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满汉之争中的传教士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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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满人权贵暗中帮助，传教士在整个历狱后，才有可能全身而退。刚开始的时候，杨光先的参劾中还提到天主教是外来的邪教，有谋反的举动。当时满人人京仅二十年，各地反清复明的活动还此起彼伏。谋反的指控在当时是很敏感也很现实的问题。因而各地的传教士被召到了北京，接受审问。大家都很惶恐，不知道最后审问的结果会是什么。他们都很担心半个世纪前（1620年代）日本禁止天主教的历史会重演。传教士最初是被礼部审问的，后来礼部给出的建议是禁止天主教，没收教堂。但满人主导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并没有发现这些传教士有谋反行为，因而对于天主教和传教士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惩处。后来汤若望获罪，完全是因为他钦天监监正的身份：判决和他的职务相关，和他传教士的身份以及天主教都没有关系。在汤若望的死罪赦免以后，北京的另外三个传教士也被允许留下来，汤若望就由他们照顾。之前传言要没收、拆毁北京的教堂，后来也允准全部保留、维护。55被召到北京的传教士，本来是要安排送到澳门。但人到广州后，就得到了当时两广总督的接待，他们也就留在了广州。

传教士在顺治身边走动，为整个传教事业换来了十多年风平浪静的局面。传教士的好日子在顺治死后四年，也就是1664年结束。这一年，汤若望被参劾，罪名包括谋反在内的多条。大部分罪名经审查都子虚乌有，但汤若望还是栽在一桩他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上。1658年，也就是被参劾前六年，那时顺治还健在。顺治最爱的董鄂妃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可惜三个月就夭折了。朝廷各部门各司其职，按照既定程序把这个夭折的皇子安葬了。而汤若望最后被定罪的关键一条，就是他把这位皇子埋葬地的风水算错了，而且被认定这导致了二十三岁的顺治在皇子下葬后不到三年，也就是1661年，就英年早逝了。汤若望是当时负责选风水的钦天监监正，是该部门的第一负责人。参劾汤若望的核心人物是杨光先（1597-1669），他在崇祯时期就以参劾大臣得名。除了参劾葬址风水问题以外，杨光先还参劾了汤若望和他的天主教有谋反举动，因此全国各地的传教士都被各省官员押送到京接受调查。经过八个月的调查，1665年4月朝廷认定钦天监确实选址有误，但是传教士没有谋反之事。结案结论是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内一帮汉官是有意错选埋葬风水，判决凌迟处死。巧合的是，结案不久，北京发生了一场地震，当时人认为这是案中有冤情之故。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太皇太后直接出面干预，汤若望被赦免死罪。不过，其他汉官没有被赦免，只是没有凌迟，5月被处斩了。

小结

传教士被抓

历狱本来只是康熙早年辅政大臣时期一件普通的宫廷案例。从清官方记载来看，这个案子并不是什么大案。但它的特别之处是在朝廷以外还留下许多记载。早在参劾汤若望之前五年，杨光先就开始写文章反对天主教和西洋人。他写的文章都是檄文性质的，言辞激烈，总体思路就是天主教是邪教，有违中华传统。其中比较有名的两篇是1659年写的《辟邪论》和后来的《请诛邪教状》。在1664年参劾汤若望的同时，杨光先还把他写的反天主教、反西洋人的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不得已》出版。面对杨光先的挑战，传教士除了用中文写文章回应以外，还将事件经过细节记录下来，发回欧洲。杨光先和传教士一攻一守的文字往来，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公开的素材。19世纪后，无论是讲西方入侵、帝国主义，还是中西文明冲突，后世史家都能在这个案子中找到材料。这也是这个案子在中西交往史方面的书籍中经常出现的原因。反而是案子的满文庭审记录，最近几年才陆续出版公开。从庭审记录看，汤若望被定罪并非因为他是洋人，也并非因为他是天主教神父，而是因为他是钦天监监正，是这个朝廷机构的一把手。作为朝廷官员，他在这个案子中受到牵连，这是典型的朝廷争斗，不涉及“中西文明冲突”这些后世才关心的历史大问题。

不过，十几岁的顺治皇帝虽然对汤若望讲的东西以及安文思带来的西方机械小物件都有兴趣，但这并不是这些传教士能够接近顺治的原因。准确来说，应该是这些传教士首先找到了关系，有机会接近顺治，顺治才开始对他们的东西感兴趣。汤若望是范文程引荐给顺治的，而安文思是通过佟家的关系接触到的顺治。另外，顺治虽然对传教士讲的东西有兴趣，但他自己是虔诚信佛的，他把浙江天童寺住持木陈忞请入宫中内廷，常年讲法。8汤若望写回欧洲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说顺治常年被和尚“迷惑”。”顺治笃信佛教，后来还一度在宫中落发潜修。以至于后来民间有传说，他并没有去世而是上五台山出家了。所以传教士虽然和顺治有很多往来，但这些往来停留在世俗层面，是基于君臣关系和主奴关系的，和天主教信仰无关。10

在鳌拜等辅政大臣当权的朝堂政治中，汤若望被视为汉官势力中的重要一员，而且有特殊能力，被视为类似满人巫师一样的存在。打击汤若望其实就是满人当时打击朝廷汉官势力中的一环。1664年杨光先开始参劾汤若望之时，正是鳌拜等辅政大臣掌朝的第四年。这几年中，打击汉官势力，恢复满人传统，加强满人统治是辅政大臣一直在干的事。尽管看上去，汤若望是被主攻的对象，实际上，辅政大臣的目标是钦天监中的所有汉官。因而在最后的判罚中，虽然汤若望的死罪被赦免，辅政大臣还是处斩了汉官。案子结束后，杨光先被授命负责钦天监的技术部分，而从刑部抽调了一个既不懂天文也不懂占算的马沽到钦天监做监正。马沽能坐上这个位置，唯一的理由大约是他那地道的满人身份。这样马沽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管理钦天监的满人。56杨光先参劾汤若望的案子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中国人在参劾一个西洋人，但本质是当时朝堂上的满汉之争。57

卫匡国神父返华后五年，于1661年病逝于杭州，他是第一个回欧洲乐观介绍清朝统治的神父。他对未来的乐观估计首先来自于他自己的切身感受。当清朝军队打到浙江的时候，并没有为难他，反而对他礼遇有加，后来还保护了他和他的教堂。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北京耶稣会传教士的消息，他们已经在北京朝廷建立起了关系网。当时汤若望在清廷做官，同时还和顺治皇帝有私交。那时在华的传教士都知道，顺治皇帝几次拜访汤若望的教堂，还公开用满文喊汤若望爷爷（玛法）。另一方面，利类思和安文思神父在北京与佟家有关系，而且在佟家引荐下，顺治皇帝让安文思做自己西洋器物的管家。”前文已经提到过，汤若望与利类思、安文思神父分属两派，互相不合，但神奇的是，两派都通过自己的关系网与顺治皇帝建立起了私人关系，并且都得到了顺治的信任。比起明朝崇祯的时候，传教士在顺治这里的情况可以说要好很多。对于传教士来说，顺治皇帝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符号，反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可以一起谈话聊天的皇帝。

尽管历狱本身跟天主教传播没有多大关系，但它的确影响了后来传教士在华传播天主教的方针策略。在历狱之前，北京有两座教堂，一座是汤若望的教堂，一座是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位神父的东堂。1665年，汤若望被赶出他的教堂，教堂被朝廷征用，杨光先作为钦天监官员入住。58中风的汤若望被迫迁往东堂居住，并在一年后去世（1666年）。这样后来的天主教在康熙时代的传播是从利类思、安文思以及南怀仁一起驻扎的东堂开始的。

澳门隔岸观火的传教士，可能由于身在局外，因而罗马认为他们发回的报告更客观。经过比较和对形势的推测，澳门传教士认为在清廷的汤若望比在南明朝廷的传教士对未来在华的传教事业发展更有利。41650年，卫匡国神父被派遣返回欧洲全面报告在华的传教事业。卫匡国神父对满人统治持正面意见，这和他自己以及北京神父与满人高层的接触有关，他们认为满人统治是有利于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除了向罗马汇报在华传教事业以外，卫匡国神父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欧洲招募更多的神父到中国来传教，为长期在华传教打下基础。卫匡国神父还带了一个年轻的华人到欧洲学习天主教。这个人叫郑玛诺，字惟信，后来在欧洲加入了耶稣会，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加入耶稣会的华人神父。5卫匡国1653年到达挪威，从那里进入欧洲大陆。去罗马汇报之前，他用了一年时间在欧洲各国巡游，积极宣传中国的传教事业。这一年中，他还出版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一本叫《鞑靼战纪》，就是关于满人历史以及他们如何一步步征服中国的书。这三本书在当时都是畅销书，被翻译成了欧洲各种文字。1656年，返回中国的时候，卫匡国顺利招募到十名传教士跟他一起到中国。

历狱给了传教士们一个深刻的教训：算命风水这些领域触碰不得。尽管短期之内可能吸引信众，对传教有利，但算命风水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所以最好避而远之。康熙亲政以后，委派南怀仁掌管钦天监。南怀仁就吸取教训，坚决只做天文观测，不触碰测算部分。

从传教角度看，追随南明朝廷的传教士还是很成功的。他们已经成功接触到了南明皇帝及其身边的人。卜弥格（Michel Boym）和瞿安德（Andreas Xavier Koffler）神父为南明永历帝的生母王太后施洗，给她取的天主教名字为海伦娜（Helena）。瞿安德神父把王太后受洗的消息传回了欧洲，认为要是南明能够复国，会对天主教在华传播极其有利。卜弥格神父更是在1651年带着王太后的信，返回了欧洲，甚至在欧洲游说各国派兵援助南明。3

同时，历狱还让当时的传教士们充分认识到，大清已是满人的天下了。自从明中后期入华以来，传教士一直认为士大夫是促成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关键，因而他们一直在努力融入士大夫圈子。但经过历狱，他们发现跟汉人士大夫的关系在关键时刻不仅没有多大用处，还有可能招来祸事。于是他们开始转向，将满人权贵圈层作为主要的接近目标。后来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驻扎北京的，满语学习也都排在了汉语学习之前。从此以后，传教士和汉人士大夫的往来大大减少。很多史书中都注意到了这一转变，但大都认为这是文人士大夫在清朝以后渐渐对传教士的西方学问失去了兴趣。59其实不然，不是文人士子口味变了，而是传教士不再热衷于结交文人士子了，毕竟传教士是来华传教的，不是来推介西学的。

1650年以后，尽管南方很多传教士知道清军势如破竹，一路向南，也知道汤若望神父在北京大清朝廷中有了官位，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南明复国的希望。来华的传教士文化程度都很高，他们内心深处是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希望明朝能够复国。他们当时叫满人为“鞑靼”人，认为满人入侵是蛮族入侵。“鞑靼”这个词本身在欧洲就有来自蛮荒之地的意思。现在一些欧洲餐馆的菜谱上还能看到一道菜叫“鞑靼牛肉”（Tartar Steak）。这道菜的主体是一个生鸡蛋打开后淋在一块切成肉末的生牛肉上。整盘菜完全生吃，不做任何烹调。“鞑靼牛肉”是不是真的来自满人已不可考，不过这道菜很具体形象地刻画出欧洲人印象中“鞑靼”的原始感。

传教士对权势等各种利害关系看得很清楚。历狱结束后，他们不计前嫌，抓住一切机会结交满人权贵。辅政大臣之一的苏克萨哈当初是支持杨光先的，但安文思神父利用自己的知识，帮苏克萨哈家打井，还帮他制作了方便取水的工具，就这样在历狱结束不到一年时间，已成为了他家的常客。60

明清之交，战争连绵，人口锐减。据估计，大概有四千万人死亡，占了当时两亿人口的20％。面对尸横遍野的场面，传教士将其比喻为基督教传说中的“最后审判”。2在那些动荡的岁月中，在华教会并没有统一的部署，传教士投靠归顺哪一方，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已对形势的判断和估计。汤若望神父在清军入京以后就归顺了大清。但谢务禄神父就死心塌地地效忠于明朝廷，跟着南明朝廷一路南撤。另外，浙江的耶稣会神父卫匡国先是忠于南明朝廷，后来1645年清军打到浙江的时候，他按照清军要求换了一身衣服，就算投靠满人了。当时，教会没有办法准确预测到底明清双方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因而到底该投靠哪一方，完全是传教士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