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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太不可思议了，”她说，“你在那里不断取胜。”
我还打了一针可的松，这是我在过去一年中的第三针，而医生建议每年至多打四针。“这是有风险的，”他们说，“我们还不知道可的松对人体肝脏和脊柱的长期影响。”但是我不介意，只要我的背部能活动自如。
“是的，宝贝，我一次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吉尔对我的训练计划进行了几项重大的调整。在他的要求下，我像斯巴达角斗士那样摄取食物，而新的饮食方式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加锐利了。
我躺在床边的地板上，但我睡不着，我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场比赛，我就是停不下来。
说了一遍又一遍的谎言，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加可耻，因为我把这个谎言和我儿子联系在了一起。这个谎言因此有可能成为我的遗产。施特芬妮和我比以往更加坚决地认为我们不想让杰登和杰姬过上这种疯狂的生活，那么是什么使我说出这样的话？就像以往一样，我猜测人们想要听到这样的话。而且，因刚刚取得了一场胜利而容光焕发的我觉得网球是一项美丽的运动，而且待我不错，因此我想要向它表示敬意。而且也许，在一位我敬重的冠军面前，我为痛恨网球而感到愧疚。这个谎言可能是我隐藏自己的愧疚感，或者进行自我赎罪的一种方式。
我听见她的声音从上面飘了过来，就像天使一般。
然后我补充道：“希望他能选择网球，因为我是如此地热爱它。”
“你觉得怎么样？”
我看着镜头说：“我对我儿子的最大希望就是他能全心全意地投入某事。”
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一个夜晚真是酷极了。
他把麦克风放到了我嘴边，然后问道：“还要多久杰登·阿加西才能与皮特的儿子对战？”
在半决赛中，我的对手是一位颇被看好的年轻人罗比·吉内普利，他来自佐治亚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想让我打晚场比赛，于是我去求赛事总监，我对他说：“如果我足够幸运，能打赢这场比赛，我明天还得回到这里。请不要让一个35岁的人比他在决赛中的22岁的对手晚回家。”
在2005年的澳网公开赛上，我直落三盘击败了泰勒·登特，挺进第四轮。在更衣室之外，我为一位非常具有感染力的电视评论员停下了脚步，他就是库里埃。看到他以电视评论员的身份示人，我还真有些不适应。我无法不把他视为一位伟大的冠军，不过似乎电视这方天地也很适合他，他做得很好，也很享受这一过程。我对他甚为敬重，并希望他对我也能有一些类似的感觉。我们当年的那些种种不同之处，如今看来都已如此久远，而且很有些孩子气。
他重新安排了我的比赛，从而使我和吉内普利的半决赛先于另一场半决赛进行。
他们如此困惑，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告诉他们全部实情，没能说清自己的全部动机。我不能，因为我自己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厘清头绪的。我打球并且坚持打球是因为我选择这样做。即使那不是你的理想生活，你也可以选择它。无论你的生活如何，如果你主动选择它，一切便会随之改变。
在之前连续两场五盘恶战之后，没有人认为我会击败吉内普利。他跑动迅速，正反手技术都很扎实，竞技状态处于巅峰时期，而且年轻。而在应对吉内普利之前，我知道我首先必须得凿穿一堵墙——疲劳之墙。和布莱克的最后三盘比赛是我打过的最漂亮的比赛，但也是最耗体力的比赛。我命令自己来到球场上对抗吉内普利，大量“制造”肾上腺素，假装自己已经落后了两盘，设法重新找到那种我在对抗布莱克时的无我的状态。
他们又一次目瞪口呆。
确实见效了。想象自己境况危急，我赢得了第一盘。现在我的目标是为明天的决赛保存体力。我开始采用保守打法，思考着我的下一个对手，当然这使吉内普利得以自由地挥拍并获得了机会。他赢得了第二盘。
而且，我对记者说：“我还有比赛要参加。我不知道我还要参加多少，但肯定还会有一些。我认为我还能赢。”
我把所有有关决赛的思考和想法统统抛诸脑后，全神贯注地对付吉内利普。在上一盘中，他消耗了大量的体力追平大比分，因此现在他还陶醉其中。我赢得了第三盘。
大风尚未平息，有关退役的话题却再度“飞扬”起来。记者想知道我为什么还在坚持。我解释说这是我谋生的手段：我要养家，还要维持学校的运作；我每打出去一个球，很多人就会因此受益（在美网结束的一个月后，我和施特芬妮共同主持了第九届每年一度的“大满贯儿童慈善音乐会”，筹集资金600万美元。至此，我们已经为我的基金会筹集了多达4000万美元的善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