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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他肯定是吸得神志不清了。吸毒之后兴奋起来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不是。”
“他吸毒吗？”
“那么他们会说：‘啊哈，是伯纳德·罗登巴尔，那个小偷，让我们通过电话线把他抓起来。’天哪，伯尼，你认为我对电话号码太过偏执，而你自己却不敢打电话？”
“不，可我看过他的档案。你会发现他十分狡猾，还有他总是与暴力保持距离。不过这次他却马虎得不仅留下了指纹，还杀了个女人。你知道我认为是什么原因吗？我猜是毒品。”
“他们会打过来。”我说。
“你认识他？”
“嗯？”
“越老越马虎，少了那种细致。他以前是那种作案时一定戴着橡皮手套，不留下任何指纹的人。”
“如果你刊登的是一则有电话号码的广告，为了证实不是有人在开玩笑，他们会打一个电话过来。刚才电话一直响，而我却没有接，我想到《纽约时报》一定会打电话来确认，但我怎么知道电话是不是他们打的？偏执，或许吧，但看起来等你回来打这个电话似乎要简单得多，不过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了。你会帮我登这则广告的，是不是？”
“他真是太不小心了。”我说。
“当然。”她说，电话铃响了，她伸手去接电话。
“毫无疑问，”他说，“是罗登巴尔杀了她。一枪毙命，近距离，正中前额。法医报告说是立刻死亡，其实即使不是医生也可以确定这一点。他在两幢公寓都留下了指纹。”
“喂？”然后她接着说，“听着，我现在不能跟你说话。你在哪儿，我过一会儿打给你。”停顿。“有人在？不，当然不是。”停顿。“我那时在店里。哦，好，我整天进进出出。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停顿。“妈的，我不能再聊了——”她把话筒从耳旁移开，恳求似的看着我，“她挂断了。”她说。
我刚把电话挂上，它又响了起来。我拿起一壶刚煮好的咖啡，电话铃声停了。我走过去，正要再拨一个电话时，它又响了。我等它停止，然后打了个电话给警方。这次我是《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的菲尔·厄班尼克，在克里夫兰那头一无所获，所以打电话到纽约来碰碰运气。结果一个警察把我推给另一个警察，拿着电话等了很久，就在我几乎认定他们除了玛德琳·波洛克已经死了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时候，最后一个和我谈话的警察让我确定了另外一件事情。
“兰蒂？”
“天哪，”他说，“你的口气好像是在写我们的社论。”
“还会有谁？她以为我旁边有人。”
“我的意思是世事难料，”我马上说，“现在罪犯钻司法漏洞的技巧可是越来越高明了。”
“是有啊。”
“嗯？”
“是啊，不过她以为你是个女人。”
“别那么肯定。”我说。
“一定是我的声音太尖了。”
“只不过这次他杀了人。这回他们可饶不了他，他的名字以前就在报上出现过，行窃的时候被牵扯到凶杀案里。到目前为止他总是能顺利脱身，不过这次他可逃不了喽。”
“嗯？你什么都没说啊。哦，我知道了，你在开玩笑。”
“只是个贼。”我重复了一遍。
“本来就是个玩笑。”
“这个罗登巴尔，”《每日新闻》的那家伙继续说道，“他们明后天就会把他抓到，然后这新闻就告一段落了。没有感情纠纷，没有什么煽情的东西。他只是个贼。”
“是啊。”她看着话筒，摇摇头，挂上了它。“她早上一直打电话过来，”她说，“还打到店里，我不在，很显然的，现在她以为——”她嘴角的弧线慢慢上扬，最后终于灿烂地展了开来。“怎么样，那女人吃醋喽。”
我也不知道，于是放下不提。
“那样好吗？”
打到《每日新闻》的电话也毫无所获。接电话的男人说，他不知道《纽约时报》从哪儿知道波洛克是心理医师的，他怎么有个印象觉得她是某人的情妇，不过他们并没有去深入挖掘这条新闻，因为她不过是被闯空门败露后愤而行凶的惯偷所杀。“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新闻，”他说，“我们登出这条新闻是因为它发生在上东区。你知道，那里是高级住宅区，我不知道该说它相当于克里夫兰的哪里。”
“太完美了。”电话又响了，是兰蒂。我尽量不去注意她们的对话。卡洛琳的最后一句话是：“哦，你有权知道谁在我这里？很好，让我告诉你谁在我这里。我那住在巴斯海滩的姑妈来了。你以为你是全曼哈顿唯一有住在巴斯海滩的神秘姑妈的女人吗？”
他们的答案多半是否定的。没有任何关于亲戚的消息，至于她十四个月前租下六十六街公寓之前住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更无从得知她之前是否住在克里夫兰，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搬去俄亥俄州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她挂断电话，容光焕发。“给我那个广告，”她说，“快，在她再打来之前。你不会相信她吃醋吃得多厉害。”
我打电话给《纽约时报》，接通了某个跑纽约市新闻的记者。我说我是克里夫兰一家报社的记者，叫亚特·马特洛维奇，我们认为波洛克女士可能以前是克里夫兰的居民，问他们是否有关于她的其他一些资料而没有登在报上的。
她登了广告，回了对方打来查证的电话。然后她开始准备午餐，先把面包、乳酪摆在桌子上，再打开几瓶果酱，这时电话又响了。“兰蒂，”她说，“我不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