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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错得太离谱了。
我们在举重室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小时，不断地讨论我的后背。“从现在开始直到你到达终点线为止，”吉尔说，“一切都与你的后背有关。”
我做了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走回去，为争夺下一分做准备。
“一些举重训练的项目你就放弃吧？”他说，“其他的举重项目你得双倍完成。”
在抢七局打到小分6:6平的时候，我们打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回合，反手对反手，我陷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在一次十个回合的反手对打中，你知道你们中的一个人会在任何时刻突然变线，而你总是指望着你的对手会这样做。我等待着，等待着。但又一个回合过去了，布莱克还是没有变线，于是重担落到了我身上。我向前一步，做出仿佛要大力抽球的样子，但我却用反手吊了一记小球。我把所有的赌注都压上了。
吉尔则对着他的达·芬奇笔记本埋头苦干。我从未在他的健身房里受过伤，他为此深感自豪，但现在我能看出来，随着我身体的日益老化，他变得越来越紧张。他如履薄冰。
在比赛中会有很多时刻，当你只是想挥拍击出一记稳妥的球时，热血沸腾的你却击出了一记大力球。这通常会发生在布莱克身上，不过此时不是因为他的挥拍，而是因为他的速度。他跑得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快。他觉得情势非常紧迫，于是会全速向球的方向冲去，并到得要比自己预料的早。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在全速扑向我那一记反手球时，他握拍的方式使他不得不去“挖”球。但多亏了他的飞毛腿，他提前到达了那里，所以不必“挖”球了，这也意味着，由于球在他的上方，他选择了错误的握拍方式。他本该大力扣杀，但相反，由于他当时的握拍方式，他不得不把球挥击出去。然后他坚守在网前，我奉还了一记反手直线球。球从他身边飞过。
我退出了温布尔登，尽力为夏天的硬地场比赛做好准备。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这像一场赌博。现在我要投入所有的时间、尽我所有的努力为更少的赛事而拼搏，这意味着我犯错的余地更小了，压力更大了，失败的痛楚将会更加刻骨铭心。
现在他以6:7落后，并握有发球权。我再度获得了赛点。他一发失误。我有一毫微秒的时间判断他的二发将如何发出，积极进攻还是求稳？我最后认定他会因求稳而犯错，他会把球“滚”到我的反手位。那么我该表现出多强的进攻性？我该站在场地的哪个位置呢？我应该做出一个孤注一掷的决定吗？即站在一个如果我猜对了便可以大力挥拍击球，而如果猜错了便连球都无法碰到的位置吗？或者我应该选择一个折中方案，站在接发球区的中部，这样无论他发出什么样的球，我基本上都能击出一记不错的回球，但显然无法一击致命？
我吞了8片雅维镇痛药。8片！在换边期间，我不但脸上盖着一块毛巾，而且嘴里还咬着一块，以此来缓解疼痛。在第三盘中，吉尔知道事情变得极为糟糕了，因为在把球打出去之后，我竟没有迅速回位到球场中央——这是不可想象的，这就相当于他在我比赛期间去了一趟卫生间。赛后，在我和吉尔去餐厅的路上，我像个大虾那样弓着身子。他说：“我们不能再对你的身体肆意索取了。”
如果在这场比赛中有所谓的最后决定，如果在今晚的10万个决定中有这样一个最后决定，我希望这个决定是由我做出的。我选择了孤注一掷。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他把球发到了我的反手位。像一个肥皂泡一样，球正悬在我认为它会悬在的位置。我感觉我身体上所有的毛发都立了起来。我感觉到观众们站了起来。我喃喃自语：“高质量地挥拍、利落地击出、利落地击出、利落地击出，他妈的。”在球离开我的球拍后，当它在空中飞行时，我追踪着它的每一寸轨迹，我看到球的影子和球合二为一了。当它们缓慢地成为一体，我大声地说：“球，求你，求你，找到一个洞。”
在2005年法网赛的第一轮，我和来自芬兰的雅柯·涅米宁对决。只是踏上这个球场，我就已创造了一个纪录——我的第58项大满贯赛事，比张培德、康纳斯、伦德尔和费雷拉多出一项，比公开赛时代的任何人都多。但是，我的后背却全然不想为此庆祝——可的松的药效已经过去了。发球很痛苦，只是站着就很痛苦，甚至连呼吸都困难。我很想走到网前，然后放弃这场比赛，但这里是罗兰·加洛斯，我不能就这样离开这座球场，这座不行。他们将不得不把我抬出这个球场。
它确实找到了。
换句话说，那也是我不得不耐着性子开完这些新闻发布会的次数。
当布莱克和我在网前拥抱时，我们知道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但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因为我比他多打过800场比赛。而这场比赛又是那么与众不同。在比赛中，我从来没有如此理智地审时度势，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需要理智地审时度势，我为“获胜”这一最终产品感到某种理智的自豪。我想署名于上。
我说：“一年中，我只思考这个问题14次，因为我一年只参加14项赛事。”
在新闻发布会之后，在他们剪断了我脚上的绷带之后，吉尔、佩里、达伦、菲利还有我去了 P.J.的克拉克餐厅吃饭并喝酒庆祝。我回到酒店时已经是凌晨4点了，施特芬妮在睡觉。当我进来时，她从床上坐了起来，并微笑地看着我。
我赢得了前四场比赛，然后输给了科里亚。我厌恶自己。观众们依然为我起立欢呼，我为此非常内疚。记者们再一次逼问我有关退役的事。
“你太疯狂了。”她说。
在罗马站的比赛前，我35岁了。施特芬妮和孩子们还有我一块儿去了意大利。我想和施特芬妮出去转转，看看古罗马圆形剧场和罗马万神殿，但我不能。当我还是一个男孩，甚或是一个年轻人时，我内心充满着隐秘的痛苦和羞涩，以致竟无法离开酒店；现在，虽然我想游览这里的名胜，我的后背却不允许了，医生说在硬路面上的一次较长时间的行走可能就意味着可的松的药效从三个月变为一个月。
我笑而不语。
而它确实活动自如了。我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再次遭遇费德勒。我未赢一盘，他就像老师打发笨学生那样把我打发走了。他比其他任何年轻选手都更好地掌控了比赛，这使我觉得自己真是老了。当我看着他，看着他优雅敏捷的动作、高超的击球技艺以及美洲狮般的从容气魄，我突然记起自己与网球的缘分从木拍时代就开始了。毕竟，我的姐夫潘乔·冈萨雷斯是柏林空运时期的冠军，是弗雷德·佩里的竞争对手，而费德勒则出生在我与我的朋友佩里初次见面的那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