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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铃又响了。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还是3个小时？在我的记忆中，我总是觉得这两个电话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打来的，尽管它们可能相隔几天。是我的律师们，他们把电话设成了免提状态。“安德烈？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安德烈？”
我说我为他和玛蒂感到无比的高兴，并允诺尽快回家。“波姬和我会直接去你那里，去看我刚来到人世的侄女。”说这句话时，我的声音哽咽了。
“是的，我能听到，说吧。”
首先是菲利的电话。他带着哭腔，似乎马上就要哭出声来了。他告诉我他的妻子玛蒂刚刚生了一个女孩，他们给她起名卡特·贝利。在电话中，哥哥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同——声音中荡漾着喜悦之情，当然还有骄傲。而且，菲利似乎觉得自己正在享受天国之福。他觉得自己幸运至极。
“嗯，ATP 已经看了你的信，并就你坚称自己清白这一点展开了审慎的调查。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他们已经认可了你的解释。你那份不合格的药检报告将被抛弃，从此以后这件事情将永不再提。”
连续两个电话。
“我不会被禁赛了？”
我去了罗马。我刚刚打过一场比赛，正躺在床上休息。
“不会。”
我在1998年4月去了蒙特卡洛，并输给了皮特。他重拳出击。他不会再为我鼓劲打气了——较量重新开始了。
“我可以无拘无束地继续我的事业、我的生活了？”
“我根本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对。”
他问我是否为此而烦心。
我又重复了这个问题：“你确定吗？你的意思是，这一切真的都结束了吗？”
然后 J.P.环顾四周，抽了一口雪茄说，他不得不注意到我的妻子总是不在。他无论什么时候过来，无论什么日子、什么时间，波姬似乎总是出去见朋友了。
“从 ATP 的角度来讲，确实如此，他们已经相信并欣然认可了你的解释。我认为大家现在都渴望抛开这件事而继续前进。”
“我希望不会，”他说，“恐惧是你的‘火’，安德烈。如果你的‘火’完全熄灭了，我就不想再见到你了。”
我挂断了电话，茫然地凝视着远方，一遍又一遍地想着：新生活。
一天晚上，我对 J.P.说我在比赛时信心十足，我觉得我的比赛有了新的价值。“为什么我还是会感觉到恐惧？难道恐惧不应该就此消失吗？”
我去参加了1998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与俄罗斯选手马拉特·萨芬的对决中，我的肩膀受伤了。我总是忘记在这片特殊的红土上球是多么的重——你击中的仿佛不是网球而是铅球。肩膀剧痛无比，但我还是对这次受伤抱有一种感激之情。我再也不会把在球场上受伤视为理所当然的了。
感谢上帝还有 J.P.。他住在洛杉矶南部的奥兰治县，因此，他时不时地就会开车过来，和我坐在壁炉旁，抽上一根雪茄，探讨生命的话题。他做牧师的那段时光已一去不复返，但当我们在炉边谈话时，我觉得他就像站在一个无形的布道坛上那样对我讲着话。我倒是不介意这一点。我愿意成为他唯一的会众，他独一无二的教徒。在1998年年初，他几乎谈到了所有的话题：动机、灵感、遗产、命运以及重生。他促使我得以继续保持我在曼德拉演讲中所感受到的那份使命感。
医生说我患有肩部撞击症，并压迫了神经。我闭关了两周，没有练习赛，没有小战斗，什么也没有。我缺席比赛。更重要的是，我允许自己缺席比赛。我享受缺席并且为此而庆幸。
我在洛杉矶没有多少朋友，但波姬的朋友则数不胜数，所以大多数晚上她都会出去参加社交活动，而我则一个人待在家里。
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中，我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托米·哈斯。在第三盘的抢七局中，我和他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司线员犯了一个极为恶劣的错误。哈斯打出了一个明显出界的球，但司线员却判定该球为界内球，从而使哈斯得到了关键的一分，并以小分6:3领先于我。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遇到过的最糟糕的判决。我知道球出界了，非常确定地知道这一点，但我所有的争论都无济于事。另一位司线员还有裁判都维持原判。我输掉了这个抢七局。现在我以盘分1:2落后于他，形势对我大为不利。
起初我并不想让我的名字出现在学校的名字里，但朋友们说我的名字可以带来威望和声誉，也可能会使筹钱更容易些。学校（Academy）这个词是佩里选择的，这个单词把我的学校和我的过去——布雷登顿学校和波利泰尼学校这两座我童年的监狱永远联系在了一起，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由于天黑了，赛事官员暂停了这场比赛，结局因而也被推迟了。回到酒店后，我在新闻上看到那个球不仅出界了，而且距离边线有好几英寸远。我只能无奈地大笑。
我去了比斯坎湾。我很想赢，想赢想得都要疯了。如此想赢一场比赛似乎不是我的风格。通常情况下，我拥有的只是不想输的欲望而已，但在第一轮比赛前做热身运动时，我对自己说我想赢，而且我也确切地认识到原因何在。这与我的回归无关，而是关乎我的团队——我的新团队，我真正的团队。我是在为了给我的学校筹集资金并提高它的受关注度而比赛。这么多年后，我终于得到了我一直想要得到的——为一些比自身的成败重要得多，但却与自身紧密相关的事情打比赛，一项有我的名字但不仅仅与我有关的事业——安德烈·阿加西大学预备学校。
第二天走上球场时，我仍在开心地笑着。我已经不在乎那个判决了，我只是为我能待在这里而高兴。也许我还不知道如何在高兴的同时打好球：哈斯赢了第四盘。赛后他对记者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一直以我为偶像。“我过去非常崇拜他。”他说，“这一次胜利对我来说非常特别，因为他在1992年摘得了温网的冠军头衔，而我能说我战胜了曾经排名世界第一并赢得过两个大满贯冠军头衔的安德烈·阿加西。”
我去了印第安韦尔斯并且战胜了拉夫特，但是输给了一个名叫简－迈克尔·甘比尔的球技高超的年轻人。他们说他是目前为止最出色的年轻选手之一。我看着他，思索着他是否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有人可能准备好吗？
这听起来像一篇悼词。难道这个家伙认为自己不是击败了我而是埋葬了我？
3月，我去了斯科茨代尔，赢得了连续第二项赛事的冠军。我击败了来自澳大利亚的贾森·斯托尔滕贝格。他是一个典型的澳大利亚人，沉着稳健，拥有令人羡慕的全面技术，总是迫使对手主动犯错。和他比赛是对我勇气、决心以及我的神经的一次很好的考验，我最终通过了这次考验。现在，任何和我交手的人都不得不应对一些他们不想应对的情形。
而且，难道新闻发布会现场就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他我实际上赢得过三个大满贯冠军吗？
他们盯着我，然后尽职地在他们的笔记本上记下了我这一疯狂的预言。
波姬获得了电影《黑与白》中的一个角色。她为此兴奋不已，因为该剧的导演是一个天才而该剧的主题是有关种族关系的。另外，她可以即兴发挥她的台词并且可以梳着湿发纠结成辫、四下散垂的“骇人”发型。她还要在丛林中待上一个月，与其他演员合住在一起。当我们通电话时，她说他们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都在演戏。“听起来是不是很酷？”
“不，真的，我是认真的。”
“酷！”我一边翻了翻白眼，一边说道。
声嘶力竭的笑声。
她回到家后的第一天早上，我们在厨房里吃着早饭。她滔滔不绝地讲着小罗伯特·唐尼、迈克·泰森、玛拉·梅普尔斯以及这部电影中其他明星的逸事。我尽力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她也问了问我关于网球的事，并尽力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我们试探性地交谈着，像陌生人那样。我们不像共用一个厨房的夫妻，反而更像共同住在青年旅社里的少年。我们表现得非常客气、彬彬有礼，甚至体贴有加，但当时的气氛中透着紧张，所有的一切仿佛都有可能在瞬间破碎。
“我认为我将成为世界第一。”
我向壁炉里添了一块木头。
神经质的大笑。
“那么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波姬说，“我在离开的这段时间纹了一个文身。”
“两人都不会。”
我脑袋嗡了一下。“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
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询问我对于皮特和马赛洛·里奥斯（他们正在争夺世界第一）的看法：“你认为他们中谁会最终成为世界第一？”
我们去了盥洗室，那里的灯光要好一些。她把牛仔裤褪到腰部以下，然后向我展示了她的文身。在她的屁股上，有一只狗。
这些话打消了我们对彼此的戒备心理。
“你文身时有没有想过要先问问我？”
“糟糕的一步。”我对他说。
完全说错了话。控制欲强——她这样形容我。什么时候她装饰她的身体还要获得我的许可了？我回到厨房，又冲上一杯咖啡，然后狠狠地盯着炉火。狠狠地盯着。
然后我又拿有关他私生活的报道调侃他。他和那个法学院的学生分手了，据说他现在正和一位女演员约会。
由于我们两人在日程安排上有冲突，波姬和我在结婚后没有马上去度蜜月。但是现在，她的电影已完成了拍摄，而我的事业也几乎完蛋，所以现在似乎是度蜜月的最佳时间。我们决定前往位于印第哥岛东南部的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内克岛度蜜月。这个岛归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所有，他对我们说我们一定会喜欢那里。
“我倒不怎么担心，”他说，“这种事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他说：“那里简直就是一座小岛天堂！”
“输给排在100名之外的人是什么感觉？”
从我们着陆的那一刻开始，我和波姬就难以步调一致。我们无法惬意地待在一起，无法就我们怎么度过这段时光而达成一致。我想要放松，但波姬想要尝试斯库巴潜水，而且她想让我陪她一起去，这意味着我得先上一堂斯库巴潜水课。我对她说在蜜月旅行中上课，就像接受结肠镜检查一样不堪忍受。
当我和皮特在更衣室时，我打趣说战胜他真是容易。
哦，而且是边看《老友记》，边接受检查。
我去了圣何塞，并且表现得不错。我与皮特在决赛中狭路相逢。看到我回来，看到我再一次站在球场的另一边，他似乎很高兴，仿佛他之前对我很是想念一般。我不得不承认，我也很想念他。我以6:2、6:4赢了这场比赛。在比赛行将结束时，他似乎一定程度上都在为我鼓气。他知道我正在试图征服什么，他知道我还要走多远。
但她一再坚持。
我参加了1998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波姬也前来观战，并看着我淘汰了前三位对手。随后她却不幸地见证了我在与来自西班牙的阿尔贝托·贝拉萨特吉对阵时的失败。我本以2:0领先，但在第三盘中，不知何故，出乎意料地，似乎不可能地，我输掉了比赛。贝拉萨特吉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但我原来已胜券在握。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失败。以2:0领先，却最终输掉比赛，这种情况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屈指可数。这只是我回归之路上的一个小小迂回，还是意味着我已走进了死胡同？
我们在泳池里待了几个小时。一个教员教我们如何使用紧身潜水衣、潜水面罩以及氧气瓶。我有络腮胡子，短而粗的胡子茬使面罩无法紧贴我的皮肤，因此水不断地渗入我的面罩，于是我回房间刮胡子。
这一年将是阿加西年，我对斯帕迪亚说，1998年将是属于我的。
当我回来时，教员正在说此次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水下纸牌游戏。如果你能在池底从容自若地玩纸牌，如果你无须浮出水面就可以打一整把牌，你就是一名斯库巴潜水员了。于是我在这里，穿着全套斯库巴潜水服，在加勒比海中央，坐在游泳池的池底玩“钓鱼”。我觉得自己不是斯库巴潜水员，而是《毕业生》中的达斯汀·霍夫曼。我爬出游泳池，然后对波姬说：“我玩不了这个。”
我强迫自己从床上爬了起来，然后与斯帕迪亚碰了面。即使这只是一场练习赛，但我们都严肃地对待。他把它变成了一场战斗，我非常珍惜这场战斗，更何况我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走出球场时，我气喘吁吁，但浑身都是力量——久违的那种力量。
“你从来都不想尝试新的东西。”
新年前夜，1997年这一糟糕年份的最后几个小时，波姬和我又举办了一场新年派对。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醒了。我把被子蒙在头上，而后突然记起按计划我要和参加巡回赛的一个孩子文斯·斯帕迪亚打一场练习赛。我决定将其取消。不，我对自己咆哮道，你不能取消，你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你不能以睡大觉和取消一场练习赛开始新的一年——1998年。
“好好玩，到你想去的大洋中央，对那些小美人鱼说‘嗨’。我要待在房间里。”
上帝想要我们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