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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吸毒获得的兴奋感外，我从伤害我自己和缩短我的职业生涯中也获得了无可争辩的满足感。在20多年来只是对受虐浅尝辄止后，我现在把受虐变成了自己的使命。
一架马车正在不远处停着，它将把我们送到一个叫 Stonepine 的牧场，我们将在那里举办招待会。不过在乘马车前，我们还得先乘一小段路的汽车。我上了车，坐在波姬的身旁，目光却无法从我的大腿处移走。我对于自己汗流不止这件事感到很没面子，波姬则说这没什么。她非常体贴，但我觉得这绝对有问题。没有一件事情没有问题。
但是心理上的后果却是可怕的。在连续两天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连续两天都彻夜未眠后，我已然成了外星人。我竟然还厚颜无耻地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在堕落。我是一名运动员，我的身体应该能够应付这个的。斯利姆总是吸毒，但是他身体似乎还好。
在我们离开教堂之前，一个假新娘——波姬的替身先行离开，从而转移狗仔队的视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计划。我以前全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拒绝留意与婚礼有关的事情。当我注视着假波姬离开时，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会在婚礼上产生的想法：我希望我也能够离开。我希望有一位假新郎能够替代我继续这场婚礼。
然而几乎是突然间，斯利姆，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这并不全是毒品在作怪，他对于自己马上就要成为父亲这一点本来就已焦虑得发狂了。一天晚上，他从医院给我打来电话，说：“发生了。”
闷热是导致我在婚礼上浑身冒汗的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是我的身体和神经都崩溃了。当神父按部就班地主持着婚礼时，汗不断地从我的眉毛、下巴，还有耳朵上滴下来。其他人也都出汗了，但都没有像我这样。我的新登喜路礼服上装都湿透了，甚至当我走路时，我的鞋都咯吱咯吱作响。我的鞋里垫了增高垫，这是波姬另一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她差不多有6英尺高，而她不想在婚礼拍摄的照片中高于我，于是她穿了一双平根的老式无带浅口鞋，而我则像踩高跷一般。
“发生了什么？”
1997年4月19日，波姬和我在蒙特雷的一座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教堂里闷热至极，令人窒息，而坐满狗仔队的四架直升机不停地在头顶盘旋。当时我愿意用我所拥有的任何东西换取一股新鲜空气，但为了不受到窗外直升机噪音的影响，窗户全都紧紧地关着。
“她生了个小孩，提前了几个月。一个男孩，安德烈，他只有1磅6盎司重，医生说不知道他是否能活下来。”
我想：现在，此情此景，我才应该被称为垃圾。
我马上赶到了日落医院，正是在这所医院，斯利姆和我相隔一天出生。我透过玻璃窗凝视着那个婴儿，虽然他们告诉我那是一个婴儿，但事实上他只有我的手掌那么大。医生告诉斯利姆和我这个婴儿病得很严重，他不得不给他注射抗生素。
而从另一方面来讲，戴维斯杯却扰乱了我的美甲日程。波姬就婚礼事宜向我提出了许多要求，其中不容商量的一项是关于我的指甲。她要求我的指甲必须完美。我喜欢抠包在指甲根部的角质层护膜，我一紧张便会如此，已经成了习惯。当她把戒指戴到我手上时，波姬说，她想让我的手呈现其最佳状态。就在我与“垃圾男”比赛前，以及比赛后，我屈从了她。我独自坐在美甲师的椅子上，看着那个女人在我的指甲上精雕细琢。坐在那里，我心里想，这就像同“垃圾男”的比赛一样使我感到不知所措、手忙脚乱。
第二天早上，医生又对我们说抗生素注射得过量了。抗生素是注射到婴儿腿上的，现在腿部被“烧伤”了，而且他自己也无法呼吸了，他们需要给他戴上呼吸器。这是有风险的，医生担心婴儿的肺没有发育成熟，可能承受不了呼吸器，但没有呼吸器，他就会死。
两天后，我再次上场，这回对手是扬·西梅林克，又名“垃圾男”。他是个左撇子，也是一位优秀的截击手，他可以迅速地移动到网前并出色地完成截击。但除此之外，他在比赛中的表现看起来都很滑稽，完全不正常。西梅林克每一次用正手击球看起来都像是误击，而他的每一记反手击球则似乎都会碰到球拍，甚至连他的发球都具有一种古怪的特质。垃圾。我满怀信心地开始了这场比赛，随后才意识到缺乏条理也是一件强大的武器。他糟透了的击球总是使你不知所措、防不胜防，而你似乎永远掌握不好击球时机。在比赛进行了两个小时后，我手忙脚乱、呼吸困难、头痛欲裂，而且我未赢一盘，以0:2落后。不过，不知怎的，我最后还是赢得了这场比赛。至此，我已在戴维斯杯上取得了24胜4负的战绩——美国球员创造的最好成绩之一。在称赞了我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后，体育记者问我为什么不能在其他比赛中也表现如此。即使他们对我的称赞有所保留，但我还是尽情地享受其中。我感觉很好，因而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戴维斯杯的。
斯利姆默默无语。“你认为怎么做最好，你就怎么做吧。”我对医生说。
4月份，我参加了戴维斯杯，想借此找回原来的状态，重获生机。我发奋地练习，刻苦地训练。我在纽波特比奇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沙尔肯。6英尺5英寸高的他发起球来就像只有5英尺6英寸的选手那样。不过，他的击球还是相当干净利落，而且同我一样是个“惩罚者”，一个喜欢退回底线、让对手满场跑动的底线型选手。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比赛的那天阳光充足，风很大，而我则感觉有些怪诞——荷兰球迷们竟然穿着木屐，手中挥动着郁金香呐喊助威。在三盘沉闷冗长的比赛后，我战胜了沙尔肯。
就像担心的那样，几个小时后，婴儿的一个肺崩溃了，然后另一个也崩溃了。现在医生说，婴儿的肺确实承受不了呼吸器，但不用呼吸器，他就会死。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波姬说，“施特菲·格拉芙。”
只有最后一线希望——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呼吸器，但又不会伤到肺。这种机器从婴儿体内采血，然后将氧充到血里，再把充了氧的血输回到婴儿的体内。但最近一处拥有这种机器的医院在菲尼克斯。
“那不是……？”
我安排了一架医用飞机。一组医生和护士摘掉了婴儿的呼吸器，像运送一个鸡蛋一样把他运送到了飞机跑道上。然后斯利姆、他的女朋友和我登上了另一架飞机。护士给了我们一个电话号码，当我们的飞机着陆时就打这个电话号码，以确定婴儿是否还活着。
我盯着照片，不禁有些惊讶。我伸出手摸了一下相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