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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在比斯坎湾，我的对手是我在波利泰尼网球学校的老同学阿伦·克里克斯坦。我们经常会被别人拿来做比较，因为我们来自同一所学校，而且都较早地表现出了网球天分。我连续赢了两盘，然后开始体力不支。克里克斯坦赢了接下来的两盘。当第五盘开始的时候，我抽筋了。从体能上来说，我的水准仍不足以将我的事业带上新的高度。我输了。
他改装了一个“王子”牌的球拍，把它的外表包装成“Donnay”的样子。在印第安韦尔斯的比赛中，我轻松地赢得了几场比赛。尽管后来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输掉了，但是我却不在意，因为我的球拍回来了，我的球技也跟着回来了！
1988年2月，在印第安韦尔斯站，我一路杀进了半决赛。在半决赛时，我和西德选手鲍里斯·贝克尔对决，他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网球运动员。他的外表很引人注目，梳着一头一美分铜币颜色的头发，腿几乎和我的腰一般粗壮。我在他巅峰状态时遭遇了他，但我还是赢得了第一盘。然后我接连输了两盘，其中第三盘争夺极其激烈。我们走出赛场，怒目相对，就像是两头被激怒的公牛一般。我暗自发誓：下次如果遇到他，我一定不会再输给他。
第二天，“Donnay”的三名主管来到了印第安韦尔斯。
我回答：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这真叫人无法接受，”他们说，“瞎子都能看出来你是在用一把改装过的‘王子’球拍打比赛。你会毁了我们的，你要为我们公司的损失负法律责任。”
我问自己：你将来也要戴假发套吗？在比赛的时候戴个假发套？
“你的球拍要为毁了我而负责！”
我让他给我也挑一个。每天早上在枕头上、在洗脸池以及在下水道，我都能发现自己掉的头发。
看到我毫无悔意，并且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Donnay”的主管们说他们会给我做一把更好的球拍。他们走了，就像尼克那样复制了一把“王子”牌球拍，不过是使球拍的外表更像“Donnay”球拍而已。我拿着我的冒牌“Donnay”去了罗马，和一个我小时候就认识的孩子打了场比赛，他的名字叫皮特，姓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是桑普拉斯什么的，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希腊裔男孩。在少年组的比赛中，我轻易地击败过他，那时我10岁，他9岁。上一次见到他是在几个月前的一项赛事中，我想不起来是哪项赛事了。那时我刚刚赢了比赛，坐在我酒店门口铺着美丽草坪的山坡上，菲利和尼克坐在我的身边。我们一边伸着懒腰、享受着清新的空气，一边看着皮特。他刚刚输掉了一场比赛，正在酒店前面的场地做赛后的练习。他击出的每一记球看起来都很糟糕，挥拍四次中有三次会失误。他的反手看起来很奇怪，单手握拍，以前从未见过。有人错误地指导了他的反手，而很明显这可能造成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失败。
当然，还有一个有关我身份的关键问题，一件我知道但是却不能告诉记者的事，那就是我开始掉头发了。我梳着长长的、乱乱的头发就是为了掩盖这个事实。这个秘密只有菲利和佩里知道，因为他们也经历着同样的痛苦。事实上，最近菲利专程飞到纽约和一个男子爱发俱乐部的老板见面，就是为了买一顶新的假发套。他终于还是放弃了倒立这一尝试。他打电话跟我描述那个爱发俱乐部里提供的奇奇怪怪、各种样式的假发套。“这儿简直就是一个‘头发自助餐厅’。”他说，“就像时时乐餐厅里面的沙拉吧台一样，只不过沙拉都换成了头发。”
“这个人永远也不可能打入巡回赛的。”菲利说。
如果那时的我有更多的时间，如果那时的我更加了解自己，我就会对那些记者说：“我正在努力认清我自己。尽管目前我还不清楚我是谁，但我却很清楚哪些并不代表真正的我。我不仅仅是牛仔裤、胭脂头，也不仅仅是网球场上表现出的我。我跟公众心目中的‘我’一点儿都不同。不要以为我来自拉斯维加斯、穿着前卫，就认为我是一个爱炫耀的人。我并不是一个‘网球顽童’，尽管这个词几乎出现在所有有关我的文章中，可我连这个词怎么读都不清楚……而且，我真的不是一个朋克摇滚爱好者，我喜欢柔和的流行音乐，像是巴里·马尼洛和理查德·马克斯的歌。”
“他能有参赛资格恐怕就够幸运的了。”我说。
更糟糕的是，当我说话的时候，记者们总是严格地记下我的每一字每一句，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报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我想要对他们说：“等等，这句话不要记，我只是在大声地思考而已。你们在问我不了解的领域——我自己。让我好好想一想，组织一下语言，刚刚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但是却没有时间。他们需要的答案非黑即白，非好即坏，只需要写出几百字有情节的报道，然后他们就将注意力转向下一件事了。
“不管是谁像他那么打球的，都应该感到羞愧。”尼克说。
时不时地，我开始在采访中解释这件事，却总是适得其反。我想要幽默一点儿，却总落得沉闷乏味，引起一些人反感；我想要深刻一点儿，但最后发现自己只是说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因此，我不再纠结于这个问题，而是回归到中规中矩的陈词滥调，对记者说他们想要听的答案。我能做的就这些了。如果连我自己都不真正地了解我的欲望和内心的恶魔，我又怎能希望自己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向记者们解释清楚呢？
“全怪他们，”菲利说，“他有所有身体上的天赋——他身高6英尺 l 英寸，动作敏捷，但是有人却将他培养成了一块废铜烂铁。有人应该为此负责，应该让那些人付出代价。”
不论我做了什么，出于什么原因，我确实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不断被称为美国网坛的“救赎者”，尽管我并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这个称谓应该跟我打比赛时的氛围有关吧。除了我的穿着，球迷们开始效仿我的发型。我看到男男女女们留着像我一样的胭脂鱼发型（我个人认为还是女人梳这种头型比较好看）。这些效仿者们使我甚为得意的同时，也让我感到有点儿尴尬。我真的很困惑。我不能想象这些人为什么想要成为安德烈·阿加西，因为连我自己都不想做安德烈·阿加西。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菲利的激动感到很吃惊，但随后我意识到菲利是感同身受，他在皮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知道拼尽全力想获得巡回赛的参赛资格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的痛苦，尤其是有着非自愿的单手反手这项技术时。从皮特的困境中，从皮特的命运中，菲利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当麦肯罗把它扔到一边后，我就迅速把它抢到了手。现在每场比赛我都穿着牛仔短裤，很多球迷也模仿我穿了起来。体育评论员却在这点上大做文章，认为我是想要出风头，但事实上，就像我的发型一样，我是在尽力保持低调；他们说我是在努力改变这项运动，但事实上，我却是一直在试图阻止这项运动改变我；他们称我是一个叛逆者，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兴趣当什么叛逆者，我不过是像所有的青少年一样经历着叛逆期。这两者区别很模糊，但是却很重要。心底里，我只不过是想做我自己而已，但是因为我并不完全了解我自己，我想要弄清楚我是谁的尝试是盲目而笨拙的，而且必然也是矛盾的。我现在所做的和我在波利泰尼网球学校所做的事并没有什么不同——挑战权威，寻求自己的位置，向父亲传达某种信号，为得到机会而奋斗。我做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现在的我站在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上。
现在在罗马，我看到了皮特自上次以来的进步，但是进步得并不多。他发球不错，但是却算不上一流，达不到贝克尔的发球水平。他的挥拍很快，动作标准，反应敏捷，离击球点很近。他想通过外角发球直接得分，尽管没有成功，但是错得并不是很离谱——他是那种想要通过发球直接得分，却错误地让你得手的选手。他真正的问题在于发球之后。他的击球很不稳定，他的底线球根本不能维持三个回合以上。我击败了他，6:2，6:1。当我走下赛场的时候，我暗想着他还有很长一段艰辛的路要走，我为这个家伙感到难过。他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人，但是我想我再也不会在巡回赛中见到他了吧，永远。
我睁大了眼睛，舔了舔嘴唇想：哇，这条裤子很酷啊。麦肯罗，如果你不想要的话，那我可就要了。
我进入了决赛，对手是阿尔贝托·曼奇尼。他强健、矮壮，有着树干一样粗的大腿。他击出的球很有力，富有侵略性，像龙卷风一样飞速移动过来，跟健身实心球一样重重地击在你的球拍上。我在第四盘中获得了赛点，但是我丢了这一分——然后崩溃了。无论如何，我输掉了这场比赛。
1988年，模仿我的穿着就意味着穿牛仔短裤。牛仔短裤就像我的标志一样，总是同我一起出现，有关我的文章和简介必然会提及牛仔短裤。但奇怪的是，事实上并不是我选择了它们，而是它们选择了我。那是1987年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参加耐克全球挑战赛的时候，耐克的品牌代表邀请我去一个酒店套房看看最新的衣服样品。麦肯罗也在那里，当然他得到了最先挑选的机会。他拿着一条牛仔短裤说：“这他妈的是什么东西呀？”
回到酒店后，我坐在房间里，一边看着意大利语的电视节目，一边烧东西。我想，人们肯定无法理解在决赛时功亏一篑的痛苦。你不断练习，不断进步，你所经历的一切痛苦与磨难都是为了那一刻做准备。你在一周内连胜了四场比赛（或者，如果是大满贯，那便意味着两周、六场比赛）。然后你输了最后一场比赛，你的名字就不能被铭刻在奖杯上，不能载入史册。你只输了一次，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我也从球迷的脸上注意到了一些变化。他们崇拜地看着我、要我为他们签名的样子，当我走进赛场时他们疯狂尖叫的样子，让我感觉稍微有些不适应，但是却也满足了我内心深处所向往的一些东西。这些渴望藏得如此之深，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曾发觉。我很害羞，但是我却喜欢得到别人的关注。当球迷们开始模仿我的穿着时，我有些憎恶，但也会暗暗窃喜。
我参加了1989年的法网公开赛。第三轮的时候，我与库里埃相遇了，他是我波利泰尼网球学校的同学。人们都将注压在了我身上，很多人都看好我，但是库里埃却爆了一个大冷门，意外地击败了我。然后他就不断地挑衅我，他挥舞着拳头，怒视着我和尼克，而且回到更衣室后，他故意让所有人看到他换上跑鞋，出去慢跑，意思就是：我打败安德烈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
我在孟菲斯参加了自己在1988赛季的首项赛事，并赢得了冠军。那场比赛我打得得心应手，球离开我的球拍后充满了活力。我的正手逐渐加强，击出的球简直可以将对手打穿。每一位对手都以不可置信的表情看着我，仿佛在说你这些球究竟是怎么打过来的。
后来，当张德培赢得了赛事冠军，感谢上帝使球过网时，我感到很生气——这么多人当中，怎么能让他在我之前赢得大满贯呢？
1987年12月，沙漠不合时宜地冷了下来。赌场中“21点”桌的发牌员戴着圣诞帽，棕榈树上挂满了亮闪闪的彩灯，甚至长街上的妓女们也在耳朵上戴上了圣诞挂饰。我告诉佩里我不想等到明年了，我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壮了。我开始有了掌控网球的感觉。
又一次，我退出了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于是我又听到了媒体新一轮的嘲笑：阿加西未能赢得他参加的大满贯赛事，现在又退出了最重要的大满贯……但是，这些评论对于我来说，就像是石沉大海一样，已经激不起什么波澜了，因为我已经麻木了。
我在拉斯维加斯找了一个教练来训练我的体能，他叫雷尼，退伍前曾是军队的上校。雷尼是一个像粗麻布一样粗鲁的人，骂起人来像水手，走起路来像海盗。在很久以前的一场战争中，他曾经中过弹，那是他不愿提及的经历。和雷尼待上一个小时后，我宁愿有人一枪毙了我——他似乎以谩骂侮辱我为乐。
尽管我是体育评论员攻击的靶子，但是大的公司却依然邀请我去做他们的产品代言人。1989年年中的时候，我代言的一个品牌佳能策划为我拍摄一组照片，其中一处是在内华达州的荒野——“火之谷”取的景。我喜欢那个名字。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像是在穿越“火之谷”。
每次长时间的比赛后，我都会筋疲力尽，而对于我来说，每一场比赛都是漫长的。我的发球并不是很出色，不能通过发球轻松得分，因此每一个对手都要跟我打上整整12个回合。我应对比赛的技巧和知识正在不断地提高，但是我的身体却垮掉了。我几乎只剩下皮包骨了，而且身体非常虚弱。比赛时，打一会儿就两腿发软，随后我的神经也不受控制了。我告诉尼克，以我现在的状态，根本无法和世界上最优秀的选手竞争。他也很赞同我的说法。“比赛中双腿就是一切。”他说。
既然这个广告宣传的是相机，导演希望有一个色彩丰富的背景。“要生动。”他说。为了达到突出的效果，他在沙漠的中央修建了一座网球场。当看着建筑工人施工的时候，我不禁想起父亲在沙漠里修建他的网球场的情景。我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不是吗？
第二天，菲利和我又到了那个汽车经销商那里。那个推销员把钥匙递给了我，用可怜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跟你父亲真的一点儿都不一样。”尽管我知道他是在说恭维话，但是我却有点儿被冒犯的感觉。开车回家的路上，拥有梦寐以求的克尔维特的喜悦已经被冲淡了。我告诉菲利，事情从现在开始会有所不同的。我驾着车在过往的车流中穿行，然后我加快了速度，对自己说：是时候了，我要自己掌管自己的财务，我要掌控自己的人生！
一整天，导演都在捕捉我一个人打网球的镜头，背景是火焰般赤红的山和桔黄色的石头。我已经精疲力竭，快被晒晕了。我想休息，导演却不放过我，他让我脱掉T恤。在我年少轻狂的时候，我曾经喜欢脱掉T恤衫并抛给观众，这件事众所周知。
除了我父亲的火爆脾气，我还希望我能继承一部分母亲的镇静。
然后，他想拍摄我在一个山洞里冲着相机的镜头打球，好像要打碎镜头的场景。
“唉，我也不知道。”她说，“这些年来，他没被人杀死，没有进监狱，我想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希望这次不会惹上那样的麻烦，希望这一切都会过去。”
然后，在米德湖，我们又拍摄了几组以水为背景的照片。
“妈妈，这些年来，你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