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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很不好，吉尔。”
我不能屈身，也动弹不得。我请求赛会医生上场，他给我了两片阿司匹林，并告诉我他对此无能为力。当他对我这么说的时候，他的眼睛有纸牌游戏中的圆形筹码那么大。
“先躺下来。”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的对手是卡费尔尼科夫，那个把我与耶稣作比的俄罗斯人，在比赛开始时，我隔着球网不禁心生嘲讽：耶稣就要用汽车天线鞭打你了。我知道我能击败卡费尔尼科夫，他也知道这一点，这种情绪全都写在了他脸上。但在第一盘刚刚开始不久，在一次飞身救球时，我感觉到什么东西咔嚓了一声——那是我的臀屈肌。我不去管它，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装作我根本就没有臀部，但臀部把疼痛传递到了我的腿上，疼痛在我的腿上蹿上蹿下。
我的头嗡嗡作响，浑身已经被汗水浸透了，而且我将要在不到18个小时之内进行决赛。现在和明天比赛之间，我需要让体力迅速恢复过来，回到家，吃点热腾腾的饭菜，喝一加仑吉尔水直到再也喝不下，然后便上床睡觉。
但波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不同，也没有对我区别对待。晚上，我坐在酒店的房间里，凝视着窗外的巴黎——驻足在悬崖上的一只雄鹰，但她则在我耳边说个不停，她谈论《油脂》，谈论巴黎，谈论某某人、某某事。她不了解我在吉尔的健身房里所付出的努力，不了解我如今的自信是无数次尝试和牺牲以及日益强大的专注力的结果，这种自信也使我决意完成摆在我面前的艰巨任务。她对我们下一次将去哪里吃饭、将再去探索哪个酒窖更感兴趣。她认为我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她希望我快点儿赢得决赛，这样我们就能尽情地玩了。从她的角度讲，这并非出于自私，只是她错误地认为赢得比赛是正常的，而输掉比赛才不正常。
吉尔将我载回了波姬的褐色沙石房子。我们吃过晚饭后，我在浴室里待了一小时。水哗哗地流，让我觉得自己应该为那些环境保护组织开张支票或是种棵树。凌晨两点钟，我在波姬旁边躺下，然后合上了眼睛。
赛事终于开打了。我前四场比赛未输一盘。对于记者和评论员来说，很明显我已经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网球运动员——更加强大也更加专注。对于参加此项赛事的其他选手来说，他们最为清晰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我总是会注意到选手们默默选定他们当中的阿尔法狗的方式，他们会挑出那个最具王者风范、最有可能赢的选手。在这项赛事中，我第一次承担起了这一角色。在更衣室里，我感到他们都在注视着我，留意着我的一举一动，任何微小的举动他们都不放过，甚至连我是如何整理我的包的他们都要研究；当我走过他们身旁的时候，他们会快速地闪到一边；他们还会非常主动地把训练台让给我用。他们对我的敬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我则尽量看淡这些，但我还是禁不住享受起这种待遇，毕竟这样总比让别人获得这种待遇好。
5个小时后，我睁开了眼睛，有一瞬间竟然不清楚自己是在哪里。我试着坐起来，然后发出了一声号叫，与我同贝克尔对决时发出的那声叫声类似。我动不了了。
一天深夜，我们沿着塞纳河散步。那天是她30岁生日。我们在通往塞纳河的一段石阶上停了下来，然后我送给她一个钻石手链。我把它戴在了她的手腕上，并用手不停地拨弄手链的搭扣，她则开心地笑着。我们都很喜欢它在月光下的样子。这时，在波姬一侧的石阶上站着一个醉醺醺的法国男人，他正摇摇晃晃地撒尿，尿液呈弧形高高飞起后落入了塞纳河。通常情况下，我不相信所谓的预兆之说，但这似乎确是个不祥的预兆，我只是不确定这到底是预示着我的法网之旅还是我与波姬的关系。
最初我以为是腹部肌肉痉挛，然后我意识到这比那要严重得多。我从床上滚了下来，趴在地上。我知道这种感觉，以前也曾有过。肋骨间的软骨好像撕裂了一般，我很清楚地知道是哪一击撕裂了它们，但是这次的撕裂肯定很严重，因为我几乎不敢扩张我的胸腔。我几乎不能呼吸了。
她狠狠瞪了我一眼，似乎都想要用那个瓶子砸我的头了。
我模糊地记得这种伤需要五周的时间才能痊愈，但是9个小时后我就要与皮特对决了。现在是早上7点，比赛是在下午4点。我大声喊着波姬的名字。她肯定是出去了。我侧躺着，喊道：请不要让这一切发生。
“我不要，”我轻声说，“就是一个瓶子而已，而且还全都是灰。”
我闭上眼睛祈祷：我一定能走到赛场上。但是我的要求似乎很滑稽，因为我连站都站不起来。尽管我很努力地尝试，但是我就是站不起来。
我们在高档餐厅就餐，还参观了一些若是我自己一个人绝不会冒险踏入的偏僻社区。我确实觉得其中一些社区颇为迷人，但对其他大多数社区则没什么兴趣，因为我非常不愿分散我的注意力。一家小餐馆的老板邀请我们参观了他古老的酒窖——一个散发着霉味的中世纪的坟墓，里面装满了满是灰尘的瓶子。他把其中一瓶递给了波姬，她瞥了一眼标签上的日期：1787。她像抱着一个婴儿那样抱着这个瓶子，然后把它递给了我，一副不敢相信的神情。
上帝，求你了，我不能缺席这场美网公开赛的决赛。
“下一次吧。”我说。
我爬到电话旁边，拨通了吉尔的电话。
波姬会说法语，所以她可以以一种全新的、更为宽阔的视野为我展示巴黎。探索这个城市使我感到很惬意，因为我不用担心迷路，而且她可以为我翻译。我向她讲述起我第一次和菲利来巴黎的经历，讲起了我和菲利的卢浮宫之行，我说我们当时真的被那些画作深深吸引了。她对此非常感兴趣，并想让我也带她去看看。
“吉尔，我站不起来。我就是站不起来了。”
我们住在凯旋门附近的拉斐尔酒店。波姬喜欢那里破旧的老式电梯，喜欢那种用手把电梯的铁门拉上的感觉，我则喜欢酒店大厅外那间小烛光酒吧。房间很小，而且没有电视，这使布拉德大吃一惊。事实上这一点让他无法忍受，在入住这个酒店几分钟后他就结账离开了，随后住进了一家更为现代的酒店。
“我马上就到。”
我怎样才能让她知道这一次并不是，而且完全不是来度假的呢？我怎样才能让她知道这次旅行绝不只是我和她之间的事呢？
他到的时候，我已经站起来了，但是我的呼吸仍然有问题。我告诉他我觉得肯定是肋骨间的软骨组织拉伤了，他也同意这一点。在他的注视下，我喝了一杯咖啡，然后他说：“到时间了，我们该走了。”
“是啊。”我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手，一边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