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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波大助痛苦地咬住嘴唇，用双手紧紧攀住竹梯的两侧。他仰起脖子，头顶的梯子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漆黑深处，仿佛没有尽头。
若换作平时，他爬完这段路只要十几秒。可现在右膝盖只要稍微一动，就钻心地疼。这是在两周之前受的伤，拖到现在还没得到治疗。
但难波大助并没有抱怨什幺，比起许多人来说，他已算是非常幸运了。
两周之前，也就是公历一九二三年的九月一日，整个日本关东地区遭遇了一次极为惨烈的大地震。大地开裂、海啸咆哮，一瞬间便对东京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更可怕的是，地震发生在中午，很多家庭主妇正在用炭火做饭，翻倒的炉子导致了数百处火灾，大火沿着密集的木制房屋一路蔓延，整个城区都陷入火海。无数东京居民不是在地震中被砸死，就是被随后而至的大火吞噬。
这间朝日新闻社的通讯站位于赤羽桥附近的丘坡之上，是一座三层欧式小楼，得益于先进的水泥钢筋结构，在地震中幸存了下来。难波大助花去平时三倍的时间，才爬到了天台上，东京的灾后之景映入眼帘。
那个风华绝代的丰腴美人，如今却化为一具焦黑的尸骸蜷趴在地上。到处是灰黑色的断垣残壁，几乎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无论是有着赤炼瓦屋顶的东京站，还是雄伟的丸之内大楼，都变得东倒西歪。至于浅草那一尊人人仰慕的十二层高塔凌云阁，被损毁了足足一半，凄惶如绝望者伸向天空的断指。
难波大助虽说不是东京人，看到这一幕也忍不住有些黯然。他喘息片刻，想起自己的职责，便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草纸和一张照片。
草纸上用钢笔潦草地写道：“今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援队已抵东京港，总医院院长牛惠霖亲自带队，一行二十六人，携善款两万元，药品器具九十箱，即于麻布区高树町开设临时病院。西历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朝日新闻，东京。”
草纸后面还附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二十多名身穿咔叽短服、臂缠袖标的中国人正鱼贯从一条大船上走下来的画面，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手持一面醒目的红十字旗。
“原来中国人也向我国派遣了救援队呀……”
难波大助微微有些诧异。他的诧异，来自两处不解。一处是：就在几个月前，日本拒绝归还租约到期的大连、旅顺两地，导致中国掀起了强烈的反日运动。他们为什幺会跑来救援？另一处不解是：那个贫弱混乱的国家，居然也有医生可以来支援日本？
他一边想着，一边仔细地把草纸和照片分别卷成一束纸卷，塞进两个小木筒里。
天台上有两排鸽子笼，笼子前依次写着东海道线、东北线、上越线等字样。大概是地震余波未了，笼子里的灰鸽子们都显得有些焦躁，不停地咕咕叫着。难波大助打开其中一个写着“大阪本部”的笼子，把木筒绑在两只鸽子的腿上，然后放飞出去。
看到鸽子在废墟上空盘旋几圈后，逐渐飞离，难波大助才算彻底放心。
这是朝日新闻社自明治时期便有的传统。他们豢养了一批军用飞鸽，可以向各地传递最新的新闻照片，这是电报和电话都无法比拟的优势。尤其在大地震之后，通信线路完全断绝，唯有这项古老的手段，能保证大阪本部获得最真实的消息。难波大助，正是坚守在东京的信鸽管理人之一。
他重新爬下竹梯，膝盖疼得更厉害了。眼下东京一片混乱，私立诊所还有公立病院都关闭了，连个游医都找不见。他开始担心，万一留下后遗症可就麻烦了。
难波大助捶了捶腿，忽然想到刚才那则新闻稿，心中不由得一动。不知道那些中国人医术如何，既然可以派到日本来，应该不会太差劲吧？他决定过去碰碰运气。
赤羽桥和高树町同属于麻布区，距离不算太远。难波大助一瘸一拐地走在路上，街道两侧的废墟里弥漫着焦煳味和腐臭味，后者大概是来自坍塌房屋底下的居民。已经两周了，还没人顾得上来为他们收尸，难波大助掩住口鼻，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很快他便看到前方在一座小学的体育馆外，门口挂起了醒目的“红十字临时病院”的竖幅。一些穿着和照片里一样的人，正进进出出地忙碌着。其中最醒目的，是一个身材高壮的汉子。他身穿黄色咔叽装，留着一字胡，手拿着一张东京地图，跟一个翻译交谈着。
这是难波大助第一次接触中国人，他认出对方正是照片里的举旗者。那高壮汉子转头瞥了他一眼，难波大助竟平白涌起一阵恐惧，那眼神锐利而凶狠，仿佛看到什幺仇人一般。
所幸翻译及时凑过来解围。这是个文质彬彬的年轻男子，身穿日式学生装，头顶露出一层青森森的头皮，一看就还是个在校学生。
翻译自称是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的干事，叫王兆澄，安徽天长县人，在东京帝国大学读农科，现在负责为中国红会救援队充当翻译。难波不认识他，但听过这个组织。新闻里报道过，好像是一个专门保护在日华工权益的机构。
难波大助说出自己的腿伤，王兆澄转译给那个高壮汉子。那汉子从腰间抽出一条浅蓝色的布巾，给他系在胳膊上，然后让开一条路，冰冷的眼神却始终没变。翻译解释说，这是用来标识不同情况的病人，便于及时诊治。难波大助巴不得早点从那汉子的眼光下逃离，赶紧走进体育馆内。
馆内宽敞的场地，已被划分成诊疗区、准备区、休养区等七八个区块，中间用白帘子隔开，充斥着一股石炭酸和酒精的味道。其中休养区的地面，是用各处搜集来的颜色不一的榻榻米拼成的。每隔半米，就摆着一床棉质白被褥和一套打点滴用的支架。
这个临时病院今天刚刚开设，已经容留了附近街区送来的几十个病人，效率高得惊人。这些病人大多是骨损伤、软组织挫裂和伤口感染患者，没有什幺重伤员。难波大助再一琢磨，随即释然。距离地震已过去了两周，那些重伤者要幺已得到救治，要幺已挨不住死掉了。
他走到诊疗区，接待他的是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帅气男医生。男医生正在同时为两位伤员处理伤势，手法纯熟，难波大助尽管不懂医术，也知道他的手段实在不凡。
男医生处理完那两个人，然后转过身来。他迅速检查了一下难波大助的右腿膝盖，通过旁边的翻译说：“难波先生的伤情是半月板发生了严重破裂，受伤后又进行了很剧烈的活动。很遗憾，这是没办法自我痊愈的。”
“为什幺？”难波大助惊讶地喊道，“骨头难道不是打了夹板，就可以自己长好的吗？”
“就一般情况而言是这样的，但半月板的位置没有血液供应。好在不会危及生命，只是要尽量避免干重活。先去做一个加压的包扎吧，我再开几片止痛药给你。”
男医生给他写了一份处方，让他去后面的包扎区处理。难波大助沮丧地起身，穿过迷宫一样的白帘，却忽然怔住了。他错走到了女性专用区，看到一个女医生正在抢救一个躺在榻榻米上的孕妇。
那孕妇大概是临产发生了血崩，身下的垫子已被血弄污了一大片。女医生一边镇定地向护士发出各种中文指示，一边俯下身子去抢救，全然不顾身上沾满血渍。看到这一幕的难波大助厌恶地皱皱眉头，产妇的血可是最污秽的东西，他想要转身尽快离开。
可就在这时，他注意到，那个孕妇身下垫着的是一件屠夫用的皮衣，黑黢黢的，泛起积年油光，应该是孕妇自己带来的。
“秽多？”难波大助吃惊。
“秽多”是江户时代的贱民，社会地位极为低下。虽然明治之后，这一贱籍称呼改称为“被差别部落民”，但社会上对于这一类国民仍是极度鄙夷。他们找不到好工作，就只能从事屠宰、皮革、殡葬、收捡垃圾等行业。
像这种部落民孕妇，在东京几乎不可能有医生会接待，只能在家里自生自灭。难波大助没想到，这个中国女医生居然会做到这地步。
他呆在原地，怔怔望去，直到一声婴儿的啼哭响彻体育馆上空，他才回过神来。极污秽的生产之血，极低贱的秽多之身，却迸发出有如礼赞生命的第一声啼哭。这一幕极具矛盾性、冲击力的景象，让年仅二十四岁的难波大助陷入呆滞。
女医生把孩子交给旁边的护士，走开几步，一把扯下沾满汗水的消毒帽，恰好与难波大助四目相对。在那一瞬间，难波的胸口如同被电车狠狠撞击了一下。她，她好漂亮啊！即使是和柳原白莲、九条武子这样的大正美人相比，也丝毫不逊色。而且比起日本传统美人的柳眼细眉，那一对杏眼更显得英气十足，生动极了。
女医生此时也发现了难波大助的存在，伸手朝旁边一指，示意他尽快离开这里。难波大助口干舌燥地走出去，整个人完全处于恍惚状态。他甚至不记得接下来护士是怎幺给他包扎好膝盖，又是怎幺开的药，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
那一幕奇妙的生产景象，与女医生的容貌，在他脑海中神奇地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
难波大助在体育馆内休息了一阵，刻意去打探了一下，得知这支中国救援队是从上海出发的。门口那个眼神凶恶的汉子叫方三响，负责担架队和勤务；给自己看病的眼镜医生叫孙希，是个了不起的外科专家；而那个为部落民孕妇接生的女医生，则是叫姚英子，他们都来自红会总医院。
而这里的最高长官，就是那个有着一张鹅蛋形白净面孔的牛惠霖院长。
到了夜里，整个临时病院的气氛稍微放松了些，电气灯恢复了供电，算是一个好消息。劳累了一天的医护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稍事休息。
难波大助注意到，姚英子和方、孙两个人关系最好，其他两个人神态比较轻松，而那个叫方三响的却始终沉着脸，好似一个身处敌国的间谍。
他鼓起勇气走过去，恭敬地鞠了一躬，大声道：“诸君今天辛苦了，我是朝日新闻社的难波大助，虽然是个没用的人，但希望可以留在这里帮忙。”
三个人都吓了一跳，显然没听懂。幸亏这时王兆澄从旁边赶过来：“这里是慈善救援病院。大家都是志愿者，是没有酬劳的。即使如此，您也要来吗？”
难波大助心中一团热气膨胀开来。这些陌生的外国人可以对一个秽多如此尽心，应该是可以信赖的吧？他上前一步，慷慨道：“我……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是幸德秋水和大杉荣的拥趸。我看到贵方不远千里来到日本，对病人不分贵贱同等治疗的做法，十分钦佩，希望也可以在这里实践自己的理念。”
王兆澄眉头一挑，显然被这个回答惊得不轻。他回过身去，对三位医生如实翻译了一遍。
“社会主义”这个词，他们几个并不陌生，这在中国国内也算是一个热门话题，是苏维埃俄国那边传过来的。方三响率先开口：“他说的这些人，都是谁？”
王兆澄解释道：“大杉荣是一个左翼社会活动家，在年轻人中很有人气。”
“那幸德秋水呢？”孙希敏锐地追问。
王兆澄压低声音用中文道：“幸德秋水是个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主张要用直接的斗争实现革命。十三年前，日本当局指控他图谋刺杀天皇，抓起来处死了，号称‘大逆事件’——难波桑如果崇拜幸德秋水的话，那可要小心考察才好。”
他解释完之后，三人都陷入犹豫。难波大助以为他们怀疑自己的诚意，急切道：“我不是伪装的，我一直在四谷读预科学校，就住在鲛河桥旁边，一直都在参与劳工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小组的讨论会。”
鲛河桥是东京比较着名的贫民窟之一，那里有大量简陋的细民长屋，簇拥着被差别部落民、日雇劳工和乞丐集团。三个人听到这里，不敢自专，急忙把牛惠霖院长请来。
牛惠霖刚刚做完一台手术，手里拎着一把沾满骨屑的线锯就过来了。他脸上永远是一副淡然神色，仿佛这世间没什幺事能惊扰到自己。
红十字会总医院之前的历任院长，都是外聘洋人担任。沈敦和去世之后，红会内部有呼声认为中国医院该由中国人来管理。常议会千挑万选，最终选中了人望与资历都堪称沪上翘楚的牛惠霖。他本人一直坚持为法庭做义务医疗顾问，主张每一位医师都要回馈社会，接到邀请后欣然从命，遂成为红十字会总医院第一任华人院长。
这一次红会派救援队来日本，牛惠霖说地震造成的最多的伤害是各种骨折，他作为骨科专家责无旁贷，遂亲自带队上阵，带着总医院的精兵强将奔赴灾区。
听完王兆澄的汇报，牛惠霖沉吟片刻道：“你们要知道，这不只是中国红会，也是中国第一次向海外派出救援队，国际观瞻十分重要。尤其目下中日两国关系十分微妙，我们应当严守中立，以避免所有纷争为上。”
“您的意思是，不要难波先生加入喽？”王兆澄确认道。
“所有的政治派系，我们都不要接触。我们来日本只是为了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