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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修斯将君士坦丁堡与耶路撒冷绑定在一起，将自己塑造成既是自己帝国利益的捍卫者，又是圣城利益的捍卫者，这一切都对当时意大利南部的人们产生了影响。一本据说由卢普斯·普罗托斯帕萨利乌斯(Lupus Protospatharius)<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所著的编年史记述道，西欧骑士们在11世纪90年代中期出发东进的原因是“帮助阿莱克修斯皇帝抗击异教徒，以此或许就能到达耶路撒冷的圣墓”。<sup>36</sup>蒙斯的吉尔贝(Gilbert of Mons)<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也提到，君士坦丁堡派出的使节会不断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圣城所遭的灾祸上。<sup>37</sup>后世的一位作者则以确定无疑的语气说，阿莱克修斯利用了耶路撒冷面临的问题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意识到必须号召意大利人成为自己的盟友，而且要以相当的巧思才能做到这一点。”13世纪的特奥多尔·斯库塔里奥特斯(Theodore Skutariotes)如是写道。阿莱克修斯皇帝意识到，他可以利用耶路撒冷在西欧的受欢迎程度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是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会渡过爱奥尼亚海，迅速抵达君士坦丁堡的原因”。<sup>38</sup>
简而言之，阿莱克修斯知道如何在感情上激发西方的基督徒们。他也抓住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神圣遗物的迷恋：不管多么陈腐或不切实际的东西，只要跟基督的生平有些许联系，比如他的乳牙或他还是婴儿时吃过的面包，都具有了精神上的重要性。<sup>39</sup>于是皇帝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的那段时期，不断积极地刺激起这种对圣物的渴望。有关图尔的皮伯主教生平的一份文献，本来也没什么价值，但是其中却提到，这位主教在1086年朝圣归来后把圣十字架的局部带回了德意志。他当然不是碰巧发现了它——是皇帝亲自把此物赠予了他。于是，他将阿莱克修斯描述为“希腊人最为荣耀的皇帝，他们显然最钟爱他”，也就丝毫不让人觉得奇怪了。<sup>40</sup>
阿莱克修斯圣物外交的受益者还包括德意志的亨利四世。11世纪80年代初，为了赢得后者的帮助，阿莱克修斯送给他一批宗教珍宝，包括“一个镶嵌着珍珠的纯金胸佩十字架，和一个装着多位圣人遗骨的嵌金遗骨匣，其中每位圣人的遗骨都分别用小标签标明”。<sup>41</sup>据两位德意志作者所言，其他的赠品还有一些花瓶和罐子。这些很有可能都是阿莱克修斯不久前从拜占庭帝国各处教堂征收的。<sup>42</sup>
“可敬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曾写道，阿莱克修斯皇帝充实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量礼拜堂和教堂。此处他所指的只可能是阿莱克修斯着人分派到各个边远地区的那些圣骨和圣物。尽管克吕尼修道院的这位伟大的院长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本人从阿莱克修斯那里得到了什么馈赠，以及是何时获得的，但他热情洋溢的赞赏就已经说明，阿莱克修斯必定送来了真正具有价值的物件，因此他“从名号与行迹上都堪称伟大”。<sup>43</sup>
因此，毫不意外的是，阿莱克修斯写给佛兰德斯的罗贝尔的信中要特意提到君士坦丁堡圣物众多，其中还包括与基督生平相关的最为神圣和重要的物件，比如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被绑住鞭打的柱子、行刑的鞭子、捆绑基督的血绳、荆棘王冠、被钉上十字架时穿的长袍、真十字架的大部分和钉住他的钉子、从墓地收集的亚麻衣服，以及盛有喂饱了5000人的五片面包和两条鱼剩余部分的十二只篮子，此外还有属于各位使徒、圣人和先知的遗物及遗骨。<sup>44</sup>诺让的吉贝尔(Guibert of Nogent)<a id="noteBack_6" href="#note_6">[6]</a>读过这封信并记录下了信的大概内容。他特别注意到这么一条：“施洗约翰的头颅，包括头发和胡须，就在君士坦丁堡。”这让他很吃惊，因为在他印象当中，约翰的头颅应该保存在昂热的教堂宝库中。“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他语带嘲讽地写道，“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位施洗约翰，一个人也不可能有两个头颅，这实在太荒唐了。”<sup>45</sup>他承诺自己会进一步调查此事。
11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阿莱克修斯求助的呼声日益急迫，他在利用真十字架各残片的方式上也做出了不少创举。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把真十字架带到了帝都君士坦丁堡，从此它就成为与这座都城联系最紧密的一件圣物。1095年—1096年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兰西中部为一大批圣坛和教堂举行了祝圣礼，可能说明阿莱克修斯将真十字架的残片作为笼络西方的工具，以此激励西方人发动军事远征。<sup>46</sup>
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有影响力的西方访客要经过仔细筛选后，才有机会瞻仰收藏在城中的真十字架残片。一名来自肯特的僧侣在11世纪90年代初到访，偶然遇见了在阿莱克修斯的卫队里任职的一位同乡好友，于是获准进入皇帝的私人礼拜堂。通常情况下，这种机会是被严格控制的。这名僧侣最后得以进入，而且还获赠圣安德烈的遗物(他将其带回了罗切斯特大教堂)，说明皇帝正在利用外交渠道来赢得西方人的好感。<sup>47</sup>
阿莱克修斯很精明地抓住了西方人关心的东西，这种能力也体现在他与欧洲的重要人物沟通时使用的语言上。比如，11世纪80年代初他与亨利四世通信，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基督教的团结和宗教义务。这位拜占庭皇帝写道，亨利和自己应该携起手来对抗诺曼人的领袖罗贝尔·吉斯卡尔，“那样的话，上帝和基督教的这个敌人所犯下的邪恶——谋杀和犯罪将会得到惩罚……您与我同为基督徒，我们是朋友，又有亲缘关系，因此更加亲密。只要彼此支持，我们就将让我们的敌人望而生畏，并在主的帮助下所向披靡”。<sup>48</sup>
他与意大利卡西诺山上伟大的本笃会修道院之间的沟通也同样经过了精心设计。阿莱克修斯在一封回信中，感谢院长的来信所表达的温暖祝愿，还祈愿全能的上帝能护佑拜占庭，并说“仰赖他的庇佑与恩赐，我的帝国荣耀繁盛。然而，我不仅能力平平，而且罪孽深重，于是我每天祈祷，主的庇佑与恩赐能持久，并努力克服我的缺陷。但您是如此充满善意与美德，面对罪人如我，仍认定我为好人一名”。<sup>49</sup>阿莱克修斯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谦卑的态度，并贬低自己的虔诚与奉献：这都是刻意为之的，毕竟这位院长是以顺从和自律为严格准则统领修道院的，皇帝只有用这样的态度才能让他印象深刻。
因此，很明显，阿莱克修斯深知怎样打动西方人。这当然有赖于他与一批西方近臣的交往经验，如11世纪80年代时为帝国服役的彼得·阿里法斯，以及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来自马尔穆捷(Marmoutier)<a id="noteBack_7" href="#note_7">[7]</a>的皇帝心腹僧侣格瓦贝尔(Goibert)。阿莱克修斯皇帝刻意利用了耶路撒冷的吸引力来赢得西方人对拜占庭的军事支持，还竭尽所能让人们认为解救帝国的困境是身为基督徒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