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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非洲地图的印刷商们似乎有个不怀好意的嗜好,喜欢用很大的字母标示出城镇、交叉路、村庄的名字,它们大部分都确实存在,就像一堆茅草屋或是某个水塘也可能存在一样,但它们毫无意义,因为从驾驶舱内完全看不见。
比这些都更令人不安的是,在约定的飞行前检查地图时,往往会发现你需要飞越的地区仅仅标着一句话:“未经测量。”
好像地图绘制者说:“我们知道,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之间有几十万英亩的空地,但除非你需要紧急迫降,否则我们不会知道那块地是沼泽、沙漠或丛林——很有可能,就算到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这些情况,再加上没有无线电,也没有监测所有进出港飞机的系统,所以飞行员要么培养出最高水平的直觉,要么对人生怀抱宿命主义。那时我在非洲认识的飞行员大都成功做到了两者。
从南格威起飞寻找伍迪的路上,天气晴朗,能见度一流。我保持在五千英尺高度,获得最广阔的视野,然后在航线上蜿蜒前行。
从敞开的驾驶舱中,我可以直视前方,也可以越过银色机翼回头望,向下看。在下方蔓延的塞伦盖蒂像一只碗,碗的边沿就是地球的边缘。它是只蓄满热气的碗,可清楚地看见热气向上蒸腾,向飞机施加压力,托举着它,如同文火中散发的热气托起一小片灰烬。
时不时地,会有一块岩石或是一道阴影被我想象成一架受损飞机的样子,或是一堆变形的破铜烂铁,我就折回去,在可疑的目标上空持续降低高度,直到它的形状变得清晰可辨——同时再次陷入失望。地面上任何不明物体都成了落难的克莱姆单翼飞机,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在瞬息之间变成一个受困者发出的强烈信号。
接近中午的时候我抵达了罗斯柴尔德营地,并在上空盘旋。但那里没有任何动静,没有一点生机——甚至都不见狮子们结实、懒散的身影。只有层层累积的高大灰色岩石,像历尽风吹雨打的教堂遗迹,矗立在地面上。
迎着阳光,我向西北方向滑行,正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
下午两点,我已经飞越了从乌亚索尼伊罗河附近的地区,河流向南流经马加迪地区的碳酸岩盆地,注入纳特龙湖。
除了狭长的河谷外,这片土地是由贫瘠山脉组成的荒原,看来就像粉笔画成的水面。在白色石头映衬下,不要说是飞机,就算是飞行头盔这样小的东西都清晰可辨。但地上既没有飞机,也没有飞行头盔,除了我自己的飞机投下的影子,什么都没有。
我继续向北飞行,感到睡意越来越浓,但并非因为疲惫。在这样空旷的大地上持续飞行数小时后感到的孤独,主要是因为地平线上看不到烟雾。白天盘旋上升的炊烟就像是黑夜中的光,它可能出现在你航线的左舷或右舷,它或许只是马塞人的营火,生火的人对你的存在一无所知,就如同他对明天的忧愁一无所知。但它终究是一个航标,代表着人迹的存在,就像沙漠中的一个脚印或一根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