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一群饿极了的豺狗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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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在战略上可以蔑视敌人，可在战术上，袁世凯决定要认真地好好教训一下大石，并将其从朝鲜这块地盘上拼兑滚蛋。
袁世凯派人找来闵泳骏、郑秉夏和闵泳达等人，将早已译为朝文的《韩论》递给他们看，三人挤着脑袋认真阅读后一个个不禁怒火中生，破口大骂大石正已狂妄嚣张、可恶至极，表示立刻回去禀告国王。而袁世凯要的就是这个，果然国王李熙和闵妃听了汇报，齐骂大石是无耻之徒，阴险小人。一时间大石便成了朝鲜宫廷上下的众矢之敌。“防谷令事件”及赔偿交涉，大石虽然多次与朝鲜谈判，但均因此时的大石正已深为朝鲜君臣所狠，朝鲜官员直是与其周旋，就是拖着不办，使得大石多次碰壁，难有结果。
189年月，日人又单方面将“防谷令事件”与“咸镜赔偿案”的赔偿欲由原来的10.8万元，一下子提高到17万余元。大石正已就像个无赖之徒，整天跑到朝鲜外署大吵大闹，强逼着朝鲜赔钱。当时的情况朝鲜的确穷得快要揭不开锅了，连耗子都准备签证儿出国逃难了。而日人正值经济日日升腾之势，根本就不差钱，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在欺人太甚。
这天，被逼急了的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和郑秉夏两人一起前来拜见袁世凯，听了两人所述，袁世凯不以为然地说：不用怕，这事交由我来处理。二人听了，心情这才松驰了下来，连连道谢。
袁世凯在赵秉稷和郑秉夏二人走后，便立即将公署所掌握的“两案”材料，作一详细梳理检索，对比研究，得出的结果是：他妈的，这算个什么逑蛋嘛。于是，袁世凯又鼓捣起文墨，代朝鲜外署撰拟了一份照会文稿，有理有据地回驳了日人的无理要求，照会文稿大意这么几条：一、“防谷令”系依照韩日条约规定办理，日使本无干涉之权，近藤既与闵种默议妥解决方案，事后不宜再提无理要求。二、梶山所提第一项直接损失，计算错误，三万八千余元之数误为四万八千余元，第二项所列利息二万余核算不实，要求过高。三、第三项所谓日商损失超多部分与第四项“延滞利息”，韩方均无赔偿之责。四、综合各项统计资料加以核算，朝鲜政府应付赔偿额为四万七千五百余元而已。
照会文稿写就，袁世凯交待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将文稿誊译好后递交大石。
哪知大石看后，气得直蹦高，骂骂咧咧，这一定是袁大脑袋捣了鬼，并轻蔑地向着赵秉稷说，我不会和一个受袁大脑袋操纵的外署再交涉了，我要直接和你们议政府谈判。由于朝鲜王廷上下，早已对大石的傲慢无礼充满着厌恶，大石的提议遭遇了朝鲜官员的拒绝。甚至就连除美国之外的各国驻朝领、使，虽但不愿帮忙从中调解，反而对这个狂妄之徒加以嘲笑和奚落。
此时的大石终于按奈不住，开始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遂于189年4月日，建议日人政府对朝鲜采取武力威胁，出兵占领仁川、釜山海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四月二日提案”。然而，由于日人政府出于多种原因考量，而认为出兵时机不成熟否定了大石的提案，并于4月1日向大石发出训令：
此时不拟再言及他事，惟于袁氏交好。当实行此一手段时，务使袁氏协赞我案，乐意劝说朝廷，以结束本案为上策。纵使朝鲜政府不听袁氏劝告，无异使袁居中调停之劳归诸泡影，则袁对朝鲜政府之感情必趋恶劣，朝鲜政府无异开罪于中、日两国。将来在本案处理上，本政府必可多方防止与中国之纠纷。
关于“防谷令事件”和“咸镜赔偿案”，事实上早在去年8月伊藤博文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时，就试图借用清政府对朝鲜王室的特殊影响力，尽早解决这一外交悬案，因为为此一案，伊藤政府已经多次在众议院议会席上，受到日人自由党和改进党的攻击质询。可是事情却因伊藤的犹豫未决一直拖至今天，而今，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