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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怎么了？”
我解开安全带，然后站了起来。
“我有种感觉。”
我看看布拉德。15小时37分钟？这段时间里干什么啊？沉湎于施特菲吗？我可不想这样。
“什么感觉？”
当我回过神时，我已经坐在了飞往中国的飞机上。我看到在机舱最前方的屏幕上显示的预计飞行时间：15小时37分钟。
“我觉得你正处于对抗中。”
布拉德向我提起香港。鉴于我和赫巴蒂比赛时的表现，在红土赛季来临之前，我明显需要参加另一项赛事。“让我们去香港吧，”他说，“我们别再闲坐着，只是谈论施特菲了。”
“和什么？”
“你说得对，说得对。”
“命运。”
“施特菲的男朋友可能出乎意料地出现了。”布拉德说，“而且，她不知道你已经离婚了，她仍然认为你和波姬是夫妻。再等等吧，等你们离婚的消息被媒体曝光之后，你再采取行动。”
“我不确定我是否相信命运。”
我已经被淘汰出局了，所以我应该离开渔人岛了。但我仍逗留于此，在周围闲荡，坐在海滩上和布拉德以及 J.P.密谋着。
“我们将拭目以待。我们不能在雨中燃起火堆……”
这项赛事稍微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但可悲的是，这仅持续了几个小时。在第一轮比赛中，我与来自斯洛伐克的多米尼克·赫巴蒂对决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施特菲和她的男朋友或欣赏或有些尴尬地忽视我送的玫瑰的情景。结果，赫巴蒂以2:1战胜了我。
我们有两天没有比赛安排，可以放松一下，想一想网球之外的事情。布拉德发现斯普林斯廷也住在我们酒店，他正在巴黎开演唱会。布拉德建议我们一起去听，他为我们搞到了三张前排座位的票。
J.P.说他去给我拿点儿喝的。
起初我并不是十分想去，我不知道出去闲逛并吸引巴黎人的注意是不是个好主意。但电视上几乎全都是关于这项赛事的报道，这些报道对我的情绪毫无益处。我记得一位网球官员在我参加挑战赛时，曾对我大加嘲弄，并把我参加挑战赛一事与斯普林斯廷在酒吧表演相比。“好吧，”我说，“让我们休息一晚，让我们去见‘老板’（斯普林斯廷的绰号）。”
“我认为她是在说我还有机会。”
布拉德、吉尔和我在斯普林斯廷登台前几秒钟才进入演唱会现场。当我们在过道上往下跑的时候，几个人认出了我，并用手指我。一个男人喊出了我的名字：“安德烈！加油，安德烈！”又有几个男人也这样喊了起来。我们迅速地坐在了座位上。聚光灯扫描着全场，然后突然间灯光落到了我们身上，舞台上巨大的屏幕中出现了我们的脸。全场沸腾了，他们开始有节奏地喊道：“加油，阿加西！加油，阿加西！”全场大概1.6万观众——和罗兰·加洛斯的观众数目大致相同——都在一边用脚踩着节拍，一边高喊着。他们在为我欢呼喝彩：加油，阿加西！他们以一种轻松活泼的调子反复呼喊着，呼喊声中跳动着一种童谣般生气勃勃的韵律：滴——滴，哒、哒、哒。布拉德也随着他们一起喊了起来。我站起来，朝他们挥了挥手。我感到非常荣幸，备受鼓舞。我真希望我的下一场比赛即刻开始，在这里。加油，阿加西！
“所以呢？”
我又站起来一次，心里无比地激动。然后，终于，“老板”上场了。
“所以她不能和我说太多。她并没有说我有男朋友，或者事情已经结束了，或者不要再打扰我了，她只是说——我的男朋友在这里。”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与来自乌拉圭的马塞洛·菲利皮尼对决。我很轻松地就赢了第一盘，第二盘也很轻松。我迫使他在全场不停地跑动，他崩溃了。我就像享受胜利一样享受着这一过程——“斩断”我对手的双腿，见证我与吉尔共同付出的努力在一两周的时间里得到了集中回报。第三盘，菲利皮尼几乎毫无反抗便缴械投降了，0:6。
“所以呢？”
“你真是残害生灵的家伙！”布拉德喊道，“哦，天哪，安德烈，你真他妈的是在残害他们！”
然后我笑了起来。我学会了布拉德的积极思考法，说：“也许她是想向我暗示些什么。很明显她的男朋友就坐在那里。”
我正在半决赛中奋力拼杀，对手是刚刚在比斯坎湾击败过我的赫巴蒂，那时我正因施特菲而神情恍惚。我以6:4赢得了第一盘，然后又以7:6将下一盘胜利收入囊中。乌云滚滚而来，蒙蒙细雨开始飘落。球变得越来越重，这抑制了我的主动攻击。赫巴蒂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6:3赢得了第三盘。在第四盘中，他以2:1领先。我本应该获得的一场胜利正从我身边溜走。他目前尚落后一盘，但显然他牢牢地抓住了这一良好的势头，而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勉强维持。
“噢。”
我不禁又朝布拉德望去。他指了指天，示意我停止这场比赛。
“她的男朋友在那里。”
我向赛事总监和裁判示意。我指了指现在已是一片泥浆的红土场，告诉他们我不想在这种状况下继续比赛，这很危险。他们像矿工淘金般仔细地检查了场地的状况，又商量了一小会儿，然后中止了比赛。
“我有一个问题问你，”J.P.说，“她到底说了什么会让你有那种表情？我们漏演了哪一出戏？”
在与吉尔和布拉德共进晚餐时，我情绪极为糟糕，因为我知道在刚才那场比赛中，我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了。雨挽救了我，要不然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在机场了。而现在我不愿相信我整夜都要因这场比赛而惴惴不安，都要为明天而烦恼忧虑。
我跌坐在沙发上，低着头盯着地板。
我垂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地板，一言不发。
“再见。”
布拉德和吉尔则无视我的存在，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着我。
“好吧，再见。”
“他身体上没问题，”吉尔说，“他身体状况很好。所以跟他好好谈谈，布拉德，使他振作起来。”
长时间的沉默。
“你想让我说什么？”
“谢谢你，你也是。”
“好好想想。”
“祝你本次赛事顺利。”
布拉德喝了一大口啤酒然后转向我：“好吧，安德烈，听着，这是笔交易——我需要你明天的28分钟。”
沉默。
“什么？”
“我明白了。嗯，好的，我理解。”
“28分钟，这只相当于终点前的冲刺。你能做到的。再拿下五局便可以赢得比赛，仅此而已，那应该不会超过28分钟的。”
她说：“我不想我们之间有什么误解，我的男朋友在这里。”
“天气，还有球。”
沉默。
“天气会变好的。”
“噢。”
“他们说会下雨。”
“我收到了。”
“不会，天气会变好的。拿出极棒的28分钟就行了。”
“我只是想打电话确认一下你是否收到了花。”
布拉德知道我的想法，知道我大脑运转的方式。他知道命令、特殊性以及一个清晰而精确的目标，对我而言就像一颗糖果。但是他真的知道天气吗？我的头脑中第一次闪现出了一个想法：布拉德不是一位教练，而是一位预言家。
“噢。”
回到酒店后，吉尔和我挤在电梯里。
“嗨，我是安德烈。”
“一切都会很顺利的。”吉尔说。
在电话铃响到第二声时，她接起了电话。
“对。”
我估计她大概15分钟就能到达小岛，然后再过10分钟就能从码头回到酒店。所以25分钟后，我打电话给接线员，要求转接到她的房间。我知道她房间的号码，因为我看到那些该死的花仍然垂头丧气地待在露台的桌子上。
在我上床睡觉前，他强迫我喝下了吉尔水。
施特菲在42分钟内就将她那倒霉的对手淘汰出局。我给了渡船的船长一些小费，叫他一看到她上船就给我打电话。比赛50分钟后，我接到了电话：她登船了。
“我不想喝。”
我们决定要等到施特菲赢得第一场比赛——这肯定没什么问题——我再给她打电话。J.P.则帮我做些事前的准备，他扮演施特菲，我们排练每一种可能的电影脚本，他向我抛出了施特菲可能会说的每一句台词。
“喝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