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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仆观其（指李陵）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司马迁成了一个自觉的悲剧人物。荒谬的身体，悲怆的精神，无情的世界，不能不令司马迁瞪大眼睛，他抛弃了灵魂里的最后一丝虚伪。司马迁裸体面对历史。他自觉地在荒谬中度过余生。他使用着这具无根躯体，直面并超越这个给他了巨大耻辱的当代世界，以惊人的意志，伟大的才华，坚强的人格，将自己送入历史。
名将阵前降敌，深深刺激了朝廷心脏。事件中心不是李陵，而是皇帝。刘彻的心情，才是“臣妾们”最关心的。他们在揣度此时刘彻爱听什么话。从前赞扬李陵的人都说李陵坏话了。司马迁对无人为李陵说句公道话甚为不满，臣妾心态又使他牵挂刘彻，希望皇上能把心放宽一些。适逢皇上召问，小臣司马迁发言了：
与通常的阉割摧折人格作用相反，司马迁涌起的是反精神阉割的狂潮，是人格旗帜的高扬。
李陵全军覆没的消息掀起轩然大波。刘彻一开始听说李陵阵亡了，接着又有消息说投降了。他便让相师给李陵母妻相面。相师说李陵母妻脸上皆无死丧之色。独裁者往往乐见他人的牺牲，牺牲愈壮烈，独裁者心境愈欣慰：这样是好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李陵阵亡或自杀，他这当皇帝的才有面子：李陵竟不肯为我一死，他至少应该和他祖父李广一样啊。
司马迁有哪些思想精神资源？
李陵却陷入了复杂的选择。
司马迁之世去先秦不远。他不难感受先秦那思想自由文化繁荣气息。同时，汉武帝时代大一统气象又令其振奋。他认可自己欣逢盛世，一直取“紧跟”时代态度。
李陵投降前二十年（公元前119年），其年过六十的祖父李广最后一次出击匈奴。李广已转战疆场四十余载，匈奴人都惊呼他为“汉之飞将军”。时乖命蹇的李广始终未能封侯。他想用战功说话。可是，部队却因迷路而贻误战机。为向皇上谢罪，亦为本人和家族免受羞辱乃至屠杀，李广果断自杀于阵前。
靠铁血政策完成统一大业的秦朝，还没来得及为帝国安装“软件”，就土崩瓦解了。秦创立的国家体制却基本由新兴汉朝继承了下来。秦帝国企图用绝对权力绝对控制每一个人，建立一个传之万世的超稳定结构，不料迎来的却是昙花一现的宿命。“传之万世”又何尝不是后世帝王心事呢。只是秦之忽兴忽亡的惨烈事实活生生摆在面前，牧民之术再也不能像暴秦那样蛮横露骨了。
李陵投降了。
董仲舒极力将儒教加以神化和俗化，贴近皇权，贴近政治，他提出的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等主张，被确立为时代命题。这种貌似不容置辩的理论，很合统治者胃口。秦朝“以吏为师”求思想统一归于失败，武帝“独尊儒术”却大获成功。好在短命的秦朝难以完全阻断先秦那伟大的气息，百家争鸣的历史局面虽难以再现，司马迁时代却无疑尚能感受诸子的流风余韵。
李陵像他的祖父李广一样急于立功。公元前99年秋天，李陵主动要求率五千步卒出击匈奴。进入漠北已是寒风吹彻的冬天。这注定是一个与他过不去的冬天。在浚稽山一带，李陵部众与单于三万骑兵展开了遭遇战。单于很快发现他这三万骑兵竟不能制服李陵五千步卒。单于又调集八万余骑，对李陵摆成合围之势。李陵部众的一百五十万支箭全飞向了匈奴人。部队损失惨重，且成了一支赤手张空弓的部队。他下令部众解散，各自突围。单于太想活捉李陵了。李陵未能冲出重围，最终为单于活捉。
道家人物司马谈却让儿子习儒。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司马谈晚年，崇儒已成大势，他当然希望儿子瞩目于时代显学。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期望。对孔子的倾心仰慕赞美，是弥漫整部《史记》的。司马迁要求自己做孔学衣钵传人，他自觉“折中于夫子”，即以孔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司马迁对李陵家族的敬仰和同情由来已久，而他与这个家族向来毫无瓜葛。“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报任安书》）与李陵连一杯酒的交情都没有，却为他蒙受奇耻大辱。
司马迁对道家又深情喜爱。《史记》许多篇章对此都有流露。后世有个性的士人往往都表现为尊儒而喜老庄。所谓儒道互补，是士人精神张力所在。司马迁可称之为开先河者。有趣的人，不论在儒在道皆有趣，反之则皆无趣。
刘彻对司马迁施以宫刑，皇帝心事依旧，司马迁心事已非。
司马迁这样确立创作目标：“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迁并无系统异端思想，但对儒学神化迷雾，却有独持异见的勇气，不时冲破当代儒术的羁绊。虽然我们从《史记》中得不出“究天人之际”后的明确答案，但司马迁之天不等于董仲舒之天，是可以肯定的。司马迁对孔子止于“圣化”，董仲舒则将儒教“神化”。董之天不可究，迁则究之。《史记·伯夷列传》中写到伯夷、叔齐品性高洁而饿死，盗跖暴戾以寿终，司马迁不禁感慨：“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的思想不时旁逸邪出，超越正统儒家规范，对汉代儒术更是颇有微词，其思想又体现出多元混沌乃至矛盾状态。
任安是他少数几个朋友之一。公元前98年司马迁入狱并受宫刑，次年出狱，且意外地尊崇任职——任中书令（皇室机要秘书）。七年后，任安因“巫蛊案”下狱，论腰斩之罪。任安下狱前数年，曾致信已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就是利用职务之便向刘彻推荐自己。司马迁竟数年未复此信，直至任安死到眼前才复信。两千年后一读再读《报任安书》，司马迁那颗流血的心仍会令人心惊胆战：老朋友任安你太不理解我的心事了。
司马迁之魂，正是混沌又清澈，坚定又怀疑之魂。这是司马迁的深邃所在。
司马迁朋友很少，撰写《史记》这一浩大工程要求他必须心无旁骛，家族、职位亦决定他不会成为朝廷股肱之臣，无巴结权贵的必要。虽然如此，皇帝刘彻的身影却不能不深深地笼罩他。宫刑之前，他是这种心态：“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谁都可以不必巴结，皇帝却是生存意义所在。青年郎官司马迁小心翼翼，让皇帝满意，讨皇帝欢心是最高行为准则。与皇权下的许多臣子近侍一样，司马迁亦具“臣妾心态”。
多元混沌的司马迁，最坚定明确的精神追求是把自己的名字擦亮。只有把名字擦亮，才能对得起自己经受的苦难，才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天地宇宙，才能对得起手中的“史笔”。他是以悲壮之情对待这一点的。
人们对李陵的这份历史情感较大程度上是司马迁给奠定的，是他抚哭叛徒情怀的濡染和发酵。
重名是儒家传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司马迁视孔子此语为座右铭。“立名者，行之极也。”（《报任安书》）司马迁视确立名节为人生终极目标。《史记》中，他常常用名不虚立、名冠诸侯、名垂后世、名重泰山等语深情赞颂所述及的杰出人物。“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史记·陈涉世家》）这是起义草民陈涉的豪言壮语。“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司马迁对自己的文采早有自觉，他认为如不把才华表达出来并传之后世，那是可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