不能成为全世界最好的，那该怎么办呢？”
那个人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如果那样的话……”
有一天，当我们朝着山顶进发的时候，看到了一辆破旧的卡车。一个美国印第安人从车上爬了出来，拿着一根杆子朝我们走了过来。如果他要杀我的话，我真的毫无反击之力，因为我已经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而且我也跑不掉，因为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我想我宁可去死。”
帕特训练的主要内容就是每天机械地沿着拉斯维加斯外的一座山跑上跑下。那座山很偏僻且没有什么植被，当你接近山顶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个活火山；而且那个地方离我父母的住处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似乎有些不必要的远——这可不是开车去里诺兜风。但是帕特却坚信那座山可以解决我一切的体能问题。我们到达山下，停好车，他就开始直接往上跑，并要求我紧跟其后。几分钟下来，我就开始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也已经被汗浸透了。当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根据帕特的说法，这很好，很健康。
我斜靠在栏杆上，抽泣着。J.P.明智地选择了沉默，因为他知道，现在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毫无助益，只能等待着我自己将心中的火渐渐熄灭。
尼克雇了一个名叫帕特的智利壮汉。他从来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一点上，我很尊重他。但是他也有个坏毛病，那就是说话时总会喷我一脸唾沫，而当我举重的时候他也总是弯腰俯视着我，汗水会滴在我脸上。我感觉我真应该穿一身塑料雨衣来参加帕特的体能训练。
第二天下午的比赛，我的对手是卡尔·尤韦·斯蒂布，又是一个德国人。精疲力竭的我在这场比赛中，无论从体力还是精神上，都用错了打法。是的，我是在攻击他的反手，他最薄弱的环节，但我却不应该发力强攻。如果我不发力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自己发力，那样的话，他的反手就会更加薄弱，他最大的破绽就会暴露出来。然而，如果他借力打力，便可以凭借低平的削球令球在这片快速球场上低空飞行。正是因为我总是不必要地发力击球，并且试图做到完美，从而让他发挥出了超常的水平。带着热情友好的微笑，斯蒂布接受了我的礼物，他站稳脚跟，用在阿加西的帮助下变得强大的反手击球享受着美妙的时刻。后来，戴维斯杯美国队的队长指责我故意输掉了比赛，一位著名的体育评论员也是这么说的。
事实上，不去伦敦，他比我还高兴。他和我一样不喜欢温布尔登，而且，他还急着赶回美国为我找一个更好的体能教练。
1989年我球场失意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我的球拍问题。我一直用“王子”牌的球拍，但是尼克却说服我跟一家新的公司“Donnay”签约。为什么？因为尼克经济上出了问题，通过让我签约一家新的球拍厂商，他自己可以获得一份赚钱的合约。
我提醒尼克，我不想参加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我说：“为什么要把精力浪费在那些草地上呢？让我们好好休整一个月，为夏天的硬地做准备吧。”
“尼克，”我对他说，“我喜欢‘王子’牌的球拍。”
尽管在罗兰·加洛斯我很不自在，我还是成功地击败了我的前三个对手。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我甚至击败了慢速红土场的大师奎勒莫·佩雷斯·罗尔丹罗德。在半决赛的时候我遭遇了马茨·维兰德，他当时世界排名第三，但在我看来他是当时状态最佳的球员。当电视上播放他的比赛时，我会停下手中的一切，观看他的比赛。这一年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年，他已经赢得了澳网公开赛的冠军，而且是最有希望获得这次法网冠军的选手。我奋力将他拖入了第五盘，但因为严重的抽筋，我在这一盘以0:6惨败。
“你用扫帚把都能打球，”他说，“没有关系的。”
罗兰·加洛斯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在我所有比赛过的场地中，它是唯一一个散发着烟味的地方。当比赛进行到我发球的关键时刻时，我总会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味。那时，我真想揪出那个人，夺过他的雪茄，边抽边教训他。但是事实上我也并不是真的想揪出那个人，因为我想象不出一个能在观看户外网球比赛时吞云吐雾的人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现在，用“Donnay”牌的球拍打球真的就像是握着一把扫帚打球一样，感觉就像是我在用左手打球或者是遭受了脑损伤似的，一切都不对劲。球不受我的掌控，不听从我的命令。
除了这让人找不到方向的红土场地，巴黎这个城市本身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冲击。这个城市有着同纽约和伦敦相同的后勤问题，有着庞大的人群和畸形的文化，我还要面对的一项挑战就是语言障碍。另外，餐厅里随处可见的狗真的令我很不安。我第一次走进一家位于香榭丽舍的咖啡馆时，竟然看到一只狗正抬着一条腿朝我隔壁的桌子撒尿。
在纽约，我和 J.P.闲逛。早已时过午夜，我们来到一家破旧的熟食餐馆。艳俗的荧光灯下，聒噪的店员们用好几种东欧语言叽里呱啦地争吵着些什么。我和 J.P.一人要了一杯咖啡。我双手托着下巴，不断地跟他抱怨：“我用新的球拍打球的时候，找不到感觉。”
在1988年的法网公开赛时，我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走进罗兰·加洛斯的更衣室，看到所有的红土专家们都斜靠在墙上，不怀好意地盯着走进来的人。尼克称他们为“泥耗子”。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月了，一直在练习，等着其余的人比完硬地赛季的比赛，飞到他们红土的老巢。
“你会找到解决办法的。”J.P.说。
一个朋友告诉我，四种不同的网球场地就像四个季节一样，每一种场地都要求你做出一定的转变。每种场地都有其优缺点。在不同的场地比赛，会完全改变你的看法和观点，将你重塑为一个崭新的人。1988年5月，在意大利公开赛的三轮比赛后，我已经不是安德烈·阿加西了。我已经被淘汰出局了。
“怎么找？什么办法？”
我赢得越来越多。我本应该感到高兴，但是相反，我开始烦躁不安，因为这一切就要结束了。我在硬地赛季大获全胜，我的身体希望继续留在硬地网球场比赛，但是红土赛季已经到来了。网球场地的突然转变改变了一切。红土网球是完全不同的比赛，因此你必须要转换打法，你的身体也要适应这种变化，不再是从一边到另一边的短距离疾跑、短暂的停顿后再开始，而是移动、屈身、跳跃。原来活跃的肌肉现在只起到支撑作用，而那些沉睡的肌肉转换到了主导的位置。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在最好的状态下，我却迷失了自己；再加上突然的角色转换，从一个硬地网球选手变成了一个红土网球选手，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和焦躁。
“我不知道，但是你会找到的。这只是暂时的危机，安德烈，仅仅是众多困难中的一个，就像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将来还会有其他的人坐在这里一样。我们会遇到大的、小的，或者是不大不小的困难和难题。你就把这次危机看成是面对今后危机时的一次训练吧！”
我来到了纽约参加锦标赛，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将和众多世界顶级选手比赛。又一次，我和张德培对决。自我们的上一次交手后，他已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每次击败某个人，他都会用手指指天——他在感谢上帝，并将胜利归功于上帝。这令我很反感。上帝会在网球比赛中支持一方？上帝会站在我的对立方？上帝站在张德培的包厢里？我感到滑稽可笑，并觉得受到了侮辱。我击败了他，尽情享受着亵渎上帝的每一击。然后，我又一雪前耻赢了克里克斯坦。决赛中，我的对手是斯洛博丹·日沃伊诺维奇，一个以双打闻名的塞尔维亚人。我以3:0击败了他。
后来，我的确是在一次训练中解决了这个难题。几天后在佛罗里达，我在波利泰尼网球学校打球，有人递给了我一只崭新的“王子”牌网球拍。我击了三记球，仅仅三记球，却像是接受了一场神圣的洗礼。每击一次球，球都会像激光一般准确快速地飞出去，并落在我想要它落的地方。我感觉这个球场已经成了我的地盘，受我主宰。
法律限制未成年人的一切规定都可以见鬼去了。
我跟尼克说我不在乎什么交易，我不能因为一场交易而毁掉自己的一生。
我去了查尔斯顿附近的棕榈岛，在那儿赢得了我的第三个冠军头衔。赛事期间，我迎来了自己的18岁生日。赛事总监推着一个生日蛋糕来到了中心赛场，全场的人一起唱起了生日歌。我从来不喜欢过生日。一直以来，从来没有人关注过我的生日。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很是不同——我成年了，每个人都这样说。从法律上来说，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我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