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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你走上赛场时，很少像今天这样，”吉尔说，“我在你的眼神里看不到一丁点儿恐惧。”
我向佩里征求意见。我们在拉斯维加斯谈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又通过电话商谈。他倾向于结婚。“波姬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他说，“还有比一个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超级模特更好的人选吗？毕竟，我们很多年前不就想象过你会娶她吗？我那时不就预测她会走进你的生活吗？现在，她就在这里，这是命中注定的，还有什么问题吗？”他的这番话使我不禁想起《影子大地》。直到 C.S.刘易斯敞开心灵去爱时，他的生命才得以完整，他才真正成熟起来。电影中有一句这样的台词：爱就是我们成长的方式。而刘易斯也这样提醒他的学生：上帝想要我们成熟起来。
从首个发球局开始，我就连续重击布鲁格拉，迫使他从一角跑到另一角，他跑动的总面积绝对快赶上巴塞罗那的面积了。我每获得一分，都是对他的致命一击。在第二盘比赛中段时，我们为了一分的争夺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场面堪称壮观。他最终赢得了这漫长而艰难的一分，但也只是追至平分而已。他准备下一个发球的时间已明显超出了规定，我完全可以向裁判申诉了。按理我应该与裁判据理力争，那么布鲁格拉就会受到警告，但我没有。我用这段时间漫步到了球童那里，用毛巾擦了擦汗，然后低声对吉尔说：“我们场上的那位朋友怎么样了？”
此外，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准备结婚——佩里、菲利，还有更巧的是，菲利和 J.P.在同一天晚上一起遇到了他们未来的妻子。“复仇之夏”刚刚过去，现在又迎来了“结婚之冬”。
吉尔微笑着。要不是吉尔在战斗中从来不会大笑的话，他此时定已开怀大笑了。即便布鲁格拉赢得了刚刚那一分，但吉尔已经预见到了，我也料到了，在赢得这一分后，等待布鲁格拉的只能是下一盘中的完败——连输六局。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和波姬在一起的时间远远未达到两年。由于我们繁忙的日程安排，由于我的比赛和她的拍摄，实际上，我们一起度过的时间只有几个月。我们仍在熟悉彼此，仍在磨合。一方面，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急着做决定，另一方面，我就是不想马上结婚。但谁在乎我怎么想？什么时候我想做的恰巧是我应该做的？有多少次我满怀期望地参加比赛，但却只能以早早出局而告终？又有多少次我不情愿地参加一场比赛，比赛时仿佛身处炼狱，最终却载誉而归？也许婚姻——一项终极的配对赛，一项终极的单淘汰赛——也是如此。
吉尔大声叫道：“这才是我的好小子！”
不管原因是什么，我已决意改变。我26岁了，我坚信我应该打破这一模式，立即打破，否则当我36岁回顾过往时，我只能看到一系列仅维持两年、最终均无疾而终的感情。如果我想有一个家，如果我想要幸福快乐，我必须得打破这一怪圈，必须使自己跨越两年这一界限，必须使自己做出承诺。
当我登上领奖台时，我在想：站在上面会是什么感觉呢？
当波姬和我交往快到两周年的时候，我决定我们应该使这种“彼此紧抓”的关系正式化。在我的爱情生活中，两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分界点。在我之前的每段恋爱中，两年都是一个“不成则散”的时刻——而我总是选择后者。每过两年，要么是我厌倦了我的约会对象，要么就是对方厌倦了我，如此准时，仿佛我的心里安了一个定时器，时间到了就会自动响起。我与温迪在一起两年，然后她公开了我们的关系，这也预示着我们的关系行将结束；在温迪之前，我与孟菲斯的一个女孩相处了整整两年，然后我逃掉了。为什么我的爱情生活总是以两年为一周期，我不知道。甚至在佩里向我指出这一点之前，我竟然对此毫无意识。
我在电视上已经很多次看到这一场面，它不会辜负我的期望吧？
我不禁在想：我们真的很合适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我无法后退，无法向她建议我们应该分开一下，因为我已经使自己远离了网球。没有波姬，没有网球，我将一无所有。我害怕空虚寂寥，害怕阴郁和忧伤。于是我紧紧抓住波姬，波姬也紧紧抓住我，尽管这看上去是爱情使然，但此种情形或许与卢浮宫中那幅画描述的场景更为相似——牢牢抓住皆因要维持宝贵的生命。
还是像很多事情一样，它最终只会令我大失所望？
这些天来，就算我想和波姬讨论这件事，我们也无法顺畅地沟通。我们的频率不一样，我们的宽带也完全不同。例如，当我试图和她说些关于弗朗基的事，当我试图向她表达因为帮助他而获得的那种满足感时，她就像没听见一样，毫无表情。在最初饶有兴致地把我介绍给弗朗基后，她现在对他非常冷淡，漠不关心，就仿佛他已经演完了他的角色，现在该退出舞台了。这并不是第一次了，这已经成了一种模式。波姬把许多人或地方带入了我的生活——博物馆、美术馆、社会名流、作家、演出、朋友。从这些人、这些事、这些地方中，我总是比她获得的要多。当我刚刚开始享受其中的乐趣、刚刚开始从中得到一些收获时，她却已将它丢到了一边。
我向左看看，又向右看看。获得铜牌的佩斯站在我的一侧，获得银牌的布鲁格拉站在我的另一侧。我的领奖台比他们的要高出1英尺左右，因此我比我的对手高出了一些——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此情此景，无论站在什么地方，我都会觉得自己足足有10英尺那么高。一个男士把金牌戴在了我的脖子上。当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我感觉到我的心在膨胀，我分外自豪，但这无关乎网球，也无关乎自我。强烈的情感远远超出了我之前的所有想象。
我试图劝说自己摆脱这种情绪。我告诉自己：“你在银行里有数目不菲的存款，你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你绝对不应该不高兴。”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觉得百无聊赖、毫无希望；我觉得自己被困在了一种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的生活中，被众多我无法看见的人驱赶着。我不能和波姬讨论这些事情，一点儿都不能谈，因为我不想承认我是如此的软弱，如此的不堪一击。在输掉比赛之后感到沮丧是一回事，而无缘由地感到沮丧，或者说对整个生活感到沮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不能有这种感觉。我拒绝承认我现在的感觉正是如此。
我朝人群望了望，看到了吉尔、波姬还有布拉德。我试图找到我的父亲，但他藏了起来。他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对我说：我已经成功地夺回了多年前别人从他那里夺走的东西，但他并不想出现在众人面前，他不想贬损属于我的这一特殊时刻。他却不知道这一时刻之所以如此地特殊，是因为它不仅仅属于我。
这种紧张感，这种持续不断的压力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他不断地担心他做得还不够，担心漏掉了什么，担心稍不留神，哪怕是眨眨眼睛，某个无赖就会从他眼皮底下溜走。他变得心神不宁，日益憔悴，日益沉郁，而我则随着他的消沉而消沉，因为这一切全都是因为我。我使吉尔承受了这些。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我被不祥的预兆深深困扰。
几天后，由于连我都无法理解的原因，我在奥运会时表现出的那种状态荡然无存。在辛辛那提的赛场上，我失去了理智，再一次和自己较起了劲，我在一阵狂怒中摔碎了我的球拍。不过最终我还是杀入了决赛，并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很可笑吧。在这之后，我更加觉得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夜夜如此。
然后8月份的时候，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参加 RCA 锦标赛。在第一轮比赛中，我与来自加拿大的塞尔维亚人丹尼尔·内斯特对阵。开始时我遥遥领先，但当他破了我的发球局后，不知怎的我竟然怒不可遏。我无法平息这突如其来的怒气。我仰望天空，真想一下子飞走，飞得无影无踪。既然我飞不走，至少我的网球可以飞走。自由飞吧，小球。我狠狠地击出一个球，球高高飞起，高过了看台，飞出了体育场。
而最吓人的信往往追查不到源头。当这些信恐怖到一定程度，当信里威胁某天将发生某事时，吉尔就会在我们睡觉时站在波姬的褐色沙石房子外面守护着我们。站着，真的是站着。他站在门廊处，双臂交叉在胸前。他自愿在那里驻扎，承担起警卫的角色，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整个晚上都如此。
理所当然会受到警告。
当1996年在沉闷中逐渐消逝时，安全则似乎变得越来越珍贵。波姬会定期收到跟踪者的信，信中常常用死亡和不可言说的恐惧威胁她，有时也威胁我。信中的内容很详细，很恐怖，也很恶心。我们把它们交给了 FBI ，并叫吉尔与那些探员合作，密切注意他们的进展情况。好几次，他们查到了信的源头，吉尔则变得非常暴戾。他会搭上飞机，然后拜访那个跟踪者。他通常都会在黎明之后的清晨在跟踪者的房子前或工作场所出现。他手中拿着信，然后非常温柔地说：“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住在哪里。现在好好看看我，如果你敢再骚扰波姬和阿加西的话，你就会再次见到我。你肯定不想那样吧，因为到那时你就完蛋了。”
裁判达纳·莱康托对着麦克风说：“违反规则。警告，用球不当。”
较之1996年发生的任何其他事，帮助弗朗基使我获得了更多的满足感，使我觉得自己更加有血有肉、更加具有活力，而且更加真实。我对自己说：记住这一点，持之以恒地践行这一点。帮助别人是完美的，这是人生仅有的完美，是我们能够做的唯一具有持久价值和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存在的原因——使彼此感到安全。
“去你妈的，达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