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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脱口而出，根本未经思索，就像那个晚上我对斯利姆说那些话时一样，但它们听起来又非常真实——事实上，是那样的真实，以至于我都把它们记下来了。我不断地重复着这些话，对记者，以及对着镜子。
“我因为很多原因打了这么多年网球，”我说，“而似乎这些原因中没有一个是出于我自己的。”
退赛后，我又在伦敦逗留了一段时间，等待波姬完成拍摄。一天晚上，我们与一群演员到波姬急切想尝试的一家世界闻名的餐厅——常春藤饭店——就餐。波姬和那些演员们一直在交谈，而我则默默地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不停地吃着——不，应该说是啃食着。我要了五道菜，然后在吃甜食时，又把三杯黏糊糊的奶糖布丁塞进了嘴里。
“你所谓的‘气阻’状态到底是什么意思？”布拉德问。
慢慢地，一个女演员终于注意到我面前有多少食物消失掉了。她看着我，流露出担心的神色。
我告诉布拉德和吉尔我将退出这项赛事。“我陷入了‘气阻’状态。”
“你总是像这样吃东西吗？”她问。
在伦敦，我度过了几个开心的夜晚——与朋友共进餐，看了一场实验剧，沿着泰晤士河散步。在河边散步时，夜晚的天空繁星点点，似乎预示着我将拥有一个美好的温布尔登。然而随后，我决定我宁可一头扎进泰晤士河。不知为何，我就是不能使自己进入状态。
我正在华盛顿比赛，对手是弗拉赫。布拉德让我站出来，以报去年在温布尔登的一箭之仇。但这对我一点儿都不重要，我根本就不在乎。复仇？又一次？难道我们以前没有走过这条路吗？布拉德竟然可以被“布拉德个性”遮蔽双眼到如此程度，他竟然如此无视我的感受，这使我很悲伤，很疲倦。他以为他是谁，波姬吗？
但是仔细想想，英国不也是一个岛吗？
我输给了弗拉赫，然后我对布拉德说，我整个夏天都不会再参赛了。
但我会去温布尔登的，我想去。波姬在英国得到了一个角色，这意味着她可以陪伴我。这会是一次不错的经历，我想，换个环境也好，这是我和波姬以夫妻身份进行的第一次旅行，而且去的地方不再是一个岛。
布拉德问：“整个夏天？”
我因此退出了1997年的法网赛。在所有类型的场地中，红土场对于脆弱的手腕来说伤害最大。和那些一直在进行训练的泥耗子打比赛，我是绝对坚持不到第五盘的，更何况当他们在进行训练时我却在修指甲和骑马。
那好，秋天见。
当我拉弓时，我突然感到手腕处一阵刺痛。
波姬在洛杉矶，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拉斯维加斯度过。斯利姆也在这里，我们经常一起 high 。拥有精力，感到高兴，摆脱“气阻”状态，这的确是令人欣喜的改变。我喜欢再次拥有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即使这种感觉是由化学物质激发的。我整夜都醒着，连续好几夜都睁着眼，恣意享受着寂静。没有电话，没有传真，没有人打扰我——除了在屋里忙来忙去、叠洗衣服以及思考，什么也不用做。
第二天下午，在朋友和家人出席的烧烤野餐会上，波姬和我上演了一场隆重的出场秀。按照波姬的计划，我们头戴牛仔帽、身穿劳动布衬衫，骑着马到达聚餐地点。我骑的马名叫“糖糖”，它哀伤呆滞的眼神使我不禁想起了我的鹦鹉“桃子”。人们聚在我周围，同我交谈，祝贺我，拍拍我的背。我需要以某种形式逃离此地，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和我的外甥斯凯勒——丽塔和潘乔的儿子——待在一起。我们手握着弓和箭，朝远处的一棵橡树进行射击练习。
“我想要摆脱空虚。”我对斯利姆说。
在这个夜晚行将结束时，我和波姬蹒跚地上了楼，走进了我们的婚房。房间里点着数百支蜡烛，这是我为波姬安排的，但是蜡烛太多了，这个房间俨然成了一个大烤炉，比教堂还热。我又开始出汗了。我们开始吹蜡烛，随后烟雾警报器响了起来。我们关掉警报器并打开了窗户。在等待房间凉快下来的同时，我和波姬下了楼，继续参加招待会，与客人们一起吃巧克力慕斯蛋糕，挥霍掉了我们的新婚之夜剩下的时光。
“对，”他说，“对，空虚。”
我们进入了招待会现场，也陷入了无穷的噪音之中。一张张不同的面孔不断在我眼前闪过——菲利、吉尔、J.P.、布拉德、斯利姆，还有我的父母。也有一些我不认识，或者从未见过但能依稀辨认出的名人。波姬的朋友？朋友的朋友？《老友记》中结识的朋友？我看到了佩里——我的伴郎兼毛遂自荐的婚礼策划人。他戴着麦当娜在演唱会上用的那种耳麦以便随时与摄影师、花商以及酒席承办人联系。他如此尽职，如此紧张，我的神经因而绷得更紧了。我以前从未想过自己会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