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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撕掉了创可贴。她看到了耳钉，然后猛地吸了一口气。
“你伤到自己……？太可笑了。把那个创可贴撕下来。”
“阿加西先生，布雷登顿学校不允许戴耳饰。下次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我希望你耳朵上不再会有创可贴和耳钉。”
“我耳朵受伤了。”
到第一学期期末为止，我几乎所有的科目都不及格，除了英语。我在文学尤其是诗歌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天赋，背诵名诗、创作诗歌，这对我来说都非常轻松。一次，老师要求我们写一首关于日常生活的诗，我自豪地把我的诗作放在了老师的讲桌上，她很喜欢，并在课堂上大声诵读。随后，其他一些孩子让我也替他们写几首诗，以完成这项作业。我在巴士上就迅速地完成了他们的作业，不成问题。下课后，老师把我单独留下，说我真的很有天赋。我开心地笑了。我想要发挥这种天赋去从事相关事业，这与尼克说我很有天赋迥然不同。和老师谈完后我想象着去做一些网球之外的事情——一些我自己选择的事情——将会如何。
“阿加西先生，耳朵上的创可贴怎么回事？”
然后，我开始上下一堂课——数学，之前的美梦在代数方程式的重重阴云中夭折了。我真不是当学者的料。数学老师的声音听起来像从几英里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下一堂法语课，更糟糕，我变得非常愚蠢。我转学西班牙语，在这里，我则变得极为愚蠢。实际上，我认为西班牙语可能会使我折寿，它无聊至极、混乱不堪，我最终可能会因此猝死在椅子上。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我蜷缩在椅子里，魂归西天了。
我用创可贴把我的耳饰包了起来，这一假惺惺的掩饰之举无疑是徒劳无益的。G夫人当然如我希望的那样注意到了，她把我拉出教室质问我。
渐渐地，上学对我来说不仅仅只是艰难而已，它已然对我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抢乘巴士的那种焦虑感，长达26分钟的路程，与G夫人和G博士不可避免的冲突，使我真的生病了。
G夫人和G博士为布雷登顿学校制定了许多校规，其中执行最严格的一条就是禁止佩戴首饰。因此，我特地去扎了耳朵眼——这是最容易的反抗方式，在我看来，这也是我最后的反抗手段。每天我都不得不选择反抗的方式，而此种反抗代表着我对父亲的一种小小的但绝妙的藐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额外的奖励。一直以来，父亲都十分讨厌男人戴耳饰。戴耳饰的男人都是同性恋，我好多次都听到他这么说。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见到我戴耳饰时的样子（我不但买了耳钉，连那种戴在耳朵上会来回摇晃的耳环我也买了）。他一定会后悔把我送到离家数千英里的此地，因为我在此堕落，变成了坏孩子。
我最恐惧的就是此刻，白天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被视作失败者，一个学业上的失败者。这种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甚至都不那么厌恶波利泰尼学校了。我开始向往起那些训练，甚至那些压力巨大的比赛，因为至少我不用上学了。
老G博士的块头只有G夫人的一半大，但他身体的毛病较之G夫人毫不逊色，不难看出他们最初是如何找到共同点的。G博士身体虚弱，身上散发出阵阵臭味。他的右臂先天性萎缩，他着实应该藏起这只胳膊，把它藏在背后或者随意地放在口袋里，但他却总是来回摆动着它，像挥舞武器那样挥舞着它。他喜欢把学生叫到一边，面对面地交谈，而此时他总是会把那只有毛病的胳膊放在学生的肩上，就那样放到他发表完意见为止。如果这都不能使你神经紧张的话，那你就毫无畏惧了。G博士把胳膊放在你肩上时，你会觉得有一块猪里脊肉正搭在你肩上，而几个小时之后，你会觉得它依然在那里，此时你便会禁不住哆嗦起来。
感谢一项特别重大的网球赛事，我躲过了布雷登顿学校一次重要的历史考试。当然，即使参加，我肯定也不会及格，因此我当时非常庆幸，庆幸自己通过斩杀对手就躲过了一颗致命的子弹。但是当我返校上课后，老师竟然说我得进行补考。
布雷登顿学校的办公室就在学校金属材质的前门内侧，它是学校的中枢神经，也是众多痛苦的源头。成绩单和威胁信从那里下发和寄出，坏男孩被送到那里。办公室也是学校的两位负责人——G夫人和G博士夫妇的老窝，而我怀疑他们可能是郁郁不得志的杂耍演员。身形过于瘦长的G夫人看起来就像没有上身一样，肩似乎直接长在了臀部上。她试图掩饰这一奇怪的体形，但总是弄巧成拙，结果更加突出了她的缺点。她的两腮处总有两团重重的腮红，而嘴唇上也总是涂着黏稠的口红——这三个圆圈交相辉映。就像其他人穿鞋子总要配上一条颜色相近的腰带那样，她的两颊和嘴巴也总是很相衬，这样，你就几乎不会注意到她的驼背了。但是，无论怎样，你都会注意到她那双巨大的手。她的手有球拍那么大，她第一次同我握手时，我认为自己马上就要晕倒在地了。
不公平。我一个人灰溜溜地前往办公室参加补考。在路上，我躲进了一个黑暗的角落，准备了一份小抄，藏在了口袋里。
老师们并不在意我已把他们抛之脑后，因为我是尼克送来的孩子之一，而他们不想与尼克作对。布雷登顿学校之所以能够存在，完全是因为每个学期波利泰尼学校都会送来一车付费的学员。老师们深知他们的工作有赖于尼克，因此他们不会让我们考试不及格，而我们则非常珍惜我们的这一特殊地位。我们认为我们拥有了贵族般的特权，但却从未意识到，我们因此丧失了我们最有权享有的——教育。
在办公室里，除了我还有一个学生——一个红头发的女孩，她那张胖嘟嘟的脸上满是汗水。
我不喜欢任何被操纵了的事情，因此我并不努力。我不学习，不做家庭作业，不注意听讲。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每堂课我都安静地坐在课桌旁，当老师以枯燥乏味的语调讲着莎士比亚或者毕达哥拉斯学说时，我则低头凝视着双脚，神游四方。
我走进办公室时，她眼睛眨都没眨一下。对于我的出现，她毫无反应——她似乎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我迅速地答完题，答案当然是从小抄纸条上抄来的。突然，我感到一双眼睛在盯着我。我抬起头，发现那个红发女孩已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正盯着我。她合上了试卷，然后慢慢地走了出去。在她出去之后，我迅速地把纸条塞进了我内裤的裤裆处，然后又从我的笔记本上撕了一张纸，模仿一个女孩的笔迹写道：我觉得你很可爱，给我打电话！我把这张纸放在了我的前兜里，这时，G夫人冲了进来。
其他孩子，其他来自镇上的不打网球的孩子，他们似乎并不介意。事实上，一些孩子在布雷登顿学校过得很好，正茁壮成长，这或许是由于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时间表。他们不需要平衡学校与半职业运动员生涯两者之间的关系，不需要与就像反胃似的、起起伏伏一波又一波的思乡之情做斗争。他们一天上完7个小时的课后，就可以回到家里吃晚餐，并与家人一起看电视。而我们每天都要乘车从波利泰尼学校赶来，并且只能上4个半小时的课，然后就得乘车踏上艰难的回归之路。回到波利泰尼之后，我们立即开始我们的全职工作——击球，直到黄昏后。随后，我们瘫倒在各自的木床上，利用仅有的半个小时稍作休息。半个小时过后，我们来到娱乐中心，回归人性的本真状态。在睡前自由活动时间和熄灯前，我们会哈欠连天地温习前几个小时的功课，事实上毫无效果。我们总是跟不上学校的学习进度，而且还会落得越来越远。这个体制被非法操纵了，在迅速高效地打造出优秀的网球选手的同时，也同样迅速并高效地“成就”了相应数量的劣等生。
“把笔放下。”她说道。
布雷登顿学校的天花板多已变形翘起，地毯肮脏不堪，整个学校都笼罩在灰暗的色调中——各种各样的灰色。整幢房子没有一扇窗户，因此室内使用的全部是荧光灯；空气十分污浊，各种难闻的气味混杂其中，尤以呕吐物、厕所和恐惧的气味最为突出，这种气味甚至比波利泰尼学校烧焦的橘子皮的气味还要难闻。
“怎么了，G夫人？”
吃完早饭，我们径直乘上开往布雷登顿学校的巴士，大概26分钟后到达。我生活的全部就是这两所学校——不，是两座监狱。但是布雷登顿更令我恐惧，因为它更没有意义。在波利泰尼学校，我至少可以学一些关于网球的知识，但是在布雷登顿，我唯一学到的就是我很蠢。
“你是在作弊吗？”
在太阳慢慢照亮这片沼泽、驱走清晨的薄雾之时，我会匆忙起床，赶在别的男孩之前冲进浴室，因为只有前几个人才能冲到热水澡。事实上，那根本不是淋浴，只是一个极小的喷头，仅能喷出极细的水流，落在身上像针扎一样。而这些如针的水流几乎都不能使你全身淋湿，更不用说使你变干净了。然后我们全都冲向自助餐厅，在那里吃早餐。餐厅混乱不堪，就像一所护士们忘记给病人分发药片的精神病院。但是你最好早点儿去吃饭，否则情况会更糟。黄油上将沾满其他人吃过的面包的碎屑，面包早被吃光了，“塑胶”鸡蛋则会变得冰冰凉。
“作什么弊啊？这个吗？我如果作弊的话，也不会选这门考试，我可是把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记得滚瓜烂熟了。”
在波利泰尼的每一天都是以恶臭开始的。周围的山上建有几个橘子加工厂，从这些工厂里散发出焚烧橘子皮的有毒气味。每当睁开双眼，这些气味是我最先感知到的事情，它提醒我此时此刻是真实的——我没有回到拉斯维加斯，我没有睡在自己位于“平分区”的床上做着美梦。我以前从未特别注意过橘子汁，但是在上了波利泰尼学校后，只要看一眼美汁源橙汁，我就会感到一阵恶心。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