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藩篱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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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一开始干的是美团众包,后来发现自己抢单不占优势,就开始干专送。专送以派单为主,有专门的站点管理,有固定工作时长。但是她并不为难,因为两人不在家吃饭,租住的房子家务活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她可以干全职专送。
在被问及这个工作苦不苦时,秀琴想了想,笑着说:“苦,也不苦,只要你肯吃苦。”在渭南这个小城里,与秀琴一起跑单的女骑手并不罕见。通过询问和观察,我发现这里的“宝妈”群体能够占到两三成,远远高于在大城市中的比例。零工经济在这些年有一个显著的市场“下沉”,确实促进了女性的在地化就业。原本被困家中的妈妈群体,在这些年开始频繁进出于电商、直播、快递、外卖等行业。一位与秀琴一起等单的男骑手这样说:
他(丈夫)差不多一个月一万,他挣得多点。我一个月七八千。租房子一个月八百,两个摩托车油钱六百多,电话费两百。忙的时候在外面吃,回家做饭很少,都是买着吃。不是点外卖,就是买点熟食、馒头。两个人(一个月)两千五百多。其他的有个一两千开销。两个人家务没啥了,有洗衣机洗衣服。省下的钱攒着或者寄回家。
说句实在话,女的,能出来跑单的,都是娃儿他妈!懂吗,都是有孩子的,闲着没事,出来挣点零花钱。姑娘家,没人干。你去问问,(她们)都是当地人,熟悉交通,也认识人。到点下班,晚上回去带娃。
我们那边是盖房子,但是盖房子也(需要)不少钱。孩子还要上学、娶媳妇……想想就头疼。老大上小学,寄宿学校,一年大概一万左右;老二跟着我父母,花不了啥钱。我想起来就给父母点钱,让他们看孩子。两个孩子自己玩,属于散养,没上兴趣班。
与外卖夫妻档、离异女骑手不同的是,小城女骑手更多地是出于“打零工挣点零花钱、补贴家用”的目的加入外卖。秀琴的丈夫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工作相对稳定,额外的收入让她感觉手头宽裕很多。当然,不同的家庭状况对于小城妈妈们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有些女性觉得自己是在“打下手”、“挣点小钱”,这份工作并非长久之计;也有一些女性面对家庭的经济危机十分困扰,在家庭与工作之间奔波,疲惫不堪。
来自河北的陈美,2020年5月开始在北京跑外卖。2019年她丈夫在朋友的介绍下到北京跑外卖,觉得活儿不累,就介绍给她。陈美初中没毕业,17岁和丈夫结了婚,生了两个娃。有了第一个娃之后,陈美来北京跟丈夫住在一起,丈夫在外打工,她在家里带娃。第一个娃三岁的时候,他们把孩子带回老家,由婆婆帮忙带着,两口子开始一起在北京打工。跑外卖之前,陈美在小吃店烙过饼,在餐厅当过服务员。两人在北京郊区昌平租了一间公寓,是三十多平米的一个大房间。他们用隔板把房间重新做了分隔,有了一个浴室、一个厨房。房租一个月七百,加上水电,共八百左右。陈美对租金价格很满意。相比于住在城区附近的外卖员,他们的租金更便宜,房子空间也更大一点。陈美皮肤白皙,脸上有跑外卖晒出的斑点。她说话慢声细语,有着年轻母亲特有的温和。问及两人的收入,她低下头,仔细地想了想,轻叹了一口气,开始盘算:
芳利是湖南湘阴的一名兼职骑手。她的丈夫在老家开彩票站,不怎么赚钱。两人有一个上初中的儿子。为了攒够给孩子的学费,芳利2021年开始跑外卖。为了多挣点钱,芳利的工作时间与全职骑手并无两样,每天都在十小时以上。我与调研小组的同学对她进行了远程访谈。由于疫情的冲击,芳利不得不奔波于家庭和工作之间:
超过1/3的女骑手表示,自己来到大城市是因为丈夫也在同一城市打工,他们需要一起攒钱,寄回家里,养老人和孩子。之所以选择跑外卖,有的表示是因为“找工作困难”,有的是觉得“跑外卖赚钱”。有趣的是,11位女性当中有6人表示自己的丈夫也在跑外卖。她们找工作的“一般模式”是,自己的丈夫先去大城市跑外卖,接触一段时间后,感觉还可以,就介绍给自己妻子,妻子再加入。外卖“夫妻档”是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的很有趣的现象。这样的夫妻档的生活背景也大致相似。他们往往来自农村,育有两个娃娃,且多是男孩。来到大城市,他们的目标是“快速攒钱”,用来赡养老人、给娃娃交学费、盖房子、还债等,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还会提到买车、在县城买房等。由于孩子多留给祖辈照看,他们会比别的打工者更加频繁地往返老家。上有老、下有小的生计现实让夫妻两人在大城市租房、吃饭时十分节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