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伦敦 (第2/5页)

克莱格·泰勒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想，在东区长大的移民之子的身份为我余下的人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很明显的一件事是，你在那里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从非常安静的人到杀过人的人，都有。我想念那个地方吗？不。但是那里教会了我如何理解人们工作的方式，教会我不要把任何事情想成理所当然，也不要太相信别人天花乱坠的话。

粉丝们在看台上会被区隔开来，但你可以清楚看到别人穿的什么。这些人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场景，完全惊呆了。“我们也想那样穿！”“他们好酷，不是么？”那就是一种摩斯文化<a id="ch14-back" href="#ch14">⁽¹⁴⁾</a>吧。想想，这些足球粉丝很多都是摩斯族，总是需要摆摆范儿什么的。时尚是非常英格兰的东西。他们想要个人风格，但是看起来还得是归属于一个小而秘密的群体，这个群体不会去公开宣称他们都是故意在穿同一种风格的衣服，但是人们可以从彼此的衣着中找到组织。打个比方，如果你和我坐在公交车上的两边，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你和我是一类人了；我们之间不必交谈，心领神会。到了现在，每个人的穿着打扮都是一样的。如果现在我在街上看到一个男人穿着阿迪达斯球鞋，他就只是一个穿着阿迪达斯球鞋的男人。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穿着某件衣服，肯定是因为你懂得这件衣服的意义，是这件衣服所代表的某类文化社群中的一员。这种“秘密符号”的力量就这样经历了好多年。一直到大约1983年，《面孔》<a id="ch15-back" href="#ch15">⁽¹⁵⁾</a>杂志做了一期关于足球休闲装的专题文章，这样的打扮才变成潮流。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连《太阳报》这样的报纸都竞相报道。这本来是一种“秘密符号”般的装束，从大约1978、1979、1980年开始流行，有五年左右一直都是作为“地下”的一种标签而存在。

作为一个居住地来说，那个地方确实很奇怪——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黑人、爱尔兰人，还有中国人。我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圣卢西亚来到这里，那个时候，堡区、麦尔安德区都挤满了来自印度西部的移民，他们聚在那里找工作，不是在公交车上就是在医院里。回家的旅途很长，所以很多来自小岛国家的人就干脆留了下来。跟很多人一样，母亲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是清洁工。她来这里以前是一个非常熟练的机械工，现在却在陶尔哈姆莱茨区做家政工。我的父亲在福特公司工作，是个喷漆工。

◇◆◇

我在伦敦东区长大，所以我的大多数朋友都会一门武术，不是拳击就是柔道。我以前住在政府廉租房里，所以大多数孩子都是要会点武术的。（他笑了。）光在我们那小小的地方，就有七个不同项目、不同年龄组的世界冠军。咏春拳、空手道、柔道——哦，其实不是柔道，是柔术——一种地下综合格斗术，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样吸引人。主要还是空手道。住在那片区域的很多人，注定要在某个地方打架、格斗的，只是他们不在街上打架，而是把格斗场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在我年轻时，大多数人都是在市场的摊位上买衣服。一个摊位卖牛仔裤，另一个摊位卖运动装，没有商店的概念。我说那时候没有男装店什么的，真不是在开玩笑。我记得有一次我快把我爸妈整疯了：我非要一件弗莱德·派瑞牌的马球衫，因为那时候非常流行这个牌子，但是哪里都没有专卖店，得去陆军剩余物资商店碰运气——那可是卖帐篷的地方。他们以前也叫海陆军商店。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要一双马丁靴，同样，我们还是在海陆军商店找到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早期，开始有一些小型的商店出现，显然是有人看到了市场的空白。但是这种商店都是独立运营的，不是现在随处可见的那种连锁商店。可能是有人突然灵光一现，觉得这样的商店应该有市场，有人需要这样的商店。20世纪80年代，欧洲大陆风格的时装也越来越多地出现，那时候被视为奢侈品。

里斯顿·文盖特—德尼斯

在伦敦，每种社群的消亡，我认为都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与之相关的市场文化消亡了。市场才是核心。曾经在谢泼德丛林<a id="ch16-back" href="#ch16">⁽¹⁶⁾</a>附近有一个街头市场，就在戈德霍克路旁边，当那个街市消失的时候，真正的伦敦人也就消失了。伦敦真正的工薪阶层元素全部跟着一起消失了。

私人教练

◇◆◇

有一天，干草市场附近出现一辆携带炸弹的汽车，我刚好在警察赶到拆弹的两分钟之前经过事发地点。我记得自己后来这么跟同事说：“这多好笑啊，你能想象恐怖袭击心理援助项目的负责人死于恐怖炸弹袭击的可能性吗？《每日邮报》<a id="ch3-back" href="#ch3">⁽³⁾</a>的头条可不用愁了。”我们都觉得实在是太好笑了，正笑着的时候，有人走进我们的办公室。我们这么笑着时，这人就问，你好，这里是悲伤辅导服务中心吗？别人恐怕都觉得这里应该成日充满哀恸的气氛。但这里的气氛完全相反，因为你不哈哈大笑，就只能痛哭流涕。

我毕业的时候，没有拿到学历证书，但是这不代表我不能在银行工作，我就说自己有呗。没关系的，没人检查。我相信自己能做好那份工作吗？我当然相信。我做了一份简历，上面填满各种资质证书，我得弄到一份在银行的工作。我就去了。我进入了保险市场，因为在这个领域关键靠的是常识。虽然大多数银行会招大学毕业生，但他们实际上非常需要有街头智慧的男孩在交易大厅工作。街头男孩算术特别快，因为他们平时玩飞镖、多米诺骨牌，还有其他各种各样要求人精于算术的游戏。如果你看看我曾经工作的交易大厅，你就会发现大多数交易员都曾是街头男孩。他们混过街市，性格坚韧，随时对身边情况有准备，牙尖嘴利，有着街头智慧，算术飞快。我是这么干的，打个比方，我要帮客户卖100份险额，先有人买了20份，然后15份，然后6份，于是我就卖了41份，又有人买了8份，就卖掉了49份，再来17份，我就卖了66份，还剩34份要完成。他们算术都很快，这跟在街市摆过摊的经历息息相关，比如在过去某个周六下午的摊位上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亲爱的，那个5英镑，加上那个就11英镑，哦还要一个这个对吧，那就再加4英镑。”他们的技能和市场交易简直是绝配，因为他们的性格非常有进攻性。他们不像牛津、剑桥出来的那些人，从出生就被包在棉花里面呵护着长大，这些名校毕业生很有可能从来没经历过什么事，甚至可能从来没见过黑人。那些上私立学校的人只跟和他们长得一样的人混在一起，他们从来没见过人打架或因为特别小的事情——比如喜欢听奇奇怪怪的音乐——被打。他们什么都没见过，好像在贝壳里面长大的一样。这样的人在人工喊价的交易大厅是不适合的，他们没有进攻性。所以，很多在伦敦东区长大的人，都选择在交易大厅工作。

你有可能出门被公交车撞到，可能会遇上意外，甚至可能在地铁里从电梯上滚下来，撞个脑袋开花。所有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难道你就因此躲在家里，裹紧被子不出门吗？其实按照概率来说，我们死于别的事件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死于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在伦敦，关于这种事情还有些笑谈呢。

这是非常适合我们这样的人工作的地方，因为我们脑筋转得快，对数字敏感，也不怕释放出我们的进攻性，有点像是曼联或者切尔西球队在金融城工作的感觉。人在年轻时，都想赚快钱。这两者相辅相成。想赚快钱，不可能选择当坐办公室的会计吧？年轻人都想去那些充满活力、到处都是美女的地方。在寿险市场，35岁以下的人有3,500个——2,500个男的，1,000个女的。那真是理想的工作地点。每个人都想在那里工作，其他地方都没什么吸引人的东西。

在七七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日（七七爆炸案发生在周四），人们计划在白金汉宫前的林荫路进行游行悼念。游行开始之前大家想，会有人出现吗？而最终，数千人参加了游行，表达“我们不会被打倒”的信念。恐怖主义不会打倒我们。警方肯定为此经历了一场安保和游行安排的噩梦，但那场活动实在令人震撼。

我工作时候的打扮比较像上班族，但也有我的个人特色。我所有的西装都是手工缝制的，我找了一位裁缝，专门定制我的西装，这位裁缝以前给保罗·韦勒<a id="ch17-back" href="#ch17">⁽¹⁷⁾</a>和果酱乐队<a id="ch18-back" href="#ch18">⁽¹⁸⁾</a>做过衣服。所以我所有的西装也都带着一种摩斯风格。他的店在莱顿，果酱乐队成名之前，没有钱去萨维尔街<a id="ch19-back" href="#ch19">⁽¹⁹⁾</a>那样的地方做西装，于是就找莱顿的这个裁缝。如果你看果酱乐队的很多旧唱片的封面，特别是看看封面中的保罗·韦勒——他可真是个标志性人物——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我那个裁缝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