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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商人”现象不会消失,它仍然会变种存在,这是生态链中最灰色的部分,却也是某些利益交换的“润滑剂”。当公务阶层与财富阶层相互利用达成利益默契之后,公共资源和财富存量就会被以合法的程序占有,新生的财富又被新生的权力交换,而时间又会让这一切“漂白”。
在未来的利益结盟中,“经济学家游说团”只是门客或高级幕僚,当瓷器被搬走的时候,他们会先给出一个理由,然后鼓掌把搬运的声音掩盖。
从道德层面来解读这样的利益生态,已毫无意义。中国经济的成长乃至利益的配置,自有它不可改变的规律。而此时此刻,我们试图在本书中完成的一个工作只是:让所有的角色回归本位,让所有的边缘全部划清,让所有的使命回到原点,让所有的“外衣”通通剥去。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坦言:“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是那种了解自己利益胜过了解一切、并追求自身利益的人类。”
前两天,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看到一个镜头,民国参议会为未来是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而争议不休,孙中山坚持实行对总统更为限权的内阁制。有人问,孙先生是不是对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不信任。孙正色道,民主制度的前提,就是对任何一个人都不信任。
弗里德曼和孙先生的声音言犹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