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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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期间，符合条件上岗的骑手十分有限，这使订单价格一度飙升，骑手订单数量也大幅增加。看到单量比平时多，单价也每单提升了一元，吴晓苓既高兴又有干劲。她平均一天跑六十多单，收入在五六百元。晓苓心直口快，说话不隐藏。“超市那些人看着我拎那么多东西，说我真厉害。我说我就是个女汉子，不怕累，就怕没钱。（笑）……平常我也没什么烦心事，就怕没单，没单我就烦得很。”我问她吃饭如何解决，她说：

夏日的一个傍晚，我和学生第一次来到小武基村。相较于不远处林立的高楼，小武基村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站在村口，除了听到萧太后河水流的哗哗声，还能够看见不远处烟雾缭绕的烧烤摊，听到偶尔传来的水果叫卖声。与珠三角地区的“握手楼”类似，小武基村里的建筑密集，纵横交错。但历经多轮城建改造，小武基村剩下的大多是两三层的建筑。这些建筑多由当地村民建造，为了出租方便，一般是建成联排的出租屋。走廊狭长，站在楼梯口能够一眼望到头。大部分出租屋共用厨房和卫生间，稍微好一点的有单独的厨卫。走进村里，扑入眼帘的是拥挤感和烟火气。楼梯附近的电线杆上缠绕着一圈圈杂乱无章的电线，电线杆之间的细绳上晒满了各色衣物，窗户外的护栏边堆放着装在编织袋里的、不知道是什么的杂物。街道望过去一片漆黑，只有路灯下的一圈亮着，大人找了野餐垫铺在地上，围在一起打牌，孩子在旁边打闹。走过一排排出租屋，可以看见已经收工回家的人蹲在水龙头前洗脸或者在布满油污的炉灶前炒菜。

老公做给我，他做好了就给我打电话。我去小区门口。他隔着栅栏把饭递给我，我吃完再把碗筷递回去。我蹲在小区门口，他等我吃完，收走碗筷。……大家说我像个要饭的。

大城市中现代都市风貌与星罗棋布的城中村的共生一直是中国城镇化的特色。据传，小武基村旧时有集市，每月初五赶集，“五集”的谐音是“武基”，又因为其东南处有一个叫作“大武基”的地方，因此得名“小武基”。小武基村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位于东四环外。从地图上看，小武基村的背面是北京欢乐谷，一个主题公园，村中有一条名叫“萧太后”的小河，历史上说此河通航运，现如今几乎变成了一条小溪。河两岸稀稀疏疏地有一些饭馆、修车铺、水果摊。听住在村里的骑手说，村落很大，有数千人。

说到这里，她哈哈大笑起来。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从小区楼上拍到她蹲在门口吃饭的情景，并转给周边的骑手看。大家在微信群里纷纷评论，觉得既好笑又心酸。吴晓苓对此并不在意，她觉得自己能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时候出来跑单很幸运。同时，她觉得自己能够在大家都需要骑手的时候为大家服务，也很开心。她分享了自己如何跑了很多地方，给住院的老人买到药品并免费送过去的事情。“做点好事，心里舒服”。

小武基村是北京东四环外的一个城中村。在土地规划、城市地理学的范畴内，“城中村”主要指在城市化扩张中转型不完善而兼具城乡二元结构的农村社区。之所以得名“城中村”，主要是因为其坐落于城市区域内，但其内部的社会关系、生活习惯等依旧延续了乡村的生产生活传统。城中村伴随着中国加速的城镇化、农民工群体的大量流动而出现。20世纪90年代，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边缘地区用地被大范围纳入城市规划之中，大量的村落因此被包围其中，但因为村民补偿和土地安置费用巨大，城市政府大多选择“获取农村耕地、绕开村落居民点及村民”的办法。于是，城中村成为中国大城市中一道独特的景观，大量外来人口寄居于此，原住村落逐步聚集起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流动社群。

如果既往的论述是在强调骑手的流动劳动如何制造了他们不同于城市居民的时间、空间和风险并最终使他们进一步对城市产生一种疏离感，那么这场疫情在很大程度上使一些骑手开始尝试感受并认识自己与城市的联结感。在大难面前，情感的联结再一次涌现出来。

城中村

一个刚从成都跑来上海打工的19岁骑手，在疫情期间，除了外出跑单，每天下午都会坚持在小区做义工，他说，“挣钱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互相帮助”。毫无疑问，即便所来之处是临时的生存空间，做义工的这位外卖骑手仍旧带着自己的责任感和行动力。疫情防控的共同困难让一些骑手更加积极而努力地融入到城市服务中。送单服务和城市生活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联结，这种联结感随即转化成了他们的自豪感，即当大多数人无法走上街头之际，骑手的流动劳动能够帮到很多人，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上海疫情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与调研小组希望一起记录下这一特殊时期的骑手劳动。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再次回头观望骑手的区隔劳动时，仍旧能够记得，疫情如何短暂地成为外卖骑手融入城市和社区的催化剂，让他们感受到自我的存在价值。