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危机中的欧洲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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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重启了与罗马的对话，也为拜占庭帝国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进行的重大调整铺平了道路。一名拜占庭高级教士提奥菲拉科特·赫菲斯托斯(Theophylact Hephaistos)受命起草了一份文书，刻意淡化了希腊和拉丁传统之间的差异，以此打消东方教会对统一所怀的疑虑。他写道，很多方面的差异都微不足道。虽然拉丁神父们在星期六而不是星期天斋戒；他们在大斋节期间的斋戒方式不合正统；与东正教神父不同，他们不看重在手指上戴戒指，还削发断须；他们在做礼拜的时候不着黑衣，而是穿着五颜六色的丝绸法衣；他们行的跪拜礼不伦不类；而且，与严格素食的希腊僧侣不同，拉丁僧侣们很开心地享用猪油和各种各样的肉类。但这名教士主张，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很容易地解决，就如是否在圣餐仪式中使用发酵面包一样。²⁵但他承认，加不加“以及圣子”这句话是一个性质完全不同且严重得多的问题，接受添加此句的人应该下地狱，受烈火焚烧。虽然如此，他还是显得充满希望，觉得这个句子依然可能会被删去。²⁷

君士坦丁堡牧首尼古拉三世·格拉马提科斯(Nicholas III Grammatikos)随后又于1089年10月单独写信给教皇乌尔班二世，称他对教皇渴望积极着手解决双方的神学争论感到振奋。尼古拉三世彬彬有礼地写道，教皇如果以为牧首本人对拉丁基督徒怀有敌意，那就错了；如果以为拜占庭都城中遵行西方礼仪的教堂都被关掉了，那他又错了。事实上，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城中的西方人是得到许可采用拉丁礼仪来尊奉我主的。“我们全心全意地希望，超过一切地期盼着教会团结。”尼古拉三世写道。²⁴

拜占庭方面的这种审慎的调整，意在弥合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之间的罅隙，这不仅事关解决宗教争论，而且旨在为结成政治甚至军事同盟铺平道路。这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诞生历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乌尔班二世教皇数年后能号召欧洲骑士阶层踏上征途、捍卫拜占庭的必要条件。

阿莱克修斯一世不只做了这些，他还请使者们传话，敦请教皇前来君士坦丁堡，结束过去曾大大损耗教会元气的种种争端。在一份盖有拜占庭帝国金印的诏书中，他提议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召集希腊和拉丁教会的高级教士参加，共同商讨双方存在异议的主要领域。至于皇帝自己，他承诺将遵守会议达成的结论，以此维护“上帝之教会”定义的统一性。²³

乌尔班二世对君士坦丁堡发出的这些积极信号迅速做出了回应。他南下会见了自己仅有的几位支持者中的一位——西西里伯爵罗杰，并就修复与拜占庭的关系事宜求得了他的同意。罗杰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对意大利的野心干涉。1085年前后，亨利四世的一些支持者曾呼吁他进军君士坦丁堡，随后直指耶路撒冷，在那里等待他的将是荣耀而盛大的加冕仪式。而在征战途中，他还应该控制住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从而牢牢地让诺曼人臣服。但如果亨利四世控制了卡拉布里亚，那么罗杰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²⁸于是，在听说阿莱克修斯一世要召开一次会议共商修复关系时，罗杰明确表示了赞同：教皇应该参加，让教会从此摆脱大分裂的局面。²⁹

阿莱克修斯一世登上皇位前是一名武将，拥有斯巴达式的生活品位，对信仰事务也绝不会无动于衷——据其长女所说，他是一个会与妻子一道熬夜，沉浸于研读神圣经文的人。²¹他聆听了教皇使者们的陈情，并下令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来讨论他们所诉的苦衷，比如，抱怨都城中遵循拉丁礼仪的教堂都被关掉了，造成城中的西方人无法再在教堂中尊奉其主。此外，皇帝还亲自主持了一次由君士坦丁堡牧首、安条克牧首、两名大主教和18名主教参加的会议，并要求查看有关从神圣记事板上删去教皇名讳的文书。当被告知并没有此类文书，而且不刻录教皇名讳也没有相关教法支持后，皇帝便下令，重新根据教法传统，把教皇的名字刻上去。²²

而这正是乌尔班二世想要听到的：此举让他有机会扮演教会统一者的角色。在与克莱芒三世相争的背景下，他的这种突破意义非凡——克莱芒三世也知道这一点。克莱芒三世是从卡拉布里亚的巴西尔(Basil of Calabria)那里得知了自己的对手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来往。巴西尔是一名保守的拜占庭教士，因为被乌尔班二世阻止到南意大利的教区，于是对他怀恨在心。巴西尔出席了1089年秋天举行的梅尔菲大公会议，并在会上明确被告知，只要他承认教皇的权威，就能得到雷焦的教职。而他的两名同僚确实因为这么做而得到了教职，这让巴西尔感到震惊，愤而爆发。³⁰在他看来，乌尔班二世根本不配当教皇，就跟他那位“要受三次诅咒”的前任格列高利七世一样。于是，巴西尔写信给君士坦丁堡牧首，把乌尔班二世描述成一头胆怯的狼，一碰到基督教信条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就掉头逃跑。而且他还像异端一样收受贿赂，把圣职卖给出价最高者。³¹

乌尔班二世在当上教皇时，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在战略地位上，他是被克莱芒三世及其保护人亨利四世压制着的，处于劣势。于是他被迫要想尽办法为自己铺路搭桥，增强实力。他当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与君士坦丁堡和解。他于1088年当选后不久，就派了一个小规模的使团前往拜占庭帝国首都，就30年前导致东西方决裂的那些敏感话题再次进行商讨。使团成员得到了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接见，并着手以当时被评论者称为“温和而如父亲般关切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议题。他们谈到了诸如希腊教会在圣餐仪式中使用发酵面包的问题，还谈到教皇的名字从君士坦丁堡的神圣记事板(Holy Diptychs)上被删去的问题。要知道，这些记事板上可是列出了所有被认为与教会有关联的主教的名单，不论他们还活着或已逝去。²⁰

巴西尔个人抱有的忧虑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梅尔菲会议是重建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关系的一个关键。巴西尔所认为的其同僚为获取罗萨诺和圣塞韦里娜教区而做出的不可饶恕之举，事实上却更可能是教皇与拜占庭方面在意大利南部展开新合作的重要例证。³²

以上种种都与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发出的武装号召显得非常不同。正如源自1095年末1096年初的文献明确指出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密切关注着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们所遭受的苦难，和东方教会(也就是遵循希腊礼仪的教会)所遭受的迫害。¹⁹那是什么导致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如此大的逆转呢？这个原因要在11世纪末发生的对整个教会控制权的斗争中寻找，尤其要关注乌尔班二世在西方所处的劣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