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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一代又一代后人一直同情乃至喜欢这个叛徒。历史的可畏与有趣，在李陵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司马迁重名，亦出于儒家世俗伦理责任。“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太史公自序》）把自己的名字擦亮，是为包括父母在内的列祖列宗尽孝。由此可见，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精神在司马迁生命意识中的地位。在司马迁看来，立德、立功与他无缘，唯立言是他可以把握追求的。
不管投降及投降后的遭际多么曲折，李陵是叛徒这是历史事实。
后世不断有人指责司马迁“急于求名”，这是不能仰见其伟岸人格之故。不可否认，宫刑使他的立名冲动更加紧迫强烈。可是，司马迁立名的首要目的是洗刷人生奇耻大辱，并且不是在当代洗刷，而是在历史里洗刷，在历史里为蒙羞的灵魂正名。司马迁之名，是名节、气节，是贯通古今、顶天立地的判断与正义担当，舍此则断无可能确立司马迁心目中之大名。从来都是名利相随，追名逐利必立足眼前当下，必巴结权贵。司马迁之立名却以彻底剔除眼前功利、抛弃当代为前提，完全不存以著述求当世功名之念。司马迁比孔子所要求的立名境界可说更彻底更纯粹。“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孔子把功名完全当作今生今世之追求，并且有年龄限度，越早越好。
——司马迁
体会一下司马迁这些话：“述往事，思来者。”“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安书》）“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史记·封禅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太史公自序》）这一口吻，这一情怀，弥漫整部《史记》。这极重要。隔着两千多年的时空距离，更有利于我们体会这些话的伟岸与深情。司马迁是以未来意识去审视历史的。他把立名冲动放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坐标上。他判断历史，并自信其判断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司马迁重名，在某种意义上与追求真理同义。
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
创作却绝无眼前名利企图，不唯人欲横流的当今无人企及，古代亦罕有其匹。重名的司马迁，却取消了当代，取消了汉武帝评判他的资格。你割我的卵，我灭你的胆。眼前江山是你皇家的，我要打扫清理出一片“历史江山”。我的判断是根本判断。这是何等胸襟？谁能有此胸襟？谁曾有此胸襟？
——司马迁
司马迁在精神上彻底从现实退却，在历史里纵横驰骋。他要在历史里为自己正名。他竟然做到了。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天下大势在我胸
李陵案的一个意外事件
人穷则返本。
他要为自己的天真付出“意外”代价了。
——司马迁
司马迁或许自信已具备洞察历史的能力了，但对自己的命运却完全无能为力。他深知历史，在现实中却一派天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在这个大时代，司马迁却一直是一个小人物。司马迁二十四岁左右为郎官。此后二十余年，他几乎随侍了刘彻所有出巡行动，虽自视为莫大殊荣，但他无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记录者。与众不同的是，职业敏感、知识修为使这位记录者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个洞察者。司马迁能看到并经历他人看不到的历史活剧。在那些活剧中，他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对剧情却可能比主角、比导演看得更清楚，并深知产生那剧情的背景。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刘彻举行汉朝首次登泰山封禅大典，司马谈却突然在周南（洛阳）病危，不能随侍封禅，临终遗命司马迁完成《史记》。司马迁垂泣受命。按汉制，儿子可继父职。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至四十八岁遭宫刑前，司马迁除应对本职事务外，集中精力撰述《史记》。
——司马迁
司马迁已经把自己确立为这样一个人物：中国古代游历最为深广、文化准备最充分的史学家。到司马迁以深邃眼光打量历史的时候，中华民族极其宏富的历史经历，亦在呼唤一位伟大史学家、一部伟大史学著作的出现。
司马迁单人独骑，一往情深，一意孤行，突入历史的纵深地带。
司马迁对自己的游历甚为得意。首次壮游大约持续了三年时间，再次出游则已是奉使青年朝官身份。这些游历可视为司马迁所进行的史学“田野调查”。一个学养非凡的青年，又及时进行了非凡的浪漫长旅，胆识、文气得到有力淬炼，他以广阔的地理为人生奠基。正当多情易感的青春时代，走出书斋，面对大地山河，胸中典籍掌故在游历中一一被指认，书生心窍豁然开朗。如此时空的长旅，在汉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国家大，心脏亦大。帝国的强大心脏，能把志向非凡的司马迁送到很远的地方。司马迁深知这个时代，并喜欢这个时代。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后来激烈批判这个时代。在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他又不断随侍热衷出巡的皇帝刘彻，遍行大汉江山。后世的史学家，在脚力与心力两方面皆无人能及司马迁。非凡的游历考察，使他对历史特别是现当代史具备了鲜明在场感，历史的大局与细节了然于胸。他把游历化为《史记》的一条脉络，其深沉的脉动不时在各篇中呈现。
《史记》就记录的深度广度，思想情感的高度强度而言，不仅前无古人，亦堪称后无来者。从哲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史记》就是一部人性史，人性的秘密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司马迁之后，修史之责被统治者强调得愈来愈重，修史路径却愈来愈窄，以重臣监修史书成为常态，史书越来越无趣，个性光彩、人性深度、批判锋芒从史书中全面退却，再也难见文气丰沛、识见卓越。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看到这是一个势利世界，又是一个悲剧世界。无数人受利益的驱使，而陷入各种各样的悲剧。可是，还有无数人为了正义、情义、信念、国家，或仅仅为保持人格尊严，而自觉选择悲剧命运。《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一百一十二篇写人物，人物多数为悲剧人物。其悲剧人物之众，悲剧氛围之浓，悲剧性质之彻底，中国古代史学、文学著作皆无出其右。悲剧意识是司马迁的精神本质。“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独创的叹息形式，《史记》就是一声深长的叹息，众多篇章皆以悲夫、乎哉、矣、乎、哉等叹词来结尾。《史记》充满了郁结、苦闷、寂寞、激越、沉吟，可视为一篇淋漓着司马迁心灵苦汁的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